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茶貿易與打箭爐（康定）

20世紀30年代的康定 （孫明經攝影） 

　　“茶葉深深融入中國人生活，成為(wei) 傳(chuan) 承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ti) 。”有茶之交易，始顯打箭爐（今康定），其交易之繁榮，促打箭爐之興(xing) 。康定城，當年就是一個(ge) 以漢藏貿易為(wei) 中心的地方，以茶葉為(wei) 中心的漢藏貿易。今天講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藏茶是必須推到前台的。成都有諺稱“喝茶無事，無事喝茶”，有的一句“茶禪一味”，似乎更加玄妙。藏族民謠則稱“隻要吃著鹿肉，縱使膘瘦，不必擔心；隻要喝著雅茶，縱無酥油，不必擔心”。兒(er) 時，母親(qin) 常說的一句話：“加察熱！加霞熱！加梭熱！”這句藏語翻譯過來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顯然，茶之地位在每個(ge) 人不盡相同，而對於(yu) 藏民族來說，則重要許多。茶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影響，令人更為(wei) 感慨。 

　　在藏族民歌中，對茶的敘述很多。如： 

　　“小紫蹄騾子的走法，若像東(dong) 方白雲(yun) 一樣， 

　　雅茶運入藏地，隻需一個(ge) 早晨。 

　　內(nei) 地來的茶垛，比喜馬拉雅山還高。 

　　濃鬱芳香的內(nei) 地茶，拌上糌粑就最香甜。” 

舊時康定鍋莊女（四川民族學院郭重曦繪） 

　　乾隆四年刊印的《雅州府誌》稱當時的打箭爐“瘠土不毛，唯播種青稞，豌豆，畜養(yang) 牛羊，擠乳作酥，拌糌粑而食，餘(yu) 無所產(chan) 。” 

　　乾隆年間“打箭爐市漸興(xing) 旺，雅爐之間貨運日盛，（瀘定）橋之西端，腳店蔚起”。“清代以來，隨著清朝直接在康定設關(guan) 治理，漢藏貿易迅速發展，打箭爐成為(wei) 川藏交通的樞要和漢藏貿易最繁盛的市場，漢藏商人、軍(jun) 民雲(yun) 集打箭爐，適應商人食宿和營業(ye) 的需求，鍋莊業(ye) 應運而生。” “康定這個(ge) 地方，它剛剛是海拔兩(liang) 千米，四季都比較涼爽，犛牛漫山遍野都是。內(nei) 地的人在這兒(er) 也能行。所以康定就很適合犛牛和馬幫駝隊、人生存的環境，這是個(ge) 地理環境對曆史事件的影響。” 

　　有學者言“康定扼東(dong) 西交通之充要，為(wei) 運輸工具之變化地，東(dong) 來者悉由人力背負，西運者因踏入高原牧場，茶之輸送，端賴牛馱。”這種特別的運輸方式，東(dong) 來者即為(wei) 來自內(nei) 地的背夫，西運者則為(wei) 來自高原的趕牛者。 

　　“雅安的茶，一個(ge) 是口感比較合適西藏那邊，第二個(ge) 是熬清茶，再一個(ge) 是價(jia) 格比較便宜，這個(ge) 是康定茶馬古道的一個(ge) 情況。茶馬古道你可以看到經濟的一個(ge) 命脈變成了政治的命脈，這個(ge) 文化呢就隨之而起了。”之後，由於(yu) 邊茶在此集散，生意逐漸興(xing) 隆，四十八家“鍋莊”（行棧性質）先後形成，打箭爐市麵因而繁榮，帶動了以茶為(wei) 主體(ti) 的漢藏貿易。正是“川康茶葉，對藏民重要食品，貿易貨量及價(jia) 值，約為(wei) 其他貿易所不及。” 

馬幫（四川民族學院郭重曦繪） 

　　十八世紀末，打箭爐輸藏貨物的總值達一百零五萬(wan) 三千四百九十一兩(liang) ，但茶磚已達九十四萬(wan) 八千五百九十一兩(liang) ，約占總數的90%，所以其他的貨物，隻可作為(wei) 一種點綴的性質，而打箭爐與(yu) 西藏間的貿易，近乎完全以茶葉為(wei) 重心了。 

　　到了民國時期，繼清末的“邊茶股份有限公司”之後，各種商號興(xing) 起，打箭爐成為(wei) 川邊一大商業(ye) 重鎮。據民國二十四年康定市政公所對全城十多個(ge) 行業(ye) 所做的調查，各種商家就有二百五十戶。故有“打箭爐霧氣騰騰，德泰合賽過北京”的童謠。 

　　有學者稱：“南路邊茶，實具維係與(yu) 溝通康藏間民族之力量，未可等閑視之。” 

　　圍繞東(dong) 來西去，康定城則產(chan) 生了新的職業(ye) ，新的工作，新的商業(ye) 模式。於(yu) 是衍生了商人、鍋莊主、“甲珠娃”（縫茶工）、牛皮加工作坊、背茶女等。他們(men) 在康定的交往交流交融如酥油與(yu) 茶的匯合，相互間雖然有磨合期，但最終相互了解，相互理解。 

　　民國時期，西來的藏族騾幫，胸前都掛著碗口大的銅鈴，額頭上懸著避邪鏡，脖子上掛著小旗，上書(shu) “開路先鋒”“一路順風”“一路平安”的藏漢雙文，紅底白字。旗子上蓋有西藏、西康的政府關(guan) 防大印，馬幫就憑此闖關(guan) 過卡，碰上迎麵而來的馬幫，也仗此要對方讓路。 

　　那時，“在康定市麵上活動的任務，是來自各方，操著不同語言，抱著不同宗教信仰，穿著不同的服裝的分子。但他們(men) 所經營的事業(ye) ，則可以概括地說，他們(men) 分工合作，把茶由雅安運到康定，再運到用茶的目的地”。 

　　民國時期，康定作為(wei) 內(nei) 地與(yu) 西藏貿易的主要中心之一，聚集了很多漢族商人，據統計，在1910年，康定、道孚、爐霍、德格幾縣，共有固定居住之漢民近4，000戶，其中僅(jin) 康定一城，就有漢商3，000戶。據曾入藏考察的劉讚廷1941年的統計，甘孜藏區漢藏組合的家庭高達45，000戶。此時康定，已成藏邊民族經貿活動最重要之商埠，“凡康藏土戶係由此出口，以黃金、麝香、碉砂、藥材、羊毛、皮革為(wei) 大宗；入口以川茶、綢緞、布匹、鋼鐵、器具、瓷器以及雜貨等，每年交易數字至一千八百餘(yu) 萬(wan) 兩(liang) 。”我們(men) 分析康定陝商大規模發展的文化原因就可了解貿易往來與(yu) 文化交流的相互關(guan) 係。                

　　康定折多河西岸是商業(ye) 的集中區，也是陝商的集中地。執康定商界牛耳的為(wei) 陝西幫商人。《西康紀要》中談到，在雅屬製茶之店號，有茶引六萬(wan) 一千一百引，其中有一萬(wan) 七千五百張在陝西幫商人之手。而陝商之所以能競爭(zheng) 過本地的川商在康定形成商業(ye) 街，是因為(wei) 陝商能與(yu) 藏羌等少數民族友好相處，善於(yu) “入鄉(xiang) 隨俗”，他們(men) 非常重視民族平等與(yu) 團結友好，善於(yu) 向藏族虛心學習(xi) ，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xi) 慣，同時，繼承了自文成公主入藏開創的藏漢甥舅一家的傳(chuan) 統，與(yu) 當地藏族通婚，成家定居，從(cong) 而與(yu) 藏民打成一片。陝商曾在與(yu) 康定藏民友好融合過程中，編寫(xie) 過一本漢藏對譯的“韻書(shu) ”，至今仍在當地廣泛流傳(chuan) 。書(shu) 中將藏漢語言對譯編成口訣，很易記憶。比如：天叫“郎”，地叫“沙”，驢子“孤日”馬叫“打”，“卻”是你，“可”是他，藏人“米瑪”，漢稱“甲”，酥油“瑪”，鹽巴“察”，喝茶“加統”飯“熱瑪。”      

　　陝商在藏區受歡迎的另一個(ge) 原因，是他們(men) 為(wei) 藏族兄弟帶去了先進的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和蔬菜種植技術。所以康定一帶藏民樂(le) 意向陝西商民學習(xi) ，接受了漢族一日三餐製，家中也以使用漢式的桌凳、床帳為(wei) 榮。許多藏民與(yu) 陝民通婚，甚至改用漢姓。 

　　1942年8月設立的康藏貿易公司，則發揮了自身的特殊作用。西康的康藏知名人士格桑澤仁、鄧珠郎傑、夏克刀登、黃正清、邦達多吉、桑都居冕、麻傾(qing) 翁及西康省主持財政金融的官員李萬(wan) 華、李先春等籌資，以“政府開發邊疆之意，經營康藏進出口貿易，以發展並增進中藏經濟之關(guan) 係為(wei) 宗旨”， 不論環境如何困難，力求促進增強康省與(yu) 西康、中央與(yu) 拉薩間之關(guan) 係、經濟聯係。公司自有騾馬，馱牛等，“因各處站主管人員及該公司股東(dong) ，頗多原係康藏土司頭人，或為(wei) 大寺院喇嘛，隨時可就地征調私有牛馬，最多能達兩(liang) 千頭”。主要經營川茶銷藏及西藏、西康土產(chan) 如皮毛、山貨等銷售內(nei) 地，並從(cong) 印度購買(mai) 洋貨、機器銷往國內(nei) 。康藏貿易公司與(yu) 國民政府高層建立有良好的關(guan) 係，總經理格桑悅希、常務董事鄧珠郎傑等曾多次受到蔣介石的召見。公司成立後，因其雄厚的財力，良好的人脈關(guan) 係，在邊茶貿易中承擔起重要角色。 

　　百姓生活中的文化交融，可從(cong) 當地人從(cong) 事的職業(ye) 和社交活動體(ti) 現出來。1890年，有外國人記敘說，“不同種族的人混雜在一起，很奇特，把街道擠得滿滿的”。他又寫(xie) 道：城裏漢人一般經商和開店，藏人大多被商隊雇傭(yong) 。他住宿的鍋莊的女主人是藏人。“鍋莊都是女人當家，為(wei) 什麽(me) 她們(men) 能當家？她們(men) 能說會(hui) 道，既懂漢語又懂藏語，她就有這個(ge) 本事。在她的家裏，招待漢族的方式是一套，比如你吃印度的紙煙，過去漢族地方的黃煙，水煙袋，她就請你吃這個(ge) ，你是漢族的，然後這個(ge) 泡茶。按照漢族人的方式。但藏族的商人去了以後怎麽(me) 辦呢，那就是—鼻煙，酥油茶、牛肉，她這個(ge) 禮節都體(ti) 現了文化交流。”他在鍋莊還見到藏漢婦女的一次聚會(hui) ：“旅店裏有一場女性宴會(hui) ，我從(cong) 未見過這種場麵。大約20個(ge) 漢藏女子，均著最好的服飾到來。漢族女子身穿絲(si) 綢，頭發抹油，雙頰撲粉；藏族女子身穿深色毛織外衣和褲子，高靴至膝。他們(men) 渾身戴著金銀珠寶，聚會(hui) 約在下午2點開始，他們(men) 玩到6點才散去”。 

康定鍋莊舞（孫明經攝影） 

　　他還提到漢藏百姓“無比興(xing) 奮”的賽馬會(hui) ，雖是藏族明正土司舉(ju) 辦，卻是當地漢藏百姓生活中的大事，往往萬(wan) 人空巷。 

　　著名學者曾昭掄曾談到1936年去康定時“和我們(men) 一起由重慶動身的高誌慎小姐，這次是回到康定療養(yang) 衛生院做事。她家原來是四川人，住在康定已有兩(liang) 代。從(cong) 小在康定生長，她得到教會(hui) 的幫助，到江蘇去讀書(shu) ，後來成為(wei) 有經驗的護士。在外麵一去十幾年，這次方才回到故鄉(xiang) 。我們(men) 因為(wei) 一路同行到成都，彼此成了朋友。雖然她家不過一樓一底的小房子，下麵還是她母親(qin) 所開的店鋪，我們(men) 卻常到她那裏去坐。每次去了，她和她的母親(qin) ，都請我們(men) 吃東(dong) 西。在生活程度那麽(me) 高的康定，這未嚐不是一顆救星。在高家我們(men) 學到最初的幾句藏語，而且學會(hui) 了捏糌粑、喝酥油茶——這些逛西康必需的初級教育。許多人很不喜歡吃糌粑，我個(ge) 人倒是從(cong) 頭就覺得它並不難吃。在康定漢人所常吃的“鍋盔”（一種厚的燒餅 )，為(wei) 另一種我們(men) 常常揩油的食品。高家的友誼，是一件我們(men) 西康旅行中永不能忘記的事。由這種關(guan) 係，我們(men) 認識了不少的人，知道了不少關(guan) 於(yu) 西康的事。” 

　　由茶而起的文化影響，則更是深入骨髓。這裏有安覺寺、清真寺，也有真元堂、福音堂、關(guan) 帝廟；有四月八、元根燈會(hui) 。這些屬於(yu) 中國本土儒教、道教和外來佛教中國化的史跡，代表著不同宗教文化、散發著永恒藝術魅力的文化遺產(chan) ，是多元文化和諧相處、互相交融的曆史見證。這裏除了“國立邊疆學校”，亦有“西陲五明學院”。這裏吸引了諸多中國著名藝術家、學者，如馬長壽、張大千、吳作人、戴愛蓮、葉淺予、任乃強、李思純、徐益棠、柯象峰、莊學本、孫明經、大衛尼爾等。當地學者謝國安、馮(feng) 有誌、日庫覺麥秋吉俄日等在國內(nei) 也頗有影響。那時，春節的康定非常熱鬧，設施、設備雖差，但人們(men) 自發的街頭活動豐(feng) 富多彩，龍燈、獅燈、馬燈、跑旱船，吸引著人們(men) 追逐、嬉鬧，使寒冷的高原小城熱鬧非凡。特別是“鬧山鑼鼓”，節奏鮮明、鏗鏘有力，充分體(ti) 現了康定人熱情、奔放的性格，極富康定特色。 

　　以上種種，處於(yu) 南來北往交通要道的打箭爐是漢藏間的商貿中心和文化交匯處，具有包容不同文化的區域開放性，從(cong) 一個(ge) 方麵有效地改變涉藏地區長期所處的文化狀態，使之經常性地與(yu) 現代文明和外來文化相互交流，取長補短，形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推動力。 

　　整個(ge) 民國時期，印茶一直沒有放棄對西藏茶市的覬覦，但雅茶則始終具有超強的競爭(zheng) 力，充分體(ti) 現了中華民族共同體(ti) 的曆史作用。不同文化共存，藏漢民族交融。這是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所決(jue) 定，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傳(chuan) 承和守護這份文化遺產(chan) ，是我們(men) 不可懈怠的責任。正如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所說：“對曆史最好的繼承就是創造新的曆史，對人類文明最大的禮敬就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新利平台 特約撰稿人/喜饒尼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