遠看琉璃近看瓷，琉璃在皇家建築中有著畫龍點睛的地位。京西琉璃渠，曾經的皇家官窯廠經過保護利用，“重生”為(wei) 金隅琉璃文化創意產(chan) 業(ye) 園，預計二期工程完成後，今年10月對外開放。

　　琉璃渠和琉璃結緣，可以追溯到何時呢？

　　1.一方殘片

　　門頭溝一帶都知道早年間有個(ge) “琉璃趙家”。清末時趙春宜是“琉璃趙家”的第30代傳(chuan) 人，官居五品工部員外郎，慈禧興(xing) 建頤和園、西苑三海擴建、天壇與(yu) 太和門大修等工程所需的琉璃構件，都由他主持燒造。

　　1932年9月，《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三卷第三期發表了劉敦楨的《琉璃窯軼聞》，文中寫(xie) 道：“現存琉璃窯最古者，當推北平趙氏為(wei) 最，即俗呼官窯或西窯，元時自山西遷來，初建窯宣武門外海王村，嗣擴增於(yu) 西山門頭溝琉璃渠村，充廠商，承造元、明、清三代宮殿、陵寢、壇廟各色琉璃作，垂七百年於(yu) 茲(zi) 。”彼時北平趙氏的掌門人，是趙春宜的後人趙雪舫。

　　劉敦楨說北平趙氏在琉璃渠村燒製琉璃，“垂七百年於(yu) 茲(zi) ”，這是從(cong) 元代開始算起的。《元史·百官誌》中記載：“大都四窯場，秩從(cong) 六品，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領匠夫三百餘(yu) 戶，營造素白琉璃磚瓦，隸少府監。至元十三年置。其屬三：南窯場，大使、副使各一員。中統四年置。西窯場，大使、副使各一員。至元四年置。琉璃局，大使、副使各一員。中統四年置。”

　　這或許是官辦琉璃窯最早的文獻記錄。但琉璃渠所在的九龍山下開始燒造琉璃的時間肯定早於(yu) 此。

　　1983年7月，在琉璃渠村北約1.5公裏的龍泉務村遼代瓷窯遺址中出土了四件琉璃製品，其中包括遼三彩琉璃坐式菩薩像二尊、跏趺坐式佛像一尊和高托蓮花瓣佛座，無論是塑製水平還是藝術水準都堪稱上乘。與(yu) 這些琉璃製品同時出土的“壽昌五年”（1099年）戳記琉璃殘片證實，早在一千年前的遼代，京西龍泉務、琉璃渠一帶就已經開始生產(chan) 極為(wei) 精美的琉璃製品。元朝初年，琉璃局領匠夫三百餘(yu) 戶，這麽(me) 大規模的窯場一定是在遼金時期舊有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那麽(me) ，在遼金時期的九龍山下，何以能出現如此宏大的琉璃窯場、如此高超的燒製技藝？

　　一般認為(wei) ，九龍山下作為(wei) 琉璃窯場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這裏出產(chan) 的坩子土含鐵量少，成胚後色澤月白，不會(hui) 影響釉色呈現，其它地區的坩子土難以與(yu) 之媲美。同時，琉璃渠村又緊鄰永定河，水源充沛，交通便利，既不會(hui) 遠離京城增加運輸成本，又避免離京城太近而汙染環境。

　　從(cong) 遼金到明清，琉璃燒製始終集中在太行山一線，尤其以京西和山西的工匠為(wei) 冠，這不得不說與(yu) 琉璃西來的曆史有關(guan) 。

　　2.琉璃西來

　　琉璃工藝原本出自西域。一般認為(wei) ，漢代時期已經明確出現了建築琉璃的生產(chan) 與(yu) 使用。西漢劉歆的《西京雜記》中說：“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砌皆銅……窗扉多是綠琉璃，亦皆達照，毛發不得藏焉。”可見西漢時琉璃多以透明琉璃料件為(wei) 主，作為(wei) 室內(nei) 裝飾而非建築構件使用。隨著與(yu) 西域交往日益加強，大月氏商人帶來了西域先進的琉璃瓦燒製技術，大約到了北魏時期，琉璃瓦已經開始用於(yu) 皇家建築。

　　與(yu) 普通磚瓦材料相比，琉璃曆經日曬雨淋仍能保持豔麗(li) 光澤，經久不變。據《北史·西域列傳(chuan) 》記載，北魏太武帝時（424年），太武帝聽從(cong) 大月氏商人的建議，在京師附近建立“天工坊”開始燒造琉璃，其光澤甚至比西方運來的還美。隨後，這些琉璃瓦被安在皇宮屋頂上，“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wei) 神明所作”。

　　自隋唐到遼金，長城腳下活躍的民族頻繁互動交流，是西域琉璃技術紮根中國大地的重要原因。唐代時，北京西山一帶各族雜居，不僅(jin) 有原居東(dong) 北地區和北亞(ya) 的契丹、奚人、新羅等族“歸義(yi) ”，也有不少來自西域和中亞(ya) 的人民居住。吐蕃鬆讚幹布的大相祿東(dong) 讚，其六世孫論博言娶檢校太府卿兼禦史中丞中山劉騽長女為(wei) 妻，鹹通六年（865年）病故，其子從(cong) 禮為(wei) 幽州節度牙門將，將夫婦二人合葬於(yu) 西山腳下今石景山古城村。這種文明高度交流融合的態勢，一直保持到了遼金元時期。

　　與(yu) 以往將宋視為(wei) “文明”、遼金視為(wei) “野蠻”的印象不同，遼代的北京地區橫跨“華夷”兩(liang) 種文明，溝通農(nong) 耕與(yu) 草原兩(liang) 片土地。來自西域的琉璃就在此時此地大放異彩。尤其是遼代統治者崇信佛教，此時的北京在整個(ge) 東(dong) 亞(ya) 佛教文化圈居於(yu) 中心地位。“鄰邦父老、絕域羌渾並越境冒刑，捐軀歸命。”（語出遼大安七年《馬鞍山故崇祿大夫守司空傳(chuan) 菩薩戒壇主大師遺行碑》）

　　龍泉務中的遼三彩佛像也應放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去理解。隨著元朝的建立，興(xing) 建大都為(wei) 琉璃燒製提供了更廣闊的用武之地。馬可·波羅描述他在大都看到的宮殿：“屋頂的外邊飾以各種顏色，如紅、綠、藍、紫，十分堅固，足以經受漫長歲月的考驗。窗上玻璃的裝置，也極為(wei) 精致，猶如透風的水晶。”可以合理推測，這些令馬可·波羅目眩神迷的琉璃瓦飾，很多都是在琉璃渠的窯場中燒製的。

　　在百川歸海般的文化融入過程中，來自山西的趙氏家族也從(cong) 山西榆次來到京城，但同時仍然保留著與(yu) 山西工匠的穩定聯係。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琉璃趙家”的掌門人趙邦慶牽頭在琉璃渠村設“山西義(yi) 墳”，埋葬山西老鄉(xiang) 的遺骸。門頭溝三家店的“山西公議局”，在清末時仍然由趙春宜擔任經理。同樣來自山西的侯氏，明萬(wan) 曆三十五年（1607年）由山西介休縣賈村遷移至遼寧沈陽，入清後為(wei) 沈陽的清皇宮燒琉璃，亦有皇商的地位。

　　根據劉敦楨的調查，侯氏和趙氏互通聲氣，有大型工程則互相挹注，這種關(guan) 係至少維持到民國時期。透過“琉璃趙家”這扇窗口，我們(men) 看到的是從(cong) 北京，到華北，再到整個(ge) 世界的宏大文化網絡。

　　3.東(dong) 方標誌

　　有趣的是，本來是文化交流產(chan) 物的琉璃，在近代東(dong) 西方文明的劇烈碰撞中，卻成為(wei) 東(dong) 方建築幾乎“唯一”標誌。

　　梁思成很早就注意到，清末民初的建築複古浪潮中，一大批西方建築師希望結合中國建築的固有樣式與(yu) 西方現代建築的結構，但真正被使用的中國符號往往隻有琉璃瓦，典型代表有北京協和醫院、燕京大學、濟南齊魯大學、南京金陵大學、四川華西大學等。

　　“這多處的中國式新建築物，雖然對於(yu) 中國建築趣味精神濃淡不同，設計的優(you) 劣不等，但他們(men) 的通病則全在對於(yu) 中國建築權衡結構缺乏基本的認識一點上。他們(men) 均注意外形的摩（模）仿，而不顧中外結構之異同處，所采用的四角翹起的中國式屋頂，勉強生硬地加在一座洋樓上，其上下結構劃然不同旨趣，除卻琉璃瓦本身顯然代表中國藝術的特征外，其他可以說是仍為(wei) 西洋建築。”（梁思成《〈中國建築設計參考圖集〉序》，《中國營造學社特刊》，1934年）琉璃瓦，成了最先被西方人挑選出來以代表東(dong) 方建築的視覺符號。

　　也正是在同一時期，中國本土現代建築學開始興(xing) 起。西方建築師們(men) 對琉璃瓦的東(dong) 方主義(yi) 式看法當然也影響了中國現代第一批建築研究者，但與(yu) 西人不同的是，本土學者更傾(qing) 向於(yu) 從(cong) 建築史的角度去發掘琉璃製造的技術與(yu) 曆史。1928年，中央大學建築係調查明代報恩寺琉璃塔，專(zhuan) 門調查了南京的琉璃瓦獸(shou) 殘件與(yu) 明代琉璃窯故址——聚寶山官窯。1932年，劉敦楨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發表了《琉璃窯軼聞》，這是第一篇係統研究中國琉璃燒造曆史的文章。尤為(wei) 可貴的是，劉敦楨先生實地調查了當時北平的官窯趙家、私窯“西通和”和遼寧海城縣侯姓窯場，為(wei) 今天的研究留下了寶貴記錄。1935年，梁思成的《中國建築設計參考圖集》一書(shu) 正式出版，其中收錄了“琉璃趙家”設計製作的圖案，琉璃被正式確定為(wei) 中國建築的標誌之一。琉璃不再作為(wei) 東(dong) 方主義(yi) 式的視覺符號出現在建築學中，而是有了深刻的曆史感、民族性與(yu) 文化深度，最終成為(wei) 中華民族悠久曆史、浩瀚背景、宏大知識與(yu) 精微技術的建築證明。

　　2004年，琉璃渠村獲得“中國琉璃文化村”的稱號。2007年，琉璃渠村入選第三批中國曆史文化名村。2008年6月，以琉璃渠村為(wei) 主要傳(chuan) 承地的琉璃燒製技藝，進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chan) 名錄。2018年3月，琉璃渠村入選北京首批市級傳(chuan) 統村落名錄。

　　2022年10月，西山腳下、永定河畔，古窯爐火將再度點燃，五色琉璃將再出世。

　　（作者單位：北京師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