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飛（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2021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麵臨(lin) 需求收縮、供給衝(chong) 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同時強調“實施好擴大內(nei) 需戰略，增強發展內(nei) 生動力”。進入新發展階段，加快推進以人為(wei) 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不僅(jin) 能夠釋放巨大內(nei) 需潛力，而且將為(wei) 經濟穩定增長帶來新的動力。“十四五”時期，我國仍將處在城鎮化較快發展階段，人口城鎮化蘊藏著巨大的消費增長潛力，城鎮化進程與(yu) 消費結構升級相互融合的特點突出。把握好人口城鎮化發展趨勢，促進消費結構升級，對加快形成以國內(nei) 大循環為(wei) 主體(ti) 、國內(nei) 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具有重要意義(yi) 。

　　消費結構升級與(yu) 人口城鎮化進程同步

　　消費結構升級與(yu) 人口城鎮化是正相關(guan) 的。消費結構升級是人口城鎮化推動的結果。一個(ge) 國家或地區進入大眾(zhong) 消費時代，大都伴隨著人口大規模向城鎮集聚的過程。尤其是進入中高收入階段，人口城鎮化促進消費升級的作用更為(wei) 明顯。從(cong) 我國實際看，城市居民在物質型消費基本飽和後，逐步成為(wei) 引領教育、醫療、養(yang) 老、文化、信息、旅遊等服務型消費需求增長的主力軍(jun) 。服務型消費快速增長與(yu) 新一輪科技革命相融合，催生了服務業(ye) 新業(ye) 態新模式的快速發展。

　　城鎮化伴隨著物質型消費向服務型消費的升級。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城鎮化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據統計，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達63.89%，與(yu) 1990年的26.41%相比，提升了近37.5個(ge) 百分點；2020年末城鎮常住人口增加到90220萬(wan) 人，是1990年的近3倍，年均增長3.7%。伴隨城鎮化進程加快，居民消費結構由物質消費為(wei) 主向服務消費為(wei) 主升級的趨勢日益明顯。2013年至2019年，我國居民服務型消費年人均支出規模由5245.9元增長到9886元，年均增長11.1%；居民服務型消費支出占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由39.7%提升至45.9%，年均提升約1個(ge) 百分點。2020年，受疫情影響，居民服務型消費占比回落至42.6%。隨著疫情防控常態化，2021年上半年，居民服務型消費占比回升至43.8%。

　　以製度集成創新加快推進人口城鎮化

　　2020年，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jin) 為(wei) 45.4%，與(yu) 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相差18.49個(ge) 百分點。從(cong) 改革實踐看，人口城鎮化涉及戶籍、公共服務、就業(ye) 等多方麵製度安排，需要通過製度集成創新來加以推進，重點包括以下幾個(ge) 方麵：

　　進一步完善居住證製度。“十三五”時期，我國全麵實行居住證製度，義(yi) 務教育、醫療衛生、技能培訓、社會(hui) 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加快覆蓋城鎮常住人口。“十四五”時期，需要繼續深化戶籍製度改革，完善城鄉(xiang) 統一的居住證製度，繼續完善以居住證為(wei) 載體(ti) 的城鎮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務提供機製，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加快建立城鄉(xiang) 統一的基本公共服務製度，縮小城鄉(xiang) 公共服務消費差距。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提升農(nong) 村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建立城鄉(xiang) 公共資源均衡配置機製，強化農(nong) 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縣鄉(xiang) 村統籌，逐步實現標準統一、製度並軌”。這就需要以縮小城鄉(xiang) 公共服務消費差距為(wei) 目標，製定城鄉(xiang) 統一的公共服務消費標準，在縣級層麵推進城鄉(xiang) 基本公共服務製度並軌，推動公共服務向農(nong) 村延伸、社會(hui) 事業(ye) 向農(nong) 村覆蓋，健全全民覆蓋、普惠共享、城鄉(xiang) 一體(ti) 的基本公共服務體(ti) 係。

　　加快實現農(nong) 村轉移人口市民化。實現農(nong) 民工群體(ti) 的市民化，不僅(jin) 可以有效提升城鎮化的發展品質，而且是推動消費結構升級的重要力量。為(wei) 此，一是促進住房租賃市場發展，將符合條件的外來務工人員納入各級政府公共租賃住房保障範圍。對招用農(nong) 民工比較多的企業(ye) ，地方政府可以出台政策鼓勵支持企業(ye) 在依法取得的土地上建設農(nong) 民工宿舍。二是鼓勵農(nong) 民工流入地針對農(nong) 民工群體(ti) 開展專(zhuan) 業(ye) 化培訓，加快推進農(nong) 民工在經濟、文化、生活等領域融入當地社會(hui) ，努力實現農(nong) 民工“上崗有培訓、勞動有合同、子女有教育、生活有改善、政治有參與(yu) 、維權有渠道、生活有尊嚴(yan) ”，促進農(nong) 民工及其家屬實現“個(ge) 人融入企業(ye) 、子女融入學校、家庭融入社區、群體(ti) 融入社會(hui) ”。

　　在推進城鎮化的進程中培育中等收入群體(ti)

　　從(cong) 國際經驗看，城鎮化伴隨著就業(ye) 人口由低附加值的農(nong) 業(ye) 轉向高附加值的工業(ye) 和服務業(ye) 的過程，尤其是在城鎮化加速發展階段，會(hui) 出現中等收入群體(ti) 的快速增加。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城市化進程都曾伴隨著中等收入群體(ti) 規模快速擴大的過程。從(cong) 我國的城鎮化進程看，人口城鎮化與(yu) 中等收入群體(ti) 規模的擴大也是同步的。2010年至2020年，伴隨著人口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去除價(jia) 格因素後，實際增長100.8%，中等收入群體(ti) 規模達到4億(yi) 人左右。迅速增長的中等收入群體(ti) 趨向於(yu) 購買(mai) 中高端產(chan) 品，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經曆過的大眾(zhong) 消費時代，都受益於(yu) 中等收入群體(ti) 的崛起。我國已跨過以生活必需品為(wei) 主的消費時代，迎來了大眾(zhong) 消費時代，在相當大程度上得益於(yu) 中等收入群體(ti) 規模的不斷擴大。研究顯示，我國中等收入群體(ti) 占比每提升1個(ge) 百分點，將增加1.1萬(wan) 億(yi) 元的消費支出。“十四五”期間，我國中等收入群體(ti) 占比有望年均提升2個(ge) 百分點左右，到2025年達到5.6億(yi) 人左右的規模。根據測算，隨著中等收入群體(ti) 規模的快速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消費占全社會(hui) 消費總額的比重將由目前的46%左右提升至70%以上，成為(wei) 拉動消費的“主力軍(jun) ”。

　　實現中等收入群體(ti) 規模明顯擴大，需要進一步增加居民財產(chan) 性收入。一是要加快落實農(nong) 民的財產(chan) 權，在嚴(yan) 格農(nong) 村土地用途管製和規劃限製的前提下，使部分農(nong) 民通過財產(chan) 性收入步入中等收入群體(ti) 。二是進一步完善教育製度，通過改善教育結構、提升教育水平，使具有創新意識、專(zhuan) 業(ye) 技能的勞動者有條件、有能力成為(wei) 中高收入群體(ti) 。三是加快稅收製度改革，逐步改變以間接稅為(wei) 主的稅製結構，擴大以財產(chan) 稅為(wei) 重點的直接稅征收範圍和征收力度，切實降低工薪階層的稅負。

　　加快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製度安排。一是優(you) 化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確保勞動者報酬與(yu) 勞動生產(chan) 率增長同步，明顯提高勞動報酬占GDP比重；明顯提升一線勞動者報酬水平，加快健全工資決(jue) 定、合理增長和支付保障機製，進一步完善最低工資標準，不斷拓寬居民財產(chan) 性收入增收渠道。二是完善收入再分配機製。進一步加大財政轉移支付規模，不斷提高財政轉移支付資金的精準性，借鑒“精準扶貧”的經驗，充分利用消費數據、收入數據等優(you) 化財政轉移支付的內(nei) 部結構；有效發揮稅收政策對收入差距的調節作用，探索開征遺產(chan) 稅和贈予稅，加強對個(ge) 人所得稅征收的監管。三是加快完善以慈善事業(ye) 為(wei) 重點的第三次分配機製，充分發揮政府的政策引導和社會(hui) 環境建設作用，綜合運用放寬慈善事業(ye) 門檻、慈善捐贈免稅等多種手段營造包括企業(ye) 、社會(hui) 組織在內(nei) 廣泛參與(yu) 慈善事業(ye) 的製度環境。

　　《光明日報》（ 2022年02月2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