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好了,更要看看從前(金台書話)
郭紅鬆繪
我的小說創作,從(cong) 題材上基本可為(wei) 分為(wei) 兩(liang) 部分:一部分屬於(yu) 知青文學;另一部分大抵屬於(yu) “當下”題材。
因為(wei) 整理一些散文隨筆,想到了從(cong) 前許多事,比如年貨、布票、肉票、洗澡票、戶口簿、廁所等。我很感慨,中國確實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了,確實發展了,各種變化之大,不回頭比較,印象是不夠深刻的。現在普通飯店的任何一桌飯菜,過去北方家庭春節都吃不到。當時見不到魚蝦,雞蛋、粉條都憑票,我直到下鄉(xiang) 前才第一次吃到點心。這種生活並非城市最困難家庭獨有,而是當時普遍現象。1990年,我在北京家裏第一次洗到了熱水澡。因此,我想將從(cong) 前的事講給年輕人聽,讓他們(men) 知道從(cong) 前的中國是什麽(me) 樣子。隻有從(cong) 那個(ge) 年代梳理過來,才能理解中國社會(hui) 的發展變化。
我的父親(qin) 是大三線建設工人,每隔幾年才回一次家。我和兩(liang) 個(ge) 弟弟上山下鄉(xiang) 後,家裏還剩下母親(qin) 、妹妹和患有精神病的哥哥,全靠小弟弟一人支撐,我想他承擔的家庭重擔比我們(men) 要多得多。正如秉昆入獄後,可以寫(xie) 出長長的名單讓妻子去求助,弟弟和工友們(men) 的關(guan) 係一直維係到他去世,這是由那個(ge) 時代的生活形態造就的。他們(men) 這些留在城市的普通勞動者家庭的青年,在我們(men) 文學藝術畫廊裏近乎是沉默的、缺失的。
當代許多作家都出身農(nong) 村,寫(xie) 農(nong) 村生活信手拈來,好作品數不勝數,如《平凡的世界》,而全麵描寫(xie) 城市底層青年生活的長篇小說相對較少。
少年時代,我就喜歡讀有年代感的作品,比如《悲慘世界》《戰爭(zheng) 與(yu) 和平》《複活》等,但創作一部有較強年代感的作品十分困難,我也一直感到準備不足。到了六十七八歲,我覺得可以動筆,也必須動筆了。
我從(cong) 小生活在城市,了解城市底層百姓生活;我曾寫(xie) 過《中國社會(hui) 各階層分析》,比較熟悉知識分子、文藝界人士近50年來的心路曆程;我與(yu) 老革命式的幹部也有過親(qin) 密接觸。這幾方麵的熟悉,讓我寫(xie) 起來不至於(yu) 太不自信。我決(jue) 定寫(xie) 一部年代跨度較長的小說,通過人物關(guan) 係描繪各階層之間的親(qin) 疏冷暖,從(cong) 民間角度盡可能廣泛地反映中國近50年來的發展圖景,這就是《人世間》。
我不會(hui) 電腦,隻能手寫(xie) ,寫(xie) 第一頁時不知道書(shu) 名,但知道必須寫(xie) 到3000多頁才能打住。有朋友提醒我,不要寫(xie) 那麽(me) 長,最好寫(xie) 二三十萬(wan) 字,好定價(jia) 、好銷售,寫(xie) 那麽(me) 長誰買(mai) 誰出誰看?我說,這不是我考慮的,我隻想完成自己想做的事。
令我欣慰的是,在115萬(wan) 字的《人世間》中,一些內(nei) 容是其他小說中不常見的,一些人物是文學畫廊中少有的,一些生活片段也不是僅(jin) 靠創作經驗編出來的。它們(men) 都源於(yu) 我這個(ge) 作家獨特的生活積累,都有鮮明的個(ge) 性特征。
我常常想,人類究竟為(wei) 什麽(me) 需要文學藝術?文學藝術是為(wei) 了讓我們(men) 的生活更豐(feng) 富,更是讓人類的心靈向善與(yu) 美進化。
我曾寫(xie) 過一篇文章《論好人文化的意義(yi) 》,不是說“老好人”,而是對自己的善良心有要求的人。《人世間》裏沒有太壞的人,隻有精神不正常的人才總是幹壞事。我總是在作品中挖掘、表現人物好的一麵。這也是我對文學的理解。美國拍了《辛德勒的名單》《動物園長的夫人》等一係列表現二戰時期普通人見義(yi) 勇為(wei) 的影片。
其實,我們(men) 國家的好人很多,文藝作品中卻好像都在表現鬥爭(zheng) 。
有兩(liang) 件事讓我頗受刺激。一次,我去一位外國朋友家,朋友的兒(er) 子正在看一部中國宮鬥劇。朋友兒(er) 子問,為(wei) 什麽(me) 劇中人物都那麽(me) 壞?朋友回答說,別相信,在我們(men) 國家人不是那樣的。還有一次,一個(ge) 中國朋友的孩子看一部外國電影《戰馬》。孩子說,媽媽,這幾個(ge) 人真好。孩子的媽媽說,別信,哪兒(er) 有什麽(me) 好人。
究竟是什麽(me) 原因,讓我們(men) 不再相信有好人了?其實就在我的小說《人世間》首發式前,午間新聞就報道了幾件好人好事。其中一件是一輛大客車掉進了冰河,路過的吊車司機看到後緊急啟動吊車,用高超的技術將困在客車中的人一個(ge) 個(ge) 救了上來。現實生活中還有很多很多這樣的人和事。創作《人世間》時,我要求自己,應表現出多數人本能地希望做好人的心願。創作完成後,我可以肯定地說,無論周圍發生什麽(me) 樣的變化,我都不可能做壞人了。
作家是文學動物,而文學本身並不能解決(jue) 什麽(me) 現實問題,隻能提供一些民間鮮活的、有質感的認知內(nei) 容。若那些有信心、有能力、有幹勁解決(jue) 現實問題的人,偶爾也想通過文學來間接補充對民間的了解,而《人世間》又能起到一點兒(er) 這樣的作用,作為(wei) 作者,我自然也是高興(xing)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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