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幸運我讀到了這本書(shu) ！”“強烈推薦，古老、簡潔而清晰的東(dong) 方智慧。”在全球圖書(shu) 網購平台，《道德經》譯本多年來得到大量外國讀者的推崇。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世界各國經典著作中，中國的《道德經》是被翻譯成最多種語言、發行量最大的傳(chuan) 世經典。

　　2019年，日文版中國科幻小說《三體(ti) 》發售當天，旋即登上日本亞(ya) 馬遜文藝作品銷量榜榜首。“《三體(ti) 》熱”席卷海外，創造了中國當代文學譯作有史以來的最高世界館藏紀錄。

　　從(cong) 哲學經典《道德經》到科幻文學《三體(ti) 》，中書(shu) 外譯經曆了從(cong) 懵懂前行到積極探索的轉變。通過外譯走向世界的中國書(shu) 籍，在對話與(yu) 建構中，成為(wei) 中華文化“出海”的重要載體(ti) 。走向世界的“中國書(shu) 架”在摸爬滾打中“開枝散葉”，但似乎遠未“枝繁葉茂”。在機遇與(yu) 挑戰並存的時代，如何讓中國書(shu) 籍向外“走深走實”？

　　1.中書(shu) 外譯，從(cong) 曆史中款款走來

　　“大規模中書(shu) 外譯可追溯至16世紀末的來華傳(chuan) 教士，迄今已有400多年。雖並非以傳(chuan) 播中國文化為(wei) 主要目的，但他們(men) 在客觀上完成了文明的傳(chuan) 遞。”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副教授王穎衝(chong) 說。

　　“明末清初來華的傳(chuan) 教士，知名的有70多人。”華東(dong) 師範大學終身教授、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hui) 名譽會(hui) 長潘文國發現，這一時期，西去的主要是中國經典，比如利瑪竇翻譯的《四書(shu) 》。

　　據考證，中國曆史上譯入歐洲的第一本著作，是1590年西班牙傳(chuan) 教士雅各布森翻譯的《明心寶鑒》。中書(shu) 外譯的專(zhuan) 業(ye) 化發展始於(yu) 19世紀下半葉。鴉片戰爭(zheng) 以後，中書(shu) 外譯的數量和種類大幅提高。

　　與(yu) 此同時，中國譯者也係統投入到中書(shu) 外譯的事業(ye) 中。例如，辜鴻銘將《論語》《中庸》和《大學》翻譯成英文。“這與(yu) 當時的留學政策、國內(nei) 外語教育大環境的變化密切相關(guan) 。”王穎衝(chong) 說。

　　改革開放以來，中書(shu) 外譯“國家隊”逐漸壯大。20世紀80年代風靡一時的“熊貓叢(cong) 書(shu) ”，為(wei) 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修了“一條實實在在的路”。“大中華文庫”“中國圖書(shu) 對外推廣計劃”“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等一係列國家翻譯實踐，極大滿足了中國作品“走出去”的渴望。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更是拓寬了中國出版“走出去”的想象空間，給了中國出版更多互學互鑒、交流互動的機會(hui) 。外語教學與(yu) 研究出版社(簡稱“外研社”)與(yu) 中國圖書(shu) 進出口總公司合作，把中國當代著名作家的文學作品，如餘(yu) 華的《活著》、王剛的《英格力士》、蘇童的《米》等輸出到多個(ge) “一帶一路”國家。

　　時至今日，中書(shu) 外譯的舞台上依舊活躍著眾(zhong) 多國外漢學家。比如，出生於(yu) 1939年的美國漢學家葛浩文，已經翻譯了30多個(ge) 中文作家的60多部作品，被喻為(wei) 中國文學在海外的“首席接生婆”。

　　物換星移，一些青年漢學家也攜譯作嶄露頭角。

　　《傳(chuan) 奇女書(shu) 》是清華大學教授趙麗(li) 明的力作。意文版《傳(chuan) 奇女書(shu) 》被意大利著名雜誌《全景》評為(wei) 今年“意大利最值得閱讀的50本書(shu) ”之一。仿佛“深山裏的野玫瑰”帶著南嶺的清芬和瀟水的溫情，走出了“與(yu) 世隔絕”，為(wei) 更多世界另一頭的人們(men) “采擷”。

　　讓流傳(chuan) 於(yu) 湖南省江永縣的女書(shu) 文字走進意大利人文學視野的，是意大利譯者茱莉(Giulia Falcini)。“意大利人對於(yu) 中國文化的喜愛和好奇與(yu) 日俱增。”茱莉發現，莫言、餘(yu) 華、蘇童等中文作家已在意大利出名，“他們(men) 的作品非常暢銷。”

　　文化，隻有在不斷的交流中才能發展和延續。

　　“我十分相信故事的力量。故事的交換幫助人類理解世界，也能幫助我們(men) 理解自己。”從(cong) 事中國文學作品翻譯與(yu) 研究的思黛(Stefan Rusinov)來自保加利亞(ya) ，曾翻譯過莫言《檀香刑》、劉慈欣《三體(ti) 》等諸多中文書(shu) 籍的保加利亞(ya) 語版。

　　十幾年前在華中師範大學學習(xi) 中國現當代文學時，“80後”思黛就“很想把學到的好東(dong) 西分享給同胞們(men) ，推進文學對話”，因為(wei) “這些作品極大地豐(feng) 盈了我的精神世界，很希望它們(men) 能給更多保加利亞(ya) 讀者帶來相似的收獲。”

　　2.逆差明顯，尚待走出幽穀

　　縱觀20世紀，中國翻譯的西方著作品種數不勝數；相較之下，輸出西方的中國文學品種與(yu) 此極不成比例——“中譯外”與(yu) “外譯中”整體(ti) 上相差100倍。

　　近年來，隨著中書(shu) 走向世界的步伐不斷加快，“中譯外”作品在數量上有明顯提升。但是中書(shu) 的進出口貿易仍存在10∶1的逆差，與(yu) 中華文化的悠久曆史和厚重內(nei) 涵並不匹配。

　　逆差的背後，一係列問題亟待深入思考。

　　什麽(me) 是中國文化中最值得介紹給世界的？這是中書(shu) 外譯“走深走實”繞不過去的問題。

　　上海交通大學智能傳(chuan) 播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王大可發現，相較於(yu) 政治、經濟、科技主題圖書(shu) ，文學和文化類圖書(shu) 占比明顯較高；相較於(yu) 具有較高學術含量的著作，“概論式”圖書(shu) 占比明顯較高。“如果中國圖書(shu) 對外輸出的重點僅(jin) 僅(jin) 停留在文學等議題上，就可能在無形中放棄了對世界政治經濟等重大議題解釋權的爭(zheng) 奪。”

　　“20世紀90年代，日本的中書(shu) 譯本有所增加，但政經類出版物大多聚焦中國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商務漢語基地副主任郭德玉發現，不僅(jin) 出版社多以中小型為(wei) 主，譯者多為(wei) 日本人，讀者群體(ti) 也相對固化。“應該說，譯作帶來的正麵影響不大。”

　　擇當譯之本，是提升文化影響力的關(guan) 鍵。

　　中書(shu) 外譯對譯者能力素質提出了怎樣的要求？譯事之甘苦，譯者最知曉。

　　“翻譯昌耀，卻不懂詩歌，這是不可想象的。”湖南文理學院文史與(yu) 法學學院副教授肖學周認為(wei) ，中書(shu) 外譯必須具有綜合素養(yang) ，然後再看外語水平。

　　“最難翻譯的是語言很獨特的作品。”思黛正在翻譯的中文短篇小說《棋王》，語言樸實而飄逸俊美，“文字中帶著某種古詩的味道，但用保加利亞(ya) 語再現這種感覺，需要重新設計一種語言風格。”

　　為(wei) 了翻譯好《傳(chuan) 奇女書(shu) 》，茱莉每年都遠赴湖南江永，與(yu) 小鎮上的人們(men) 生活在一起，了解女書(shu) 文字背後的文化生態與(yu) 地方風俗，“必須了解書(shu) 籍背後的曆史文化，這非常難，也很重要。”

　　王穎衝(chong) 認為(wei) ，文學翻譯首選“譯入”母語，即中國文學譯成外語應該優(you) 先考慮外國譯者。“在國外，參與(yu) 中書(shu) 外譯的譯者以本國漢學家為(wei) 主。但這一隊伍數量還非常有限。”

　　另外，受限於(yu) 專(zhuan) 業(ye) 背景、視野、文化積澱，外國譯者要在譯本中完全再現原文所包含的中文語境含義(yi) ，保留其獨特的文學藝術生態，確非易事。

　　“從(cong) 理解的角度看，再高明的西方翻譯家，在從(cong) 事中國古籍英譯的時候，不出現錯誤以至嚴(yan) 重錯誤的情況是不多見的。”潘文國說。

　　如何跨越偏見、共享文明成果？曾任非洲馬拉維大學孔子學院中方院長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助理研究員尤永紅指出，非洲一些大學圖書(shu) 館關(guan) 於(yu) 中國的圖書(shu) 資料並不多，其中一些著作帶有西方話語色彩。“如何在中書(shu) 外譯的事業(ye) 中降低‘文化折扣’，向世界展現一個(ge) 真實立體(ti) 全麵的中國，仍需要久久為(wei) 功的推動力量。”尤永紅說。

　　3.通盤謀劃，應中外合作、以我為(wei) 主

　　“當我們(men) 把中書(shu) 外譯作為(wei) 一項重要的事業(ye) 來對待的時候，就不能采取零敲碎打、‘抓到籃裏就是菜’的隨意辦法，必須有通盤考慮、係統認知。”潘文國強調。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就讀的中國留學生沈天瑜觀察發現，中國的治理模式、減貧事業(ye) 、科技創新，都是外國同學比較關(guan) 注的議題，而新加坡對中國發展實踐進行全方位描述、深入分析的譯作還比較缺乏。“外國同學隻能通過互聯網來碎片化了解關(guan) 於(yu) 中國的信息。”

　　對中國發展之道好奇的，不隻是外國學生群體(ti) 。隨著中國科研和學術產(chan) 出及影響力快速增長，國際學術界希望更深入地了解中國同行的研究情況。“尤其是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社會(hui) 治理、管理創新、產(chan) 業(ye) 模式等題材的圖書(shu) 受國際學界關(guan) 注。”外研社相關(guan) 人員介紹，該社外譯的厲以寧《中國經濟改革發展之路》、陳雲(yun) 賢《市場競爭(zheng) 雙重主體(ti) 論》、徐湘林《中國社會(hui) 轉型與(yu) 國家治理》等書(shu) 籍備受海外學界關(guan) 注。

　　“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同時，也需注重從(cong) 中國視角‘講好世界故事’，讓中國書(shu) 籍‘走出去’的過程與(yu) 中國主體(ti) 性世界觀的生發過程同頻共振。”上海交大媒體(ti) 與(yu) 傳(chuan) 播學院院長李本乾說。

　　內(nei) 容之外，外譯人才的培養(yang) 和支持也是關(guan) 鍵之匙。

　　“‘中外合作、以我為(wei) 主’的翻譯隊伍建設是比較理想的譯者模式，既可以確保原著的立場觀點不走樣，也可以做到譯文語言流暢、地道可讀。”經過對中書(shu) 日譯的長期考察，郭德玉指出。

　　麵對高水平外譯人才匱乏的現狀，亟待儲(chu) 備一批包括中國本土譯者、海外華人譯者和國外漢學家在內(nei) 的翻譯和審訂隊伍。當前，僅(jin) 僅(jin) 依靠海外漢學家們(men) 譯入母語，還無法滿足我國對外傳(chuan) 播的預期。郭德玉認為(wei) ，“大力加強‘中譯外’人才的培養(yang) ，精通外語、具有專(zhuan) 業(ye) 背景、廣博知識儲(chu) 備的高水平翻譯人才，才是翻譯事業(ye) 生生不息的希望所在。”

　　“很希望看到中國文學在自己國家獲得更大的影響力。”對於(yu) 思黛等中國文學的“小語種譯者”，他們(men) 期盼著得到更充足的翻譯與(yu) 推廣支持，讓他們(men) 更輕鬆地從(cong) 事所熱愛的中國書(shu) 籍翻譯事業(ye) 。

　　2013年，中外高端人文交流品牌項目“新漢學計劃”正式啟動，通過“博士生培養(yang) ”“綜合學術研究”與(yu) “海外高級中文翻譯人才培養(yang) ”等項目，致力為(wei) 海外學生學者、各界精英人士與(yu) 優(you) 秀青年提供優(you) 質資源，培養(yang) 一批精通母語和漢語、文化學術背景多樣、科研能力突出的漢學與(yu) 中國研究學者，服務國際中文教育大局，積極推動中外語言交流合作與(yu) 世界多元文化互學互鑒。

　　譯作傳(chuan) 播不僅(jin) 重在譯者，也離不開出版發行。

　　“從(cong) 出版的角度，我們(men) 打破同行競爭(zheng) 的壁壘，國內(nei) 外出版社共同策劃、合作出版、合力營銷，將優(you) 質中國圖書(shu) 內(nei) 容傳(chuan) 播給世界”，浙江大學出版社國際合作部主任徐倩介紹，“選題國際化、出版服務化、營銷全球化”是出版社提升版權“走出去”的重要路徑。

　　多方麵的合作運作模式、多主題的選題空間、多渠道的發行場域、多模態的呈現形式，對於(yu) 提升中書(shu) 外譯質量、讓更多中國文化思想在海外圖書(shu) 市場上亮相，都至關(guan) 重要。

　　在深刻而宏闊的時代之變中，中書(shu) 外譯更需堅定文化自信，拓寬世界眼光，在知己知彼中為(wei) 多層次文明對話作出更大貢獻。

　　(本報記者 肖人夫 本報通訊員 舒天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