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美日簽訂了《美日紡織品貿易協定》，而此時的安倍晉三還在繼續著他的高中學業(ye) 。課餘(yu) 時熱衷地理研究的安倍永遠不會(hui) 想到，自己早早患上的腸炎會(hui) 讓他在日後不得不放棄首相職位，而且是兩(liang) 次。他當時更不會(hui) 想到的是，1972年的貿易協定僅(jin) 僅(jin) 是他日後需要麵對如死水般日本經濟的一個(ge) 誘因……

　　當地時間28日(周五)17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召開新聞發布會(hui) 表示，為(wei) 了避免因舊疾惡化影響國政決(jue) 定辭職，並向全體(ti) 日本國民表達歉意。此前日本公布的2020年第二季度經濟數據顯示，受新冠疫情影響，二季度日本的GDP環比下降7.8%，按年率計算下降27.8%，刷新了降幅紀錄。

　　安倍曾稱，他在初中時就已患上腸炎。28日的卸任聲明與(yu) 致歉，似乎是安倍對這次病情的最終回應。安倍背影後依然留下的是低迷的經濟，這遠不隻是新冠疫情所致，更是源於(yu) 日本二戰後喪(sang) 失經濟主動權的頑疾。

　　“順差怪物”： 美國親(qin) 自喂養(yang) 而生

　　1945年，由於(yu)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美國作為(wei) 戰勝國發表《美國戰後初期對日政策》，單獨占領日本，自此，開始了針對日本全社會(hui) 的所謂“去軍(jun) 事化與(yu) 民主化”改造。而日本也因此變為(wei) 了“部分主權”國家。但美國政府為(wei) 與(yu) 蘇聯抗衡，原本應當對二戰戰犯進行的審判與(yu) 追責清算就此停滯，反而通過拉攏、培植曾經發動了侵略戰爭(zheng) 的日本舊財閥和戰犯家族從(cong) 而控製日本，以期使日本成為(wei) 對抗蘇聯的橋頭堡。

　　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曾於(yu) 侵華戰爭(zheng) 期間在關(guan) 東(dong) 地區、領導日軍(jun) 侵華行動，與(yu) 時任關(guan) 東(dong) 軍(jun) 參謀長東(dong) 條英機和其餘(yu) 三名侵華戰犯並稱為(wei) “滿洲五人幫”。然而二戰結束後，他卻便被美方認為(wei) 是日本親(qin) 美派的最佳人選，免於(yu) 起訴，並於(yu) 1954年組建日本民主黨(dang) ，任幹事長。同年，其外孫安倍晉三出生。而在1957年，岸信介成為(wei) 日本首相，自此開啟了岸信與(yu) 安倍家族作為(wei) 二戰後日本官僚世家的曆史。

　　1949年，時任占領軍(jun) 財政顧問、美國底特律銀行總裁約瑟夫·道奇在駐日期間提出了針對戰後改造日本的經濟路線，史稱“道奇計劃”。計劃主要分為(wei) 三個(ge) 方麵，一是控製日本國內(nei) 需求，降低過剩購買(mai) 力，擴大出口；二是美國對日本投資，擴大生產(chan) ；三，也是最為(wei) 重要的，即采取單一匯率製將日元與(yu) 美元匯率固定在360:1，取消補貼，恢複市場機製。“道奇計劃”本是美國占領時期出於(yu) 美方政治、經濟利益的考量製定的，但客觀上奠定了日後日本擁有強大的工業(ye) 生產(chan) 能力和成為(wei) 出口導向型國家的基礎。但單一匯率的製定，以及實質上喪(sang) 失的經濟主權為(wei) 日本自1990年後長達30年的經濟疲軟埋下隱患。

　　二戰後不久，美國悍然發動朝鮮戰爭(zheng) ，部分日本軍(jun) 工企業(ye) 的產(chan) 能為(wei) 美國訂單服務。據統計，朝鮮戰爭(zheng) 為(wei) 日本帶來了24億(yi) 美元的“特需”收入。在日美相互防衛援助協定(MSA)生效之後，1954至1967年間，日本總共得到5760億(yi) 日元的軍(jun) 事援助，該數字相當於(yu) 同一期間日本軍(jun) 事用品采購總額的27%。軍(jun) 事援助除了直接帶來經濟收益，也間接地為(wei) 日本帶來了先進的工業(ye) 技術與(yu) 生產(chan) 能力。以光學產(chan) 業(ye) 為(wei) 例，日本光學與(yu) 東(dong) 京光學公司在獲得大量來自美國的望遠鏡訂單後，還獲得了獨立生產(chan) 、研製軍(jun) 用光學瞄準鏡、航拍照相機等技術，這也為(wei) 後來的日本軍(jun) 用技術轉向民用打下了技術基礎。單一匯率更是讓日本得以通過單純提高生產(chan) 效率，憑借更低的成本生產(chan) 商品，進而推動出口。

　　上述原因使日本戰後初期的GDP年均增長率高達9.2%。此外，在二十世紀50至70年代，為(wei) 了讓企業(ye) 勞動力更加穩定並培養(yang) 熟練工提高生產(chan) 效率，日本企業(ye) 普遍采取終身雇傭(yong) 製和年工序列工資製，即資曆越老的員工薪水越高。這些製度客觀上也加速了日本經濟的發展。

　　也是在這個(ge) 時期，年幼的安倍晉三聽從(cong) 家裏長輩的安排，來到了日本官僚與(yu) 財閥子女們(men) 的貴族學校，成蹊學院(當時為(wei) 一所包括小學、初中高中與(yu) 大學的一貫製學院，現為(wei) 成蹊大學)，在這裏度過了16年的時間。由於(yu) 是出身政治世家，加之是貴族學校，安倍小時候的教育質量比大多數日本同齡人要高，從(cong) 小學到初中再到高中和大學，安倍學習(xi) 過籃球、劍道還有射箭。也是在這一時期，年輕的安倍目睹了日本經濟的騰飛。由於(yu) 出身政治世家，安倍小學畢業(ye) 時在未來的夢想清單上寫(xie) 下了成為(wei) 政治家的理想。

　　在當時的日本，安倍享有的教育資源並不能普惠日本全國，但日本政府對教育與(yu) 文化經費的投入逐步加碼。1956年日本教育文化經費占財政支出比重達到12.4%，並且相當一段時間維持著超過10%的比例。

　　日本高中與(yu) 大學、短期大學入學率從(cong) 1954年的50.9%和10.1%，在1974年升至90.8%與(yu) 34.7%。而這進一步為(wei) 之後日本的全方麵的工業(ye) 化與(yu) 產(chan) 業(ye) 升級提供了人才保障。

　　“道奇計劃”對擴大日本出口方麵的影響更為(wei) 突出，令日本發展出了一套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模式。從(cong) 20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常年處於(yu) 貿易順差中。

　　1971—1985期間，除了1973—1975年和1979—1980年日本對外貿易出現逆差，其他大多數時間日本對外貿易均處於(yu) 順差。尤其是1981—1985年期間，日本對外貿易順差急劇擴大，從(cong) 1981年的20048億(yi) 日元擴大至1985年的108707億(yi) 日元，達到5倍以上。

　　日本強大的製造業(ye) 也開始蠶食美國市場，這也引發了美國對日本持續進行跨度長達40年的貿易打壓。也是在這段時間，安倍或直接或間接地開始聽到來自太平洋對岸的聲音。當安倍1977年從(cong) 成蹊大學政治學專(zhuan) 業(ye) 獲得本科文憑時，正趕上美對日限製彩電出口。同年，安倍赴美，就讀於(yu) 南加大公共政策學院，但僅(jin) 三個(ge) 學期，安倍便肄業(ye) 回到了日本，來到神戶的一家鋼鐵公司工作，而此時的日本鋼鐵工業(ye) 已經被美日簽訂的兩(liang) 份貿易保護協議束縛了手腳。

　　眼中釘：15次“301調查”背後

　　美國的打壓範圍很廣，憑借政治幹預的手段從(cong) 1957年開始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美國先後在六個(ge) 不同的行業(ye) 對日本實施了出口限製，包括紡織、鋼鐵、家用電器、汽車製造、半導體(ti) 、電信，這背後是全球化帶來的美國製造業(ye) 比較優(you) 勢的降低。

　　20世紀70年代，戰爭(zheng) 對美國消費與(yu) 經濟增長的刺激徹底消失，原子能、電子信息技術引發的第一輪科技革命紅利消失以及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激烈國際競爭(zheng) 讓美國的貿易順差不斷減小。再加上兩(liang) 次石油危機的爆發，美國社會(hui) 開始經曆長達13年的經濟滯脹。

　　1970年美國GDP的增長率為(wei) 0.2%，1974年和1975年美國GDP增長率已下降到了-0.5%和-0.2%，較20世紀60年代大幅降低。與(yu) 此同時，美國通貨膨脹日趨嚴(yan) 重，1961年美國CPI的增長率僅(jin) 為(wei) 1%，而到1974年美國CPI增長率已達到11%，到1980年美國CPI的增長率已高達13.5%。1971年，美國的對外貿易開始出現逆差，1978年，美國對外貿易逆差擴大到297.63億(yi) 美元。

　　也是在此期間，美元爆發了多次危機。1971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鬆停止外國政府與(yu) 央行使用美元向美國兌(dui) 換黃金，引發了自1944年建立的“美元掛鉤黃金，各國貨幣掛鉤美元”的金本位製布雷頓森林體(ti) 係的崩潰，西歐諸國開始瘋狂拋售美元。至此，各國開始采取浮動匯率製度。作為(wei) 享受了固定匯率製極大便利的日本也在1973年2月采取了浮動匯率製。然而，截至1978年，日元兌(dui) 美元卻升至194.3:1，相較於(yu) 1973年時7年累計升值高達85.28%。

　　不過，單純的匯率變化仍然沒有阻擋日本貿易順差繼續擴大。憑借著製造業(ye) 優(you) 勢與(yu) 升級的產(chan) 業(ye) 結構，1983年以後，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仍然維持高速增長。1979年，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為(wei) 13158億(yi) 日元，1983年擴大為(wei) 43232億(yi) 日元，1985年已擴大到了93693億(yi) 日元。但另一方麵，在持續維持貿易順差的同時，日本貿易出口也嚴(yan) 重依賴於(yu) 美國。1979年，日本對美國出口額占了日本總體(ti) 出口額26%。到1985年，該比例已提升到37%，日本出口對美國市場依賴程度不斷加深。

　　此時，日本自然成為(wei) 了美國的眼中釘。從(cong) 1976年開始的十餘(yu) 年間，美國根據1974年出台的《美國貿易法》第301條款對日本發起15次“301調查”，範圍包括汽車、鋼鐵、半導體(ti) 、製藥等。安倍晉三真正進入日本政壇是在1982年，而在1982年至1986年期間主導日本外交與(yu) 貿易的是安倍的父親(qin) 安倍晉太郎與(yu) 時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麵對當時美國咄咄逼人的貿易限製，安倍晉太郎的妥協似乎也預示著安倍晉三的未來。

　　直至1985年，美國最終推出了廣場協定，但最終讓日本長期維持的對美高額貿易順差走向終點的，卻是日本決(jue) 策者的失誤。

　　廣場協定：狂歡的終點與(yu) 落寞的序幕

　　1985年7月，美國、日本、前聯邦德國、法國、英國五個(ge) 發達工業(ye) 國家財政部長及央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ju) 行會(hui) 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幹預外匯市場，實現美元貶值，進而解決(jue) 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問題。

　　日本之所以參加廣場協定，是因為(wei) 希望借此擺脫美國對日本進一步的貿易限製。但日本方麵顯然低估了這一協定帶來的影響，時任日本財政大臣竹下登曾“豪邁”放話稱：“日元即使是升到190兌(dui) 1也無所謂啊！”而當時的日元兌(dui) 美元匯率還維持在240:1，即日本政府對未來日元升值的空間仍持極其的樂(le) 觀態度。在廣場協定生效的三個(ge) 月內(nei) ，美元迅速貶值，日元兌(dui) 美元匯率從(cong) 1985年的250:1迅速攀升至200:1。1987年，在廣場協定生效不到三年的時間裏，日元對美元升值了一倍，達到120:1。

　　由於(yu) 擔心日元升值導致通貨緊縮，日本央行犯下了一個(ge) 更為(wei) 致命的錯誤——貨幣政策過度寬鬆，這引發了後續在全日本瘋狂的投資與(yu) 消費熱潮，同時也拉開了日本走向“泡沫時代”序幕。自1986至1987年僅(jin) 僅(jin) 一年間，日本政府連續5次降息後，央行再貼現利率降至2.5%，這直接導致企業(ye) 融資額大漲。據統計，1985年—1989年間，日本企業(ye) 融資金額上升了5.5倍。

　　此外，日本大量出口企業(ye) 為(wei) 彌補日元升值造成的出口下降虧(kui) 空，從(cong) 銀行借取低息貸款，在吹大泡沫的同時也進一步提高了杠杆率，這也造就了80年代末盛極一時的采購熱潮：三菱公司出資8.5億(yi) 美元買(mai) 下了被美國人視為(wei) “美利堅標誌”和“繁榮象征”的紐約洛克菲勒中心51%的股份；索尼公司動用34億(yi) 美元收購了好萊塢哥倫(lun) 比亞(ya) 電影公司、三星電影公司和漢堡四季酒店；鬆下集團砸下61億(yi) 美元買(mai) 斷美國環球影業(ye) 公司的所有股權；Shuwa株式會(hui) 社巨資拿下了洛杉磯花旗廣場和梵高的名畫《向日葵》。之後，美國廣播公司大廈、莫比爾石油公司總部和花旗銀行總部都紛紛易主，成為(wei) 了日本人名下的財產(chan) 。

　　美國聯邦統計局的曆史資料顯示，1980年至1988年期間，日本在美國的直接投資增長了10倍以上，擁有2850億(yi) 美元的美國直接資產(chan) 和證券資產(chan) ，控製了超過3290億(yi) 美元的美國銀行業(ye) 資產(chan) (占當時美國銀行業(ye) 總資產(chan) 的14%)。這種現象在作為(wei) 美國經濟最繁榮地區之一的加利福尼亞(ya) 州尤為(wei) 嚴(yan) 重，該州27%的銀行業(ye) 資產(chan) 和30%的未償(chang) 還貸款都歸日本人所有。

　　與(yu) 此同時，日本股市的增長也是同樣瘋狂。1983年，日經平均指數為(wei) 8800點， 1986年漲至16400點，1987年1月突破20000點，並在1989年年底到達曆史最高的38957點。1987年3月的時候，日本股票市場的總市值已經達到了26880億(yi) 美元，超越美國位居全球第一。當時全球股票的總市值是74670億(yi) 美元，日本占了36%。

　　大量資金在流動到房地產(chan) 市場與(yu) 股市後，創造了巨大的表麵繁榮，日本人的財富也在這一時期瘋狂增值，然而高回報的股票和房產(chan) 與(yu) 二戰後日本形成的出口型經濟體(ti) 係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前兩(liang) 者的火熱吞噬了發展實業(ye) 所需要的流動貨幣。

　　麵對日本當時房地產(chan) 與(yu) 股票市場的巨大泡沫，所有人都意識到，泡沫的破裂隻是時間和方式的問題。隨著1989年—1990年的緊縮政策實施，日本的經濟泡沫破滅，日本經濟開始迅速下滑。早先的負債(zhai) 、老齡化和少子化導致的人口紅利減少、銀行壞賬、僵屍企業(ye) 也紛紛浮現出來。從(cong) 1991年開始，日本的GDP迅速下滑，到1993年，日本GDP增長率跌至0.17%。在這期間，安倍先後經曆日本經濟滑坡、父親(qin) 去世，以及憑借縣議員的身份繼承了父親(qin) 、外祖父的人脈與(yu) 政治資源登上日本政壇。

　　從(cong) 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經濟泡沫破裂以來，一直到2011年，日本經濟持續低迷，在1997年亞(ya) 洲金融危機與(yu)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日本GDP增速甚至降為(wei) 負數。而這段時間也被後世稱為(wei) “日本失去的20年”。步入千禧年後，日本經濟仍然沒有好轉的跡象。安倍晉三則靠著外祖父與(yu) 父親(qin) 的衣缽，在2001年成為(wei) 了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的的內(nei) 閣官房長官，從(cong) 此，安倍晉三被小泉純一郎視為(wei) 接班人培養(yang) 。

　　為(wei) 了應對經濟發展的停滯，日本政府持續使用積極的財政政策與(yu) 寬鬆的貨幣政策拉動經濟。在這一時期，日本政府出台超過20次緊急經濟對策，累計額度超過200萬(wan) 億(yi) 日元的財政投資，然而其收效僅(jin) 僅(jin) 是拉高日本政府的債(zhai) 務。

　　日本民眾(zhong) 在經曆巨大的泡沫破裂之後，消費信心持續低迷，高儲(chu) 蓄傳(chuan) 統也讓消費市場難以振興(xing) 。產(chan) 業(ye) 方麵，眾(zhong) 多日本企業(ye) 也受製於(yu) 終身聘用製和等級製，難以提升競爭(zheng) 力和創新能力。而難以負擔高昂人力成本的企業(ye) 甚至采取大量聘用“臨(lin) 時工”的方式，以降低支出。此外，老齡化與(yu) 此前的終身聘用製令政府與(yu) 企業(ye) 增加了更多的保障性支出，進一步加重了日本的經濟負擔。日本經濟遲遲得不到提振，國民長期無法從(cong) 90年代的泡沫破裂中走出，這也導致在1989年至2012年間日本不斷更換首相。除2001年就任的小泉純一郎憑借略有成效的經濟政策得以持續6年擔任日本首相，在1989年至2001年的13年間，日本一共更換了10名首相，平均每人在任時長不超過16個(ge) 月。而在2006年小泉純一郎卸任後，緊隨而至的全球經濟危機讓日本首相職位又回到了6年7相的頻繁更替中。

　　“安倍經濟學”：一場短暫的表麵繁榮

　　2012年12月26日，安倍晉三第二次擔任日本首相。早在2006年小泉純一郎下台後，安倍就作為(wei) 繼任者接替了他的首相職務。但是由於(yu) 腸炎舊疾，安倍僅(jin) 當政一年便辭去了職務。而第二次上台的安倍與(yu) 第一次不同，帶來了新的經濟政策。由於(yu) 安倍以首相身份親(qin) 自推動，所以該政策被稱為(wei) “安倍經濟學”。

　　2012年的“安倍經濟學”主要分為(wei) 三個(ge) 部分，安倍稱其為(wei) “三支箭”，分別是大規模的量化寬鬆、財政刺激與(yu) 促進民間投資的結構性改革，其手段是對外實現日元貶值促進出口，對內(nei) 實現通脹提振消費。實質上，所謂的“安倍經濟學”的思路與(yu) 傳(chuan) 統的經濟學理論依靠積極的財政政策與(yu) 寬鬆的貨幣政策，提升市場貨幣流通量進而促進投資與(yu) 消費如出一轍，但安倍版本的體(ti) 量卻是前所未有的。2013年帶頭執行量化寬鬆計劃的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dong) 彥甚至給該計劃取名為(wei) “異次元量化寬鬆”，意指超越時空、突破曆史、史無前例的激進量化寬鬆政策。此前小泉政府時期，日本就曾采取過量化寬鬆政策，基礎貨幣量自2001年的69萬(wan) 億(yi) 日元升至2006年的112萬(wan) 億(yi) 日元，五年內(nei) 增長43萬(wan) 億(yi) 日元。而安倍上台後實行的量化寬鬆讓基礎貨幣量在兩(liang) 年內(nei) 增加了132萬(wan) 億(yi) 日元，激進之心昭彰。

　　同時，在財政政策方麵，安倍實行更大規模的資產(chan) 購買(mai) ，僅(jin) 在國債(zhai) 上就以每年50萬(wan) 億(yi) 日元的速度增長，2014年10月時更是擴大至80萬(wan) 億(yi) 日元，並加上了長期國債(zhai) ，40年期的國債(zhai) 也被視為(wei) 購買(mai) 對象。如此大規模的購買(mai) 國債(zhai) 、發行貨幣，令日本的經濟在2012年至2014年得到了一定的恢複和增長。

　　根據日本內(nei) 閣府的數據，日本該輪經濟擴張從(cong) 2012年12月開始一直持續到2018年10月，持續時間長達71個(ge) 月。期間，失業(ye) 人數明顯下降，工資增加，企業(ye) 利潤率也有所提高。法國一家金融機構的數據顯示，在“安倍經濟學”的刺激下，日元相對貶值帶動赴日遊客的數量增長。數據顯示，在2011年至2014年間，赴日遊客人數增長了一倍以上，同時赴日遊客支出總額也增長了近150%。

　　針對日本社會(hui) 的頑疾——低生育率與(yu) 老齡化問題，安倍又更新了他的“安倍經濟學”的內(nei) 容，推出了“新三箭”，包括免費日托、提供看護補貼等。雖然仍然難以解決(jue) 日本固有的社會(hui) 問題，但安倍相對靈活的手段也讓他得以在2020年8月24日成為(wei) 日本有史以來在任時間最長的首相。

　　安倍的一係列政策使人對日本經濟複蘇看到了些許希望，一並帶來的股市上漲也似乎“印證”了“安倍經濟學”的有效性，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

　　最終結果顯示，如此激進的財政政策與(yu) 貨幣政策一並提升了日本的債(zhai) 務負擔。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截至2019年，日本債(zhai) 務總額占日本GDP比重為(wei) 238%，其債(zhai) 務總額已超過經濟總量的兩(liang) 倍。如此大規模的舉(ju) 債(zhai) 和激進的貨幣政策，與(yu) 其實現的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額度幾乎是不成比例的。此外，數據顯示，自2013年3月開啟的兩(liang) 輪量化寬鬆總計為(wei) 市場注入了近300萬(wan) 億(yi) 日元的基礎貨幣，但截至2016年3月，日本央行經常項目差額總計高達270億(yi) 元，其實際有效的貨幣額度遠遠小於(yu) 增發貨幣數額。安倍為(wei) 實現其促進經濟增長與(yu) 通脹的目標，付出的代價(jia) 是巨大的。進入到2018年後，受製於(yu) 日本嚴(yan) 重的老齡化與(yu) 國民對未來的低預期以及勞動力活力降低等多種一時難以改變的頑疾，“安倍經濟學”呈現出疲軟態勢。在日本內(nei) 需難以提升的前提下，嚴(yan) 重依賴於(yu) 外需的日本經濟很難通過財政與(yu) 貨幣政策得到拉動。

　　“滑鐵盧”：安倍、特朗普與(yu) 東(dong) 京奧運

　　2017年上台的特朗普讓經濟與(yu) 國防嚴(yan) 重依賴美國的安倍遭遇了滑鐵盧。當地時間2017年1月2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退出TPP，這意味著TPP中經濟體(ti) 量最大的倡議國退出。迫於(yu) 美國的退出，日本作為(wei) 彼時TPP中經濟體(ti) 量最大的國家，開始主導起其運行，並於(yu) 2017年11月11日將其更名為(wei) CPTPP。

　　同年，特朗普還就“美日自貿協定”的內(nei) 容與(yu) 安倍發起貿易談判，內(nei) 容涉及日本放寬進口美國汽車的標準、取消美國土豆等農(nong) 作物的進口限製、削減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等，所有的貿易談判內(nei) 容均是要求日本向美國單方麵開放市場。到了2018年3月，特朗普就進口日本鋼鋁製品增加關(guan) 稅的豁免權與(yu) 安倍進行談判。同年9月，特朗普就農(nong) 產(chan) 品與(yu) 日本進行雙邊貿易談判。到了2019年10月，特朗普則直接“要求”日本購買(mai) 價(jia) 值70億(yi) 美元的玉米。

　　除了美國在經貿方麵的強勢，令安倍更想不到的是，他主力推動的2020東(dong) 京奧運會(hui) 也因為(wei) 新冠肺炎疫情而被迫延期。自2012年上任之初，安倍便稱：“要讓奧運會(hui) 成為(wei) 掃除日本15年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的觸發器。”三年後，在裏約奧運會(hui) 的閉幕式上，身為(wei) 首相的安倍晉三親(qin) 自登場參與(yu) “東(dong) 京八分鍾”，出演日本知名虛擬角色“馬裏奧”。2020年，安倍執政進入第八年，“安倍經濟學”的受益日益降低，又逢以美國開始去全球化戰略，日本作為(wei) 一個(ge) 出口導向型的國家，經濟下行壓力愈加顯著，這更讓安倍視東(dong) 京奧運會(hui) 為(wei) 提振經濟的救命稻草。

　　2020年赴日旅遊將為(wei) 日本潛在的經濟增長率貢獻0.15個(ge) 百分點。此時舉(ju) 辦的奧運會(hui) ，被看作 “安倍經濟學”的延伸。為(wei) 了辦好這屆奧運會(hui) ，日本花費了7年時間專(zhuan) 門在東(dong) 京興(xing) 建了各式場館與(yu) 基礎設施，在原本就因為(wei) 推行“安倍經濟學”擴大公共支出造成巨額財政赤字的情況下繼續投資奧運。據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研究院統計，日本僅(jin) 在建設競賽場館與(yu) 增加酒店客容量上就已投入320億(yi) 至410億(yi) 美元。然而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讓安倍如此看重的救命稻草變為(wei) 明日黃花，加之疫情的日趨嚴(yan) 重，日本在經濟停滯的困境中越陷越深。

　　巧合的是，就在8月17日，安倍來到應慶大學醫院接受7個(ge) 小時的檢查治療後，日本內(nei) 閣府發布了2020年日本第二季度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在剔除物價(jia) 變動因素後，日本2020年第二季度實際GDP比第一季度進一步降低了7.8%，年率下降27.8%，創二戰後最差紀錄。此外，第二季度的數據還展現了日本個(ge) 人消費的下降程度，個(ge) 人消費環比下降了8.2%，出口下降18.5%。安倍的健康與(yu) 日本經濟同病相憐，一同遭遇“滑鐵盧”。

　　“失去的三十年”：日本能否追回？

　　8月28日，如果東(dong) 京奧運會(hui) 按原計劃如期舉(ju) 辦，此時應該已經結束20天了，臨(lin) 時場館的改建、拆除也應當進行得差不多了。但新冠肺炎疫情，讓安倍政府的奧運計劃全然落空。

　　以美國為(wei) 首的貿易保護主義(yi) 抬頭、新冠疫情的影響、奧運會(hui) 的推遲、居高不下的老齡化、停滯不前的內(nei) 需、多年推行“安倍經濟學”高壘的債(zhai) 台，都讓安倍在執政第八年步履維艱。

　　在成為(wei) 日本在任時間最長的首相四天後，安倍因為(wei) 健康原因選擇了辭職。目前外界盛傳(chuan) 的幾位接替人選，是否還會(hui) 奉行“安倍經濟學”還不得而知，但時鍾不會(hui) 停止，“失去的三十年”正在走向更長的時間……

　　撰稿丨金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