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隻關(guan) 注精美的壁畫和塑像；現在，把開鑿的崖壁、山體(ti) ，周圍的河流、植被，都與(yu) 洞窟視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中國石窟保護理念於(yu) 上世紀初內(nei) 憂外患的背景下、出於(yu) 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覺性而萌發，經曆了戰爭(zheng) 年代的初期嚐試、新中國成立之初艱苦卓絕條件下的開端，在改革開放、思想解放曆史條件下得以發展、形成，在新世紀對文化遺產(chan) 高度重視的環境下不斷完善。

　　石窟包含石窟寺、石刻等，隨著文化遺產(chan) 學科的發展，人們(men) 對其的認識不斷加深。最初人們(men) 的目光隻關(guan) 注精美的壁畫和塑像，將石窟單純地當做珍貴藝術品來欣賞與(yu) 保護。隨著新中國成立後對文物價(jia) 值的研究與(yu) 認定，石窟的曆史見證價(jia) 值、選址和開鑿的科學技術價(jia) 值也逐漸得到了理解和重視。今天，石窟被看成一個(ge) 整體(ti) 。開鑿的崖壁、山體(ti) ，周圍的河流、植被，都與(yu) 洞窟一起，共同構成了具有文物價(jia) 值、文化意義(yi) 、社會(hui) 效益和時代價(jia) 值的完整文化遺產(chan) 。對保護對象認知的轉變也導致保護思想的變化：從(cong) 單純的臨(lin) 摹、保護藝術品，到保護石窟本體(ti) ，再到現在的石窟洞窟本體(ti) 與(yu) 周邊景觀環境一並被納入保護體(ti) 係內(nei) 。

　　通過100餘(yu) 年的保護實踐，保護程序、價(jia) 值觀、技術手段都逐步完善

　　從(cong) 20世紀初期算起，中國石窟保護已經走過了逾100年的曆程。石窟保護和管理體(ti) 係從(cong) 無到有，保護工程從(cong) 少到多，在對石窟寺這一特殊的佛教遺產(chan) 類型的保護上，做出一係列有意義(yi) 的嚐試，積累了寶貴的經驗。自20世紀40年代開始，幾乎每10年都有創新。在20世紀40至50年代，莫高窟建立簡單看護體(ti) 係和防沙牆，初步做到了石窟的“不塌不漏”。20世界60年代，莫高窟加固工程是第一次從(cong) 國家層麵上關(guan) 注的大型保護工程，通過加設擋牆做到了保證莫高窟的穩定和參觀、管理。20世紀70年代，龍門盧舍那大佛維修、雲(yun) 岡(gang) 三年加固工程首次嚐試化學灌漿方法，並開啟了“搶救性”保護序幕。20世紀80年代麥積山保護工程首創的“噴錨粘托”方法，屬於(yu) 當時最先進的技術之一並獲得了1985年國家科技進步獎，對此後諸多石窟保護加固工程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20世紀90年代進行的龍門、大足石窟等保護工程，為(wei) 改善石窟保存環境作出了貢獻。

　　進入2000年後，隨著保護工程類型、數量上的豐(feng) 富和增多，保護理念在崖體(ti) 、造像、壁畫、窟簷、環境等各個(ge) 方麵都進行了有重要意義(yi) 的實踐。正確的保護程序、完善的保護價(jia) 值觀和更豐(feng) 富的保護技術手段都是本階段石窟保護取得的進步。這些實踐不僅(jin) 保護了全國幾十處重要的石窟寺、摩崖石刻造像，而且為(wei) 我國遺產(chan) 保護理念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實踐依據與(yu) 佐證。

　　從(cong) 思想萌芽到普及、繁榮和創新，中國石窟寺、石刻保護可分為(wei) 多個(ge) 階段

　　自20世紀初至1949年間，可以視為(wei) 中國石窟保護的“思想萌芽階段”。那時，外國人的探險與(yu) 考察，激發了國人保護文物的願望，以營造學社等為(wei) 代表的有識之士迫切希望能夠為(wei) 中國自己的傳(chuan) 統與(yu) 文化作出貢獻。1930年，梁思成先生在東(dong) 北大學講授《中國雕塑史》時，借鑒了許多外國人的研究資料，不由感慨“日本之常盤大定，關(guan) 野貞……具有著述，供我南車。而國人之著述反無一足道者，能無有愧？”此後，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劉敦禎赴大同調查古建築與(yu) 雲(yun) 岡(gang) 石窟，撰寫(xie) 了《雲(yun) 岡(gang) 石窟中所表現的北魏建築》一文，發表於(yu) 《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四卷第三、四期。1937年抗日戰爭(zheng) 全麵爆發後，梁思成等人轉移到西南後方，但仍未停止工作。在1939年9月開始的川康地區古建築調查中，梁思成、劉敦楨、陳明達、莫宗江考察了35個(ge) 縣的眾(zhong) 多摩崖石刻，其中以大足寶頂山、北山兩(liang) 處最為(wei) 重要。這也為(wei) 隨後梁思成將大足石刻第一次引向世界打下了基礎。

　　這一時期，雖然社會(hui) 動蕩，但如營造學社、考古學家夏鼐為(wei) 首的西北考察團、大足石刻考察團等的工作仍然熠熠生輝。1942年，在於(yu) 右任先生呼籲下，敦煌藝術研究所作為(wei) 第一個(ge) 石窟保護機構成立。為(wei) 敦煌藝術所傾(qing) 倒、從(cong) 而毅然回國的愛國藝術家常書(shu) 鴻擔任所長。在當時艱苦的條件下，常書(shu) 鴻先生帶領有限的人員完成了清理洞窟積沙、修建圍牆等工作。雖然簡陋，卻是“保存或留存以示後人”的樸素保護思想體(ti) 現。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1979年改革開放前的30年間，可以稱為(wei) 保護思想的初步確立階段。1960年，新中國首部綜合性文物保護法規《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公布，明確提出“在進行修繕、保養(yang) 的時候，必須嚴(yan) 格遵守恢複原狀或者保存現狀的原則。”由此，“保存現狀或恢複原狀”成為(wei) 這一時期包括石窟保護在內(nei) 的主要思想。

　　這一階段，石窟保護以“搶救性”為(wei) 主，基本遵循“以保存現狀為(wei) 主，小規模恢複原狀嚐試”的原則，主要解決(jue) 石窟結構穩定性問題。1963年至1966年開展的敦煌莫高窟保護工程、1971年至1986年進行的龍門盧舍那大佛保護工程和1974年至1976年進行的雲(yun) 岡(gang) 石窟加固工程，都是重要的實踐代表。另一方麵，龍門大佛保護、雲(yun) 岡(gang) 石窟加固都創造性地都使用了環氧樹脂等化學加固保護手段，雲(yun) 岡(gang) “圍岩裂隙灌漿加固技術”在第一次全國科學大會(hui) 上獲得嘉獎，見證了石窟科學保護嚐試的開端。

　　改革開放後，石窟寺、石刻保護思想進入了重要的發展階段。從(cong) 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間，隨著《文物保護法》等一係列法律、法規文件的出台，“不改變文物原狀”作為(wei) 我國文物保護的基本原則被確立了下來。另一方麵，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擴展，《威尼斯憲章》等國際遺產(chan) 保護的理論、經驗也逐漸引入。這一時期，在石窟基礎測繪研究上，隨著對偏遠地區石窟調研、測繪工作有條不紊開展，關(guan) 於(yu) 石窟的圖書(shu) 資料出版成果大大豐(feng) 富，不少成果還獲得國家、省部級獎勵。在保護工程方麵成果更為(wei) 突出。新中國成立後50年內(nei) 的石窟保護工程，有85%以上都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完成的。專(zhuan) 業(ye) 保護隊伍也不斷擴大。在古建築和石窟寺保護專(zhuan) 家餘(yu) 鳴謙，我國岩土文物保護學科奠基人、石質文物保護專(zhuan) 家黃克忠，中國首個(ge) 文保博士、敦煌研究院原副院長李最雄和我國文物保護領域國際合作的領軍(jun) 人物、“敦煌的女兒(er) ”樊錦詩這些學者的努力下，中國逐步走出了一條獨特的石窟保護道路，中國特色的保護原則和科學保護體(ti) 係初步建立。

　　1986年至1992年，在維護中首次總結出“遠看差不多、近看有區別”等中國特色石窟保護原則的樂(le) 山大佛前期研究和危岩加固工程，就是這一階段的重要實踐代表。敦煌莫高窟於(yu) 1987年列入《世界遺產(chan) 名錄》。這也大大加強了在石窟保護方麵的國際交流與(yu) 國際合作。

　　2000年後，特別是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石窟寺、石刻保護進入到了繁榮、普及與(yu) 創新的階段

　　在這一階段，保護敦煌莫高窟第85窟壁畫、建立白鶴梁題刻水下博物院、大足千手觀音保護工程、千佛崖保護性設施研究及試驗工程等重要工程開始實施，相比之前，“原址保護”的觀念更加深入人心，對待文物本體(ti) 的態度更加謹慎，保護程序更加嚴(yan) 謹。工程中圍繞“真實性完整性”“使用恰當的保護技術”等原則產(chan) 生的爭(zheng) 論，引發了廣泛的社會(hui) 關(guan) 注，這些都是石窟保護思想發展和進步的見證，也體(ti) 現了石窟保護工作從(cong) 搶救性保護到搶救與(yu) 預防性保護並重的轉變。隨著數字化、虛擬現實等技術的發展，以“數字敦煌”為(wei) 代表的展示利用工程，能夠使千裏之外的人們(men) 獲得真實的遺產(chan) 體(ti) 驗，也反映出石窟寺保護、利用與(yu) 傳(chuan) 播“三位一體(ti) ”新目標的建立和探索。

　　（作者：呂寧，為(wei) 國家文物局專(zhuan) 家庫專(zhuan) 家，高級工程師、博士，北京國文琰文化遺產(chan) 保護中心主任工程師，多年從(cong) 事文化遺產(chan) 研究和保護實踐。本文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思想史”成果）

　　中國石窟寺“家底”摸清（延伸閱讀）

　　本報電 （記者趙曉霞）國家文物局組織開展的全國石窟寺專(zhuan) 項調查最新結果顯示，全國共有石窟寺2155處，摩崖造像3831處，共計5986處。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共288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417處，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1285處，尚未核定公布為(wei) 文物保護單位的不可移動文物3361處，另有新發現635處。

　　“十四五”時期，我國將繼續全麵推進石窟寺保護利用工作，深化多學科合作研究模式，推進重點區域重點石窟寺考古，推動重點石窟寺考古資料發表和成果轉化；建設國家石窟寺資源數據平台，分級分類開展石窟寺保護，提升石窟寺科技支撐能力，推動石窟寺預防性保護和防災減災，打造石窟寺安全創新體(ti) 係，守護石窟寺本體(ti) 安全，實現石窟寺保護、研究、科技互聯互通。同時，融合整合石窟寺資源，推動重要石窟寺展示提質，促進石窟寺更好融入生活、服務社會(hui) ，拓展石窟寺國際交流合作平台，促進流失石窟寺文物追索返還；培養(yang) 專(zhuan) 業(ye) 隊伍，持續加強石窟寺人才培養(yang) ，加強機構建設，健全國家和區域兩(liang) 級石窟寺協調保護研究機製等。

　　列入世界遺產(chan) 的中國石窟（鏈接）

　　截至2021年，中國共有8處石窟寺、石刻被列入《世界遺產(chan) 名錄》，分屬於(yu) 6項文化遺產(chan) 、文化與(yu) 自然混合遺產(chan) 項目。

　　● 1987 莫高窟

　　● 1996 峨眉山-樂(le) 山大佛（樂(le) 山大佛）

　　● 1999 大足石刻

　　● 2000 龍門石窟

　　● 2001 雲(yun) 岡(gang) 石窟

　　● 2014 絲(si) 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麥積山石窟、彬縣大佛寺、克孜爾千佛洞）

　　為(wei) 樂(le) 山大佛開出“治水藥方”（鏈接）

　　石窟保護是一個(ge) 動態過程。近日，來自中國文化遺產(chan) 研究院、敦煌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的專(zhuan) 家為(wei) 樂(le) 山大佛石窟“會(hui) 診”。經過現場勘查後，專(zhuan) 家一致認為(wei) ，樂(le) 山大佛最主要“病根”在於(yu) 水患。治理內(nei) 部裂隙、防風化、用什麽(me) 材料修複、是否建立遮擋以及遊客承載量極限等都需要係統規劃、分步落實。

　　由於(yu) 氣候潮濕、雨水多、依存岩體(ti) 性質等因素，樂(le) 山大佛的水害、生物病害、風化病害、修複層開裂剝落等問題突出。1914年以來，樂(le) 山大佛先後進行了7次較大規模的表麵修複。但都沒有係統性地從(cong) 根源上解決(jue) 保護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