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尚未入園入學的子女，一邊是要保質保量完成的工作任務

　　複工未複學，職場媽媽的“雙重焦慮”如何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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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疫情突至，職場媽媽們(men) 在陪伴孩子度過“漫長假期”的同時，也在經曆複工未複學的煎熬與(yu) 焦慮。疫情防控期間，有未成年子女的雙職工家庭，尤其是職場媽媽有多難？3位職場媽媽分享了她們(men) 的疲憊與(yu) 憂慮、辦法與(yu) 期待。

　　疫情的腳步，沒有在2020年的夏天驟然停下。近來，大連、新疆等地出現小範圍的疫情反複。一邊是尚未入園入學的子女，一邊是需要保質保量完成的工作，複工未複學之時，不少職場媽媽麵臨(lin) 工作與(yu) 照看孩子的雙重壓力。

　　“在公司上班，不用做飯還能午休，居家辦公不僅(jin) 要工作還得照顧孩子。”和錢憶相似，居家辦公期間及“後疫情時期”，很多職場媽媽開啟了打開電腦開視頻會(hui) 議、接打業(ye) 務電話、培訓，與(yu) 輔導孩子上網課、做飯、做家務兼顧的“新日常”。

　　“不得已，我把孩子反鎖在家裏”

　　“雖然早上離開家時，兒(er) 子笑盈盈地目送我，但愛人說，到中午時兒(er) 子哇哇大哭，喊著找媽媽。”談起3歲半的兒(er) 子，張寧寧心裏有著太多愧疚與(yu) 無奈。

　　7月中下旬，隨著新發地疫情及其相關(guan) 傳(chuan) 播擴散的終止，在北京工作的張寧寧從(cong) 第二次居家“雲(yun) 辦公”的模式切換回到單位上班模式。婆婆年逾八旬，靠輪椅行動；丈夫在一家企業(ye) 做司機，經常要出外勤。誰來照料3歲半的幼兒(er) ，難倒了張寧寧一家人。

　　“不得已，我把孩子反鎖在家裏，告訴他遇到危險要大聲呼救。”為(wei) 能正常上班，44歲的張寧寧把兒(er) 子和婆婆反鎖在家裏，並給鄰居留了把鑰匙以應急。在沒有出勤任務時，丈夫會(hui) 在午間回家，備好午飯。

　　複工未複學、幼托機構暫未複托、家中老人無力照料，對於(yu) 不少像張寧寧這樣家有未成年子女的雙職工家庭來說，如何看護孩子成了疫情防控期間的“必答題”。

　　“未成年子女不可能完全脫離父母，特別是疫情期間，他們(men) 更需要父母的陪伴與(yu) 教育。”41歲的職場媽媽錢憶說，兒(er) 子就讀的小學原本已準備開學，但疫情蔓延後，孩子不得不再度居家，“雲(yun) ”開學、“雲(yun) ”上課。

　　為(wei) 照顧兒(er) 子，錢憶與(yu) 丈夫輪流向單位請假，“盡力不讓孩子單獨在家，即便有，也隻有小半天”。

　　不少雙職工家庭表示，孩子到了入園、入校年齡後，就不願再讓操勞多年的老人“搭把手”了。兒(er) 歌裏“爸爸媽媽去上班，我去幼兒(er) 園”的美好生活，在突如其來的疫情麵前變得不堪一擊。

　　在家中安裝視頻監控、教育孩子不給陌生人開門、適當訓練孩子獨自在家的能力……很多職場媽媽表示，受疫情影響，年幼的孩子隻能獨自在家，雖不放心，但也在努力訓練和培養(yang) 孩子獨處的能力與(yu) 安全意識。

　　看似很美，卻“兩(liang) 敗俱傷(shang) ”

　　“每天我都在職工、幼兒(er) 園老師、媽媽3個(ge) 身份中來回切換，感覺有忙不完的事。”31歲的陳彬彬在一家金融企業(ye) 從(cong) 事行政工作，兒(er) 子6歲，奶奶、姥姥輪流來北京幫忙照看。

　　“即便家裏有人幫忙，居家辦公也沒有想象中那麽(me) 美。”疫情形勢嚴(yan) 峻時，陳彬彬一家4口擠在空間不大的房子裏，工作、孩子、家務成了繞不開的“坎兒(er) ”。孩子玩耍吵鬧的聲音、做飯時鍋碗瓢盆的聲音、家人打電話的聲音，此起彼伏，在她看來，家中嘈雜的環境並不適合辦公。

　　此外，有研究顯示，疫情期間的遠程辦公，給人們(men) 帶來更多會(hui) 議和更長的工作時間。“起床就要打開電腦收發郵件，深夜23點還得接電話溝通業(ye) 務。”不少職場媽媽表示，居家辦公弱化了生活與(yu) 工作的邊界。

　　集中工作、熬夜工作成了很多職場媽媽的選擇。“等孩子睡著了，自己有時間獨處了，可以集中幹活兒(er) 。”錢憶說，兒(er) 子上小學後，家長腦力上的疲憊遠超體(ti) 力上的勞累。除了上學校規定的網課，還要學習(xi) 少兒(er) 編程和鋼琴等，“雲(yun) ”學習(xi) 下，更需要引導與(yu) 監督。

　　居家辦公期間，並不算輕鬆的工作與(yu) 需要費心教育的孩子之間相互影響，錢憶說，“有段時間，感覺沮喪(sang) 又焦慮，會(hui) 覺得工作沒有盡善盡美，孩子又沒有明顯的長進。”

　　“雖然很疲累，對孩子很愧疚，但還是以工作為(wei) 重。”對於(yu) 曾經做過3年全職媽媽的張寧寧而言，重返職場並不容易，她格外珍惜這份工作。“公司領導也很照顧我們(men) 家的情況，不要求我每天必須到崗，很感謝這份理解。”

　　期待有更多支持力量

　　在疫情防護的特殊時期，如何看護延遲開學的未成年子女引起了社會(hui) 重視。北京市明確，每戶家庭可有一名職工在家看護未成年子女，期間工資待遇由企業(ye) 按出勤照發。山東(dong) 淄博也倡議，在家看護未成年子女期間，單位、企業(ye) 不應與(yu) 職工解除勞動合同。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一些企業(ye) 針對需要看護未成年子女的職工，出台了較為(wei) 彈性的管理措施，如錯峰上下班、安排居家辦公、鼓勵優(you) 先利用年休假居家看護等。不過，實際生活中，照護子女的主力仍是職場媽媽。

　　職場爸爸去哪兒(er) 了？陳彬彬表示，雖然孩子爸爸也會(hui) 參與(yu) 育兒(er) ，但投入的不如媽媽多，“社會(hui) 大環境沒有明顯改變”。有聲音表示，光靠家庭協商，要求職場爸爸參與(yu) 育兒(er) ，效果不一定明顯，需多方共同協調行動。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長聘副教授張丹丹建議增加長效機製，以減輕職場媽媽的壓力，尤其是對於(yu) 低收入家庭和失業(ye) 家庭，政府可通過減稅、轉移支付等社會(hui) 保障的方式，逐漸向照顧孩子壓力大的職場媽媽傾(qing) 斜。

　　此外，幼托機構暫未複托、供給不足也是職場媽媽普遍反映的問題。疫情之前，張寧寧考慮過籌辦小型幼托機構，兼顧起家庭與(yu) 事業(ye) ，但突然到來的疫情打亂(luan) 了她的想法。麵對“照顧孩子還是去上班”的選擇題，張寧寧和不少職場媽媽意識到幼托機構的重要性。

　　北京新發地疫情暴發期間，工作任務繁重的陳彬彬需要每天按時到崗，家裏老人成為(wei) 她堅實的後盾。在她看來，生活不是非黑即白，“職場媽媽不需要‘被定義(yi) ’，努力往前奔就好。”(文中受訪者為(wei) 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