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wei) ，文學史意識的產(chan) 生，始自歐洲，隨後是日本，日本係受歐洲影響而生；而最早的中國文學史文本，乃問世於(yu) 19世紀末的歐洲（德國），繼而，日本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也出版了多部中國文學史。對此，學界一般無異議。但港台學者黃維梁等曾提出，中國在南北朝時期已產(chan) 生了文學史的早期短篇文本——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筆者認為(wei) ，這一觀點有道理（主張這個(ge) 觀點的，還包括其他一些學者，但黃的觀點最鮮明）。應該承認，中國本土在南北朝時期，已有了文學史的早期短篇文本，不過，筆者所要特別闡述的是，不光是劉勰《文心雕龍》中的《時序》篇，且其《文心雕龍》其他篇章也多處涉及了文學史，還有，與(yu) 劉勰時代相近的沈約、蕭子顯、蕭統等，也在他們(men) 的論著中，涉獵或表現了文學史意識。故而筆者認為(wei) ，中國的南北朝時期已具有了明顯的早期文學史意識，而這個(ge) 意識的產(chan) 生遠早於(yu) 歐洲和日本。

　　先看《文心雕龍》。《時序》篇毫無疑問，不僅(jin) 涉及了文學史的意識，且作者以史的眼光，運用具體(ti) 文字，係統地縷述了自上古迄南朝宋、齊曆代——唐、虞、夏、商、周、秦、兩(liang) 漢、魏、晉、宋、齊的文學，包括每個(ge) 朝代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其中以《詩經》、楚辭、漢武帝時期文學為(wei) 重點，完全可稱為(wei) 一篇簡明扼要、重點突出、觀點鮮明的文學史——隻是描述與(yu) 評判的文字較為(wei) 簡略而已。而且，在依曆史順序闡述的基礎上，作者特別提出了具有文學史意味的著名觀點：“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文變染乎世情，興(xing) 廢係乎時序”，也即，文學的發展離不開“世情”與(yu) “時序”，這當中，包括政治條件、國家興(xing) 衰、時代風氣、帝皇喜好、統治者文化政策、社會(hui) 學術風尚等。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文學的發展離不開時代與(yu) 曆史文化條件。可以說，整篇《時序》的闡發中，都貫穿了這個(ge) 中心觀點。應該看到，《時序》毫無疑問具備了文學史的意識，可謂文學史文本的最簡略呈現。這還不夠，如讀者認真瀏覽《文心雕龍》全書(shu) 會(hui) 發現，除《時序》外，其實劉勰書(shu) 中的論述，有多篇涉及了文體(ti) 的闡發，這是它們(men) 分屬於(yu) 各種不同文體(ti) 類型的表述——自《明詩》到《書(shu) 記》，共二十篇，包括詩、樂(le) 府、賦、頌、讚、盟、銘、箴、碑、雜文、史傳(chuan) 、論說等各種文體(ti) 。這二十篇，分別闡述曆代文壇所產(chan) 生的各種文體(ti) ，劉勰以曆史發展的眼光，從(cong) 文體(ti) 分類的角度，作了具體(ti) 細微的產(chan) 生發展、各自特征及其代表作的闡述，這從(cong) 今天的角度看，實際上就是分體(ti) 文學史的雛形。此外，《才略》篇按時代順序，分別述及各代重要作家，也包含了文學史意味。有學者或許會(hui) 認為(wei) ，從(cong) 劉勰本人當時的寫(xie) 作初衷看，他是結合文學曆史發展的過程，闡發各種文體(ti) 的特征、創作手法及其代表作，以作為(wei) 《文心雕龍》旨在創作指導的具微展示——這話不錯，但客觀上，這些分文體(ti) 闡述的篇章，無疑鋪展了分體(ti) 文學史的軌跡，具有了文學史的成分，可以看作是文學史的雛形。

　　沈約《宋書(shu) ·謝靈運傳(chuan) 論》，雖說屬於(yu) 對文學人物謝靈運的傳(chuan) 記發議論，文中也闡述了沈約獨倡的聲律理論，但實際敘述的文字（前半部分），涉獵了戰國至南朝曆代文學的發展，且有精當的評論，不失為(wei) 一篇簡要的文學史，其中清晰透露了沈約個(ge) 人朦朧的文學史意識（沈約此文開了後世史書(shu) 中文學或文學家傳(chuan) 論的風氣之先）。試看文中所述，從(cong) “周室既衰，風流彌著”開始，曆述屈、宋“導清源於(yu) 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yu) 後”，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至於(yu) 建安”“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文體(ti) 三變”，“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ti) 變曹、王”，最後說到靈運、延年“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對這些屬於(yu) 前代文學發展史上的代表作家（詩人）及其作品，沈約均作了精當的點評，包括他們(men) 各自的創作特色、共同的祖式風騷、相互之間的異同比較，以及前後的影響關(guan) 係等，足可稱為(wei) 一篇簡明文學史了。由此可見，其時的沈約，已具有文學史的眼光了。

　　蕭子顯《南齊書(shu) ·文學傳(chuan) 論》受沈約影響，形式雷同沈約《宋書(shu) ·謝靈運傳(chuan) 論》，也是文學傳(chuan) 記的篇末議論，題目所涉範圍似更廣些，實際論述乃偏於(yu) 漢魏六朝。文中從(cong) “吟詠規範，本之《雅》什”開始，曆述曹植、王粲、李陵、張衡、曹丕、相如、揚雄……一路下來，點出他們(men) 各自的為(wei) 文特色，以及在文學發展曆程中的作用或影響，也是一篇極為(wei) 簡明的文學史，隻是相比沈約一文，更著重於(yu) 漢魏六朝時代，其所述及的作家順序，似按文體(ti) 形式，在漢魏間前後略有跳躍。在敘述古今文學發展的同時，蕭子顯提出了“新變”的觀點：“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習(xi) 玩為(wei) 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這個(ge) 觀點，無疑是從(cong) 文學發展的曆史角度作出的辯證判斷，符合文學史的發展規律——強調突出“新”與(yu) “變”，唯有“新”才是“變”，唯有“變”才能出“新”，而文學正是在這“新”“變”中得到健康有序的發展。

　　蕭統《文選序》雖說是對其所編《文選》一書(shu) 撰寫(xie) 的《序》，而其《文選》本身，則是蕭統按自定標準編成的曆代文選集子，但他的選家眼光中，不免透露了朦朧的文學史意識——依曆史發展的眼光看待與(yu) 衡量文學的發展。《序》文從(cong) 上古原始時代“文籍生焉”說起，曆數詩、騷、辭、賦之代表作，其所述沿革變化，乃上古三代之文學發展簡史。之後，《序》文特別概括了各種文體(ti) 的寫(xie) 作特征——包括頌、箴、戒、論、銘、誄、讚等，從(cong) 某種角度看，這體(ti) 現了簡明文體(ti) 沿襲史之特色。當然，比起上述劉勰、沈約、蕭子顯，蕭統的這種描述與(yu) 概括，文學史的色彩與(yu) 程度要薄弱些。

　　從(cong) 以上所述可見，中國的南北朝時期，毫無疑問，實際上已具有了早期初步的文學史意識，雖然這種文學史意識，較之歐洲19世紀產(chan) 生的國別文學史意識以及問世的中國文學史著作，確實顯得簡單且稚嫩，還遠不具備係統的曆史科學觀念，且文本的呈現形式也比較簡短，但不可否認，文學史的觀念意識在當時的中國（公元5世紀前後）顯已具備，且不是個(ge) 別人，而是一批文人學者。他們(men) 在所撰寫(xie) 的文章中，呈現了較為(wei) 具體(ti) 的對文學發展的闡述（包括曆代作家及其作品，以及文學特征的簡單描述概括），蘊含了較為(wei) 鮮明的能代表文學發展規律及特點的觀念意識，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它體(ti) 現了中國古代文人在南北朝時期，已具有了用曆史發展的眼光看待、分析、闡述文學的規律性發展的能力，這顯然屬於(yu) 早期的文學史意識。作者：徐誌嘯（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