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 | 為什麽中共治藏方略在西藏得以成功實踐？

　　邊疆民族地區治理，是中共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指標。西藏和平解放以來，中共的治藏方略及實踐與(yu) 曆代王朝相比發生了本質變化。中共十八大以來，治藏方略的成功實踐更彰顯了執政能力的提高。為(wei) 什麽(me) 說從(cong) 實踐效果、曆史成就及東(dong) 西橫向比較來看，新時代治藏方略在西藏的實踐是成功的？近日，西藏自治區社會(hui) 科學院原副院長車明懷接受中新社“東(dong) 西問”獨家專(zhuan) 訪，作出詳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共與(yu) 曆代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治理有哪些不同？

　　車明懷：各朝代治藏之策的實施，奠定了中央政府對西藏有效管理的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治藏方略及其實踐有了質的變化，和平解放、新型治藏方略得到全麵執行。和平解放前的幾百年間，曆代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管理一直停留在“羈縻”或僅(jin) 僅(jin) 委托地方土官“相機而治”的低層次、低效能局麵，沒有像其他省市省份那樣由中央設立基層組織，缺乏自上而下的強力機構，這種管理形式到清末就暴露出弊端，當西藏麵臨(lin) 帝國主義(yi) 入侵、地方各種勢力的紛爭(zheng) 內(nei) 鬥時，中央政府難以及時應對，已不能適應近代社會(hui) 發展的變化。

　　西藏和平解放，則徹底改變了封建王朝落後的管理形式。人民解放軍(jun) 進軍(jun) 西藏肩負起保衛祖國邊疆的重任，各級黨(dang) 政組織深入基層，負起管理社會(hui) 、發展生產(chan) 、發展經濟文化事業(ye) ，為(wei) 各地人民群眾(zhong) 創造美好幸福生活的責任。特別是民主改革後，人民當家作主，民族區域自治製度保障了少數民族的各種權利，各級黨(dang) 政幹部與(yu) 勞動群眾(zhong) 一道建設家鄉(xiang) ，管理地方，昔日部族紛爭(zheng) 、鄰裏仇殺、山頭林立、你爭(zheng) 我奪的混亂(luan) 局麵從(cong) 此徹底結束。這種變化反映了新中國的治藏方略及實踐與(yu) 曆代封建王朝的本質差異。

　　中新社記者：中共早期便對解決(jue) 民族地區問題有著具體(ti) 主張，在涉藏事務上做出了以往中央政府無法實現的承諾，製定這些政策的考量來自哪些方麵？

　　車明懷：應該說，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自成立起就把為(wei) 各族人民謀幸福寫(xie) 在自己的旗幟上並有效踐行。西藏和平解放以來，中共在西藏主權及涉藏事務等問題上的承諾是以往中央政府無法實現的，至少表現在以下幾個(ge) 方麵：一是驅逐了帝國主義(yi) 勢力出西藏，建立並鞏固了現代意義(yi) 上的國防；二是推翻封建農(nong) 奴製度，解放百萬(wan) 農(nong) 奴；三是建立民族區域自治製度，為(wei) 西藏各族人民過上幸福生活提供製度保障；四是發展現代化經濟、政治、文化事業(ye) ，保護生態環境，提高了人民群眾(zhong) 的生活水平。

拉薩堆龍德慶區德慶村村民舉(ju) 行傳(chuan) 統春耕儀(yi) 式。中新社發 李林 攝

　　實現人民的政治解放、人身解放、生產(chan) 力解放，為(wei) 西藏各族人民謀幸福是中共解決(jue) 西藏問題的初衷。在領導西藏革命和建設的進程中，一切工作都是為(wei) 了西藏各族群眾(zhong) 。如和平解放西藏、執行協議、修築公路、開荒生產(chan) 、扶危濟貧，特別是領導人民推翻封建農(nong) 奴製度，進行民主改革，百萬(wan) 農(nong) 奴獲得解放，建立並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製度，為(wei) 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提供了製度保障。西藏的生產(chan) 力由此獲得了空前解放，人民當家作主，政治、經濟、文化事業(ye) 得到了快速發展，西藏各族人民真正過上了幸福生活。

　　如果說中共領導人在製定西藏政策時有哪些考量，可以用兩(liang) 句話予以概括，即：“國家的利益大於(yu) 一切，各族人民的利益高於(yu) 一切”。

　　中新社記者：中國的民族政策、民族區域自治製度與(yu) 一些西方國家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製度有何差異？

　　車明懷：由於(yu) 白人至上主義(yi) 的影響，歐美很多少數族群不願意在公共生活中暴露自己的族群身份。由於(yu) 沒有族群身份的法律認定，很多歐美國家也不可能針對少數族群存在的社會(hui) 問題，采取有針對性的人權保護，更談不上對少數民族采取政治、經濟、文化等優(you) 惠傾(qing) 斜政策。最近幾年黑人被殺的情況頻繁在美國出現，黑人的生命得不到保障就是力證。

　　從(cong) 中共治藏方略及其實踐可以看出，中國與(yu) 歐美一些國家相比在民族政策及其實踐上差異明顯。政治上，民族區域自治製度保障了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當家作主的權利，人民當家作主得到充分體(ti) 現；經濟上，少數民族不僅(jin) 享有經濟社會(hui) 發展全部成果，還享受到國家為(wei) 西藏製定的各種特殊優(you) 惠政策，在城鄉(xiang) 生產(chan) 生活、教育、醫療、安居、扶貧脫貧等方麵得到全麵體(ti) 現。文化上，具有西藏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得到全麵保護和發展，從(cong) 語言文字到文物古跡，從(cong) 古籍整理出版到非物質文化遺產(chan) 的傳(chuan) 承。與(yu) 此同時，西藏各民族積極參與(yu) 現代化建設，投身於(yu) 市場經濟大潮，與(yu) 全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充分展現出時代風貌以及應有的自強、自信與(yu) 自豪，各族人民自覺地為(wei) 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西藏而奮鬥。

西藏交警為(wei) 朝佛信眾(zhong) 發放反光背心保障安全。中新社發 李林 攝

　　中新社記者：為(wei) 什麽(me) 說新時代治藏方略在西藏的實踐是成功的實踐，其中有哪些鮮明特點？

　　車明懷：以中共十八大為(wei) 標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進入了一個(ge) 新時代，治藏方略及其實踐獲得了巨大成功。成功之處顯見於(yu) 順利實現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hui) 、生態建設等“五位一體(ti) ”的目標，具體(ti) 表現於(yu) 經濟綜合指標快速增長、社會(hui) 大局穩定、脫貧攻堅成果顯著、民生幸福感增強、民族團結鞏固、宗教日益和睦、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深入人心、生態與(yu) 環境不斷向好等。

　　新時代治藏方略在西藏實踐具有鮮明的繼承性、廣泛的人民性和顯著的創新性等特點。

　　曆史地看，中共的治藏方略及其實踐具有鮮明的繼承性和連續性，也就是一代代人永葆初心，一以貫之，使治藏方略傳(chuan) 承下來並根據社會(hui) 發展進程不斷發展。比如，中共積七十多年的治藏經驗，將和平解放以來的治藏成功實踐完美地銜接下來。在1980年、1984年、1994年、2001年、2010年5次西藏工作座談會(hui) 重要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新時代發展需要，在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hui) 上，首次提出了“六個(ge) 必須”的治藏方略並貫徹實施。時隔五年，麵對新的形勢和任務，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hui) 上提出“十個(ge) 必須”，既涵蓋了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hui) “六個(ge) 必須”的全部內(nei) 容，又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豐(feng) 富和發展，內(nei) 容更為(wei) 全麵、深刻。應該說，這是中共新時代治藏方略在西藏成功實踐的全麵升華。

西藏拉林高等級公路。中新社發 張巍 攝

　　中共治藏方略在西藏的成功實踐具有廣泛的人民性。一切為(wei) 了人民的利益、為(wei) 人民服務是中共立黨(dang) 之本和宗旨。自西藏和平解放至今，治藏方略的理論與(yu) 實踐皆具有廣泛的人民性，也就是說，為(wei) 了西藏各族人民的利益而矢誌不渝，不遺餘(yu) 力。幾代領導人製定西藏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wei) 了西藏各族人民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新時代治藏方略及其實踐更是如此。

　　再就是新時代治藏方略成功實踐的創新性。不斷創新是中共治國安邦的活力之源，是新時代治藏方略成功實踐的鮮明特點。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共領導人高度重視西藏工作，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親(qin) 臨(lin) 西藏視察指導，多次對西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確立了新時代中共治藏方略，在實踐過程中多有創新。特別是突出抓好穩定、發展、生態、強邊四件大事，解決(jue) 了許多長期想解決(jue) 而沒有解決(jue) 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

　　如在保障人民當家作主權利方麵，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在社會(hui) 建設方麵，著眼於(yu) 民生幸福和社會(hui) 和諧安定，創新完善社會(hui) 管理機製；在經濟建設領域，鐵路、公路、航空建設與(yu) 生態建設並重，扶貧搬遷與(yu) 強邊固本並舉(ju) ；在民生、社會(hui) 領域，實現了全部脫貧，農(nong) 牧民生活進入現代化水平，保障以家庭為(wei) 單位必有的基本就業(ye) 、創新社會(hui) 事業(ye) 服務機製一站式服務，創新組團式援藏；在民族團結方麵，著眼於(yu)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在宗教工作中，著眼於(yu) 宗教和順和睦，積極引導宗教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相適應。這些都是在繼承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的具體(ti) 體(ti) 現。

　　受訪者簡介：

車明懷。中新社發 李林 攝

　　車明懷，曾擔任西藏自治區社會(hui) 科學院(社會(hui) 科學聯合會(hui) )副院長、社科聯副主席等職務。曾多次參與(yu) 涉藏白皮書(shu) 的撰稿、討論或修改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藏學、曆史學和民族學等。主要著作：先後主持編著出版《西藏地方與(yu) 中央政府關(guan) 係史》《邊疆憂患錄》《天朝籌藏錄》《執政中國·西藏卷》《民國藏事亂(luan) 局留給後人的啟示》《中華民族曆史背景下的藏事論衡》等曆史專(zhuan)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