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芳（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在現代學術體(ti) 係和學科劃分中，以傳(chuan) 統說唱文學為(wei) 主體(ti) 的俗文學的研究一直存在兩(liang) 個(ge) 方向，一個(ge) 是如何進行“雅化”，一個(ge) 是如何保持“民間性”。在古代文學研究中，學者們(men) 致力於(yu) 確立俗文學在文學史上的位置；在民間文學的研究中，則通過田野調查等方式展現它在現代生活中的形態。在未來的研究中，發掘俗文學的“文學性”，或許是有待我們(men) 致力的一個(ge) 方向。

　　中國傳(chuan) 統說唱文學的整理與(yu) 研究正在進入一個(ge) 最好的曆史時期。近年來，各種影印文本、目錄解題陸續出版，各類線上數據庫也正在緊鑼密鼓的建設之中。隨著海內(nei) 外所藏文獻資料的發現、整理與(yu) 公布，與(yu) 之相關(guan) 的研究全麵展開，說唱文學的研究愈來愈顯示出蓬勃之氣。回望此前的研究成果，總結曆史成就與(yu) 研究規律，探索建立說唱文學的整理方法、研究範式與(yu) 學術體(ti) 係，可以說是恰逢其時。

　　子弟書(shu) 是說唱文學中較早受到學界關(guan) 注的體(ti) 裁。早在20世紀20年代，劉複主持編撰《中國俗曲總目稿》時，已將三百餘(yu) 種子弟書(shu) 收入其中。由此，子弟書(shu) 正式步入了現代學術研究者的視野。近一百年間，子弟書(shu) 無論是目錄編撰、文獻整理還是相關(guan) 研究，在說唱文學中都是成果最為(wei) 豐(feng) 碩的。作為(wei) 子弟書(shu) 整理的集大成者，2012年，黃仕忠教授主編的《新編子弟書(shu) 總目》和《子弟書(shu) 全集》先後麵世，2020年，中華書(shu) 局又出版了陳錦釗教授主編的《子弟書(shu) 集成》，存世子弟書(shu) 文獻至此可謂搜羅完備。有學者已經指出，作為(wei) 一種“流動的文本”，說唱文學的目錄、校勘與(yu) 傳(chuan) 統文獻學相差很大，本文擬以這兩(liang) 部子弟書(shu) “全集”為(wei) 中心，並參考其他俗曲編目與(yu) 整理情況，淺談說唱文學整理與(yu) 研究的方向，探尋傳(chuan) 統說唱文學如何在新的曆史情境下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二十世紀子弟書(shu) 編目與(yu) 校勘的成就與(yu) 不足

　　子弟書(shu) 的文本整理工作，由鄭振鐸導夫先路。一九三五年，他主持編撰《世界文庫》時，視子弟書(shu) 為(wei) “世界的文學名著”，“第一流的作品”，在第四冊(ce) 與(yu) 第五冊(ce) 中分別選入了子弟書(shu) 名家韓小窗和羅鬆窗二人的作品《東(dong) 調選》和《西調選》。新中國成立之後，一些重要的說唱文獻得到了初步的整理，子弟書(shu) 也收錄於(yu) 分別由關(guan) 德棟、傅惜華、杜穎陶等主編的多部說唱集如《聊齋誌異說唱集》《西廂記說唱集》《嶽飛故事戲曲說唱集》，與(yu) 此同時，還出版了《紅樓夢子弟書(shu) 》和《子弟書(shu) 叢(cong) 鈔》兩(liang) 種標點整理子弟書(shu) 曲本選本。子弟書(shu) 整理中最為(wei) 重要的文獻成果，是車王府舊藏子弟書(shu) ，中山大學和首都圖書(shu) 館分別將館藏車王府曲本加以整理，先後出版了與(yu) 車王府舊藏子弟書(shu) 相關(guan) 的四種文本：首都圖書(shu) 館影印《清車王府藏曲本（線裝本）》、《清車王府鈔藏曲本·子弟書(shu) 集》、《清蒙古車王府藏子弟書(shu) 》、首都圖書(shu) 館影印《清車王府藏曲本（縮印版）》。

　　子弟書(shu) 目錄的編撰工作，以劉複領導“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民間文藝組”為(wei) 開端，自1928年起，曆時三年有餘(yu) ，“一邊編目，一邊采訪搜集”，編成《中國俗曲總目稿》，收錄十一省俗曲六千多種，其中包括收集到的子弟書(shu) 三百七十餘(yu) 種。傅惜華編撰的《子弟書(shu) 總目》以孔德學校收藏的車王府舊藏本、“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藏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本、北平圖書(shu) 館藏本等公立機構和傅惜華、程硯秋、梅蘭(lan) 芳、杜穎陶、馬彥祥、阿英、賈天慈和李嘯倉(cang) 等八家私人所藏子弟書(shu) 為(wei) 主，先於(yu) 一九四六年發表在《中法漢學研究所圖書(shu) 館館刊》，在一九五四年修訂出版之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ei) 是唯一一部子弟書(shu) 的專(zhuan) 門目錄，也是著錄子弟書(shu) 篇目最齊全的書(shu) 目。車王府舊藏近三百種子弟書(shu) ，因為(wei) 其豐(feng) 富數量和版本價(jia) 值，是迄今為(wei) 止學者落力最勤的子弟書(shu) 文本。1990年代，中山大學古文獻研究所郭精銳等編有《車王府曲本提要》，內(nei) 含有二百八十餘(yu) 種子弟書(shu) 提要。

　　子弟書(shu) 的整理與(yu) 研究，和其他說唱文學麵對的主要困難是基本一致的。首要問題就是文獻資料收藏的分散與(yu) 不易查閱。長期以來，子弟書(shu) 以私人收藏為(wei) 主，以往學界對說唱文學的版本情況信息了解較少，鄭振鐸早在上世紀初期即說：“國內(nei) 的圖書(shu) 館，可以屈指而數。所藏大抵以普通古書(shu) 為(wei) 多。如欲專(zhuan) 門研究一種東(dong) 西，反不如幾個(ge) 私人藏書(shu) 樓之收羅宏富。小說戲曲，更是國內(nei) 諸圖書(shu) 館不注意的東(dong) 西，所以要靠幾個(ge) 國內(nei) 圖書(shu) 館來研究中國的小說戲曲，結果隻有失望。”已經成為(wei) 獨立學科的小說和戲曲當年尚且如此，說唱文學中的其他文類長期以來自然是被忽視的。其次，說唱文學的著錄極不完善。說唱文學本不在傳(chuan) 統目錄學的範疇之內(nei) ，說唱文本也較少為(wei) 藏家所關(guan) 注，全麵了解說唱文本的存藏情況可謂奢求。再次，說唱文學多以抄本形式流傳(chuan) ，不同抄本之間、抄本和刻本之間的差異往往極大，版本源流極難判定。說唱文學文獻並不具備傳(chuan) 統版本學的價(jia) 值，一般隻有薄薄數頁，在圖書(shu) 館的目錄中，一般都是著錄為(wei) “俗曲一疊”，或者“小曲一夾”，一摞疊在一起，沒有細目，無法獲知具體(ti) 內(nei) 容；或者由於(yu) 紙張脆弱，殘缺嚴(yan) 重，查閱不便。

　　總體(ti) 而言，說唱文學未來研究的第一步是放眼世界，摸清家底並編撰相對全麵和完善的目錄。說唱文學的收藏，大致有國內(nei) 公立圖書(shu) 館、私人藏書(shu) 和海外藏書(shu) 三大部分。說唱文學的資料，早期收藏在研究者、表演者、愛好者處最多。以子弟書(shu) 來說，傅惜華、杜穎陶、程硯秋、梅蘭(lan) 芳、馬彥祥、賈天慈等生前皆以致力於(yu) 收藏戲曲、曲藝書(shu) 籍而聞名。這些私人藏書(shu) 最是容易散佚。阿英、馬彥祥之舊藏子弟書(shu) ，曆經動亂(luan) 後下落不明。馬彥祥所藏小說戲曲今已歸首都圖書(shu) 館，但其舊藏子弟書(shu) ，雖經多方查訪，包括問詢其後人，均未有結果。阿英之普通藏書(shu) 今歸安徽蕪湖市立圖書(shu) 館。但據其《〈刺虎〉子弟書(shu) 兩(liang) 種》一文介紹，他曾藏金氏鈔本子弟書(shu) 十六種，內(nei) 有《琵琶行》《熱結十弟兄》等數種孤本，今均不知去向，讓人扼腕歎息。

　　值得欣慰的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私人藏書(shu) 陸續入藏公立圖書(shu) 館。國內(nei) 外的頻繁交流也讓海外收藏不再遙不可及。國內(nei) 外各大圖書(shu) 館編目的完善和線上檢索的便捷，是編撰“全目”成為(wei) 可能的基礎。國家圖書(shu) 館、各省立圖書(shu) 館等國內(nei) 藏館仍是收藏最為(wei) 豐(feng) 富的藏館。各地方和大學圖書(shu) 館往往藏有大量本地流行的俗曲唱本，如廣州中山圖書(shu) 館、香港大學圖書(shu) 館的木魚書(shu) 收藏，中山大學的潮州歌冊(ce) 收藏；私人藏書(shu) 未入圖書(shu) 館的部分，仍需要收集線索探訪，而且往往會(hui) 有意想不到的收獲。海外所藏的漢籍日益受到重視，越來越多的學者通過訪問交流，將收藏於(yu) 海外各圖書(shu) 館如大英圖書(shu) 館、荷蘭(lan) 萊頓大學圖書(shu) 館、日本東(dong) 洋文庫的俗曲曲本介紹回國內(nei) 學界，其中不乏孤本、珍本。近年來在說唱文學文獻整理與(yu) 研究的實際工作中，文獻訪查與(yu) 收集收獲最大。對文獻資料藏地一一探訪，曲本一一過目，仍是編撰俗曲目錄最為(wei) 紮實與(yu) 可靠的方法。

　　說唱文學的編目體(ti) 例與(yu) 校勘方式

　　前人編撰的目錄是我們(men) 了解說唱文學存藏基本狀況的重要參考資料。可惜的是，傳(chuan) 統目錄學中，說唱文學一向付之闕如。說唱文學的目錄一般而言是十分簡陋的，多數是沒有完整的目錄的，即便是前人已經完成的簡要目錄中也存在著較多的訛誤。子弟書(shu) 最早的目錄，是百本張、別野堂等清代抄書(shu) 作坊的販賣目錄。仍以子弟書(shu) 為(wei) 例，無論是劉複、李家瑞的《中國俗曲總目稿》還是傅惜華的《子弟書(shu) 總目》，都還存有大量可補充和訂正之處，主要原因是收藏過於(yu) 分散導致難以一一目驗原書(shu)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劉複在編撰《中國俗曲總目稿》時在曆史語言研究所收集的大批俗曲。抗日戰爭(zheng) 爆發後，這六大箱俗曲資料跟隨“中央研究院”由北平遷往南京，由南京至四川，又由四川至南京，最後抵達台灣。在此過程中，曾有傳(chuan) 言說這批資料在遷往雲(yun) 南的過程中，被日軍(jun) 飛機炸沉於(yu) 江中，故傅惜華在編撰《子弟書(shu) 總目》時，並未見過“中央研究院”藏本，其相關(guan) 資料悉數移錄自《中國俗曲總目稿》。他在著錄“中央研究院”藏本時，均題作“前中央研究院藏，已毀”。其後的研究者多從(cong) 其說，直到2004年《俗文學叢(cong) 刊》擇取部分影印出版，大陸學者方得以一窺其真正麵目。

　　實際摸查之後的第二步是編撰說唱文學目錄。說唱文學種類眾(zhong) 多，編撰綜合目錄目前並不現實。最好的方式是先分別編撰某一專(zhuan) 門種類的目錄，而後相近的門類可以互相參考。具體(ti) 的編目中，首先要麵對的問題是分類。分類即意味著對說唱文學的文體(ti) 做一清晰的界定。文體(ti) 的形態當然是第一要素。說唱文學中各類文本極易誤入其他種類，譬如張壽崇先生所編《子弟書(shu) 珍本百種》中，收錄有《藍橋會(hui) 》一篇，因《中國俗曲總目稿》著錄為(wei) 子弟書(shu) ，並謂出自車王府曲本，故編者特從(cong) 北京大學藏車王府舊藏之雜曲內(nei) 錄出。據黃仕忠教授考證，此書(shu) 原鈔本為(wei) 連排抄寫(xie) ，不分行，韻腳有欠統一，細觀體(ti) 裁，並非子弟書(shu) 。實際上，詩讚係的說唱文學作品，如彈詞、木魚書(shu) 、潮州歌冊(ce) 等，都是以七字句為(wei) 主的文本，如果單從(cong) 形製上看，是難以做出區分的。另一個(ge) 極為(wei) 常見的錯誤，就是同一題材或者統一題名的誤收。說唱文學中不少故事題材均來源於(yu) 戲曲小說作品，同題現象十分普遍。以上兩(liang) 種情況，都需要參照出版地、編撰者、卷數等因素做一綜合考察。另外，前人著錄可以提供參考信息，但需要慎重對待。以《新編子弟書(shu) 總目》來說，子弟書(shu) 篇目之判斷標準，以題名中明確含有“子弟書(shu) ”字樣為(wei) 首要依據；百本堂、別埜堂、樂(le) 善堂等書(shu) 坊之《子弟書(shu) 目錄》《集錦書(shu) 目》，《中國俗曲總目稿》和《子弟書(shu) 總目》等亦為(wei) 判斷的重要依據。

　　說唱文學編目需要確定清晰的體(ti) 例。第一為(wei) 題名。俗曲同名異書(shu) 、異名同書(shu) 情況十分普遍，所以列明正標題、別題是十分必要的。《中國俗曲總目稿》中就“一曲而有兩(liang) 個(ge) 或兩(liang) 個(ge) 以上之標題者，均互見編排，惟僅(jin) 於(yu) 較通行之一標題下錄曲首，其餘(yu) 隻列號數與(yu) 標題，注明一名某某，見某某號。”但也正因為(wei) 俗文學的題名不太規範，在此書(shu) 中同名異書(shu) 者未互見、命名錯誤、重複著錄等訛誤還是較多的。第二為(wei) 與(yu) 體(ti) 製相關(guan) 因素的著錄。《新編子弟書(shu) 總目》即在每一條目下均注明回數、回目、用韻、句數，以概見其篇幅與(yu) 體(ti) 製，又能間接提供判斷它是子弟書(shu) 的根據。第三為(wei) 注明以往目錄之著錄情況。以往之子弟書(shu) 目錄，主要有清人百本張、別野堂、樂(le) 善堂等書(shu) 坊自編《子弟書(shu) 目錄》，又有民初無名氏所編《子弟書(shu) 目錄》，及近人傅惜華所編《子弟書(shu) 總目》及《北京傳(chuan) 統曲藝總錄》，吳曉鈴《綏中吳氏雙棔書(shu) 屋藏子弟書(shu) 目錄》，劉複、李家瑞所編《中國俗曲總目稿》。第四是版本與(yu) 藏地。在標明藏地時，最好附上索書(shu) 號以備日後查驗。《新編子弟書(shu) 總目》的處理方式則是：詳列今存及所知之版本，原則上以目驗為(wei) 據，並注明所藏單位及索書(shu) 編號。其過錄本、影印本、排印本，附於(yu) 祖本之下。第五，《中國俗曲總目稿》體(ti) 例的最大特點，是在每種曲目下抄錄該曲本首兩(liang) 行文詞，這種做法開創了俗曲編目的先例，為(wei) 後來研究者辨明曲本極有幫助。

　　第三步，即說唱文學的校勘麵對的難點有三：其一，甄別善本；其二，選擇底本；其三，處理異文。已經出版的說唱文學點校成果，往往是以某一特定版本為(wei) 底本，譬如傅惜華所編的《子弟書(shu) 選》，即以他自藏的子弟書(shu) 為(wei) 底本，而未與(yu) 其他版本互校。子弟書(shu) 目錄編撰完成之後，子弟書(shu) 的校勘可以在已知的版本中更為(wei) 妥善地選擇底本和參校本。在實際的整理工作中，在校勘上，說唱文學的點校方式也與(yu) 傳(chuan) 統詩文有著顯著的不同。說唱文學往往是不固定的、流動的，盡可能體(ti) 現出不同版本的變化。此外必須根據各種文體(ti) 、曲體(ti) 的特性，建立說唱文學校勘的標準。說唱文學不同種類差異巨大，所以，這一標準並非絕對一致的。比如子弟書(shu) 的抄本、刻本往往以雙行小字的方式呈現，在整理出版時最好保留這一特性；再如木魚書(shu) 、潮州歌冊(ce) 中大量使用方言，這些方言字最好也悉數保留。可以說，俗體(ti) 字、異體(ti) 字的保留，是說唱文學文本整理中最具有特色的一個(ge) 部分。

　　說唱文學實現“兩(liang) 創”的途徑

　　在現代學術體(ti) 係和學科劃分中，以傳(chuan) 統說唱文學為(wei) 主體(ti) 的俗文學的研究一直存在兩(liang) 個(ge) 方向，一個(ge) 是如何進行“雅化”，一個(ge) 是如何保持“民間性”。在古代文學研究中，學者們(men) 致力於(yu) 確立俗文學在文學史上的位置；在民間文學的研究中，則通過田野調查等方式展現它在現代生活中的形態。在未來的研究中，發掘俗文學的“文學性”，或許是有待我們(men) 致力的一個(ge) 方向。

　　鄭振鐸先生在《中國俗文學史》的寫(xie) 作中，賦予了這些散落各地的俗曲人民性和先進性。代表了普通百姓的。非常注重對俗文學“文學性”的提煉與(yu) 概括。四卷本《中國文學史》之後，他又嚐在題為(wei) 《中國文學史的新頁》的學術演講中，重點介紹佛經文學、變文、話本、諸宮調、彈詞、鼓詞、民歌等俗文學形式。這些從(cong) 未納入文學史視野的文體(ti) ，正是因鄭振鐸先生所肯定的“文學性”而被納入文學史，甚至專(zhuan) 門為(wei) 其作史以傳(chuan) 之。他所歸納的俗文學所具備的“大眾(zhong) 的”“無名的集體(ti) 的創作”“口傳(chuan) 的”“新鮮的”“粗鄙的”“想象力奔放”等等特質，今天看來不盡成熟且有互相矛盾之處，卻是對俗文學之“文學性”最初的界定和探討。另外，俗文學首先都具有表演性，將詩、詞、文與(yu) 音樂(le) 相結合，文本是它的保存形式。正是由於(yu) 它的表演性，俗文學的文本往往是流動的、不固定的，造成表演和文本既相輔相成，又具有一定的對立關(guan) 係。如何提煉它所包含的文學要素，視其為(wei) 一個(ge) 文學文本，是俗文學研究首要的問題。俗文學研究的另一個(ge) 重要層麵，如何借鑒與(yu) 看待海外漢學的研究。從(cong) 研究現狀來看，海外漢學家們(men) 擅長破除學科壁壘，使用各學科中的新理論來對俗文學文獻進行文本解讀。俗文學文獻在史學、社會(hui) 學、宗教學等其它學科中已經成為(wei) 極為(wei) 重視的材料，但它們(men) 的文學性，卻仍有待更為(wei) 深入的發掘。

　　學者已經指出，文學性絕不是獨立存在的，它既包括有詩學的、藝術的、審美的維度，也有社會(hui) 的、曆史的、文化的維度。在俗文學的研究中，俗文學之所以成為(wei) “文學”，並區別於(yu) “非文學”的“文學性”，卻是目前研究中較為(wei) 薄弱之處。在近年來海內(nei) 外的研究中，無論是把彈詞、鼓詞納入近代敘事文學的範疇，還是把子弟書(shu) 視為(wei) 長篇敘事詩，都是在肯定其文學價(jia) 值的基礎上，對其文學性的深入研究。

　　正如鄭先生所言，“文學”的觀念一直處於(yu) 變更之中，在現階段重新發掘俗文學“文學性”，有益於(yu) 進一步理解俗文學，並確立俗文學中在現代學術體(ti) 係中的位置。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1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