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著者說】

　　　作者：劉士林（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黃強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首席編輯）

　　編者按

　　中國大運河是世界上開鑿最早、規模最大、裏程最長的運河，與(yu) 萬(wan) 裏長城一起成為(wei) 中華文明最偉(wei) 大的標誌性工程。作為(wei) 一個(ge) 規模巨大、曆史悠久的古代交通工程，大運河在深刻影響了中國古代社會(hui) 後，也成為(wei) 一個(ge) 各領域專(zhuan) 家學者表達情感或還原曆史的對象。當下迅速產(chan) 生的大量運河知識與(yu) 話語，都可以作如是觀。近日，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劉士林選擇了“運河城市文化”的視角，推出《六千裏運河 二十一座城》一書(shu) ，帶領讀者沿千裏運河，覽兩(liang) 岸風景，回望悠悠運河城市的發展史。

　　一

　　從(cong) 時間上講，自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開鑿邗溝起始，中經曆代王朝不斷的疏浚與(yu) 整修，至清代末年的漕糧改折為(wei) 終點，以古運河、隋唐大運河、京杭大運河為(wei) 主要形態的大運河在中國大地上先後馳騁奔流了2500年之久；從(cong) 空間上看，無論是以洛陽為(wei) 中心，北起北京南至杭州，貫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係，全長2700餘(yu) 公裏的隋唐大運河，還是元代經過裁彎取直之後形成的縱橫北京、天津、河北、山東(dong) 、江蘇、浙江六省市，全長1794公裏的京杭大運河，它們(men) 的規模與(yu) 裏程在世界上都是絕無僅(jin) 有的。如此巨大的時間跨度與(yu) 空間規模，使大運河與(yu) 萬(wan) 裏長城一起成為(wei) 中華文明最偉(wei) 大的標誌性工程。

　　2014年6月，大運河被列入《世界遺產(chan) 名錄》；2019年5月，《大運河文化保護傳(chuan) 承利用規劃綱要》正式發布；同年7月，《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審議通過，將大運河和長城、長征並列，共同提升到“中華民族的重要象征”和“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標誌”的重要地位，一幅關(guan) 於(yu) 中國大運河的絢麗(li) 畫卷正在全麵展開。

　　十年河東(dong) ，十年河西。當大運河從(cong) 長時間的沉默中再次發出激蕩四海的風雷聲，人們(men) 這才重新注意到它輝煌的曆史與(yu) 充滿生機的未來，並發現其中有太多的時間、地點、人物、活動、曆史、記憶、話語與(yu) 願望需要尋覓、鉤沉、捕撈和重建。由於(yu) 一些偶然的原因，我們(men) 也被卷入這個(ge) 人員越來越多、聲勢越來越浩大、節奏越來越快速的人流、思潮、現實與(yu) 社會(hui) 進程中。

　　城市是政治、經濟與(yu) 文化的中心，也是曆史上一切文明成果的交流創造與(yu) 傳(chuan) 播中心。由於(yu) 南北交通、貿易的直接刺激與(yu) 強大需要，大運河沿岸先後興(xing) 起了包括北京在內(nei) 的數十座城市。這些城市不僅(jin) 集中體(ti) 現了大運河文明的本質，也是它的最高曆史表現形態與(yu) 遺留下來的活化石。以人口城市化、城市功能商貿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文化生態多樣化為(wei) 基本特征的運河城市文明，構成了中國古代城市體(ti) 係的一個(ge) 獨特譜係，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古代的區域文明以及不同城市、城鄉(xiang) 之間的交流與(yu) 對話，對中國古代政治型城市結構、曆史悠久的農(nong) 業(ye) 文明形態、積澱深厚的農(nong) 耕社會(hui) 與(yu) 精神傳(chuan) 統等，均產(chan) 生了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對運河城市經濟社會(hui) 的研究與(yu) 闡釋，有助於(yu) 更深刻地理解大運河在中國古代社會(hui) 中的地位與(yu) 意義(yi) 。

　　如果說長城是凝固的曆史，大運河就是流動的文化。如同運河城市一樣，運河城市文化不僅(jin) 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個(ge) 有機部分，同時也因其特有的人工河流文明背景而有眾(zhong) 多值得深究的秘密。沿著大運河曲折兩(liang) 岸的城闕，在或急或緩的逝波間尋覓和挖掘曾經的繁華與(yu) 夢想，重建作為(wei) 一個(ge) 有機整體(ti) 的大運河文化，對於(yu) 充實運河城市的文化底蘊，展示它們(men) 的文化魅力，培育它們(men) 的當代城市精神，發展運河城市的文化生產(chan) 力，無疑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2014年6月，中國大運河成功入選《世界遺產(chan) 名錄》。2019年5月和7月，大運河文化帶和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相繼提出並快速推進。這是一項涉及麵廣、內(nei) 容豐(feng) 富、環節複雜的巨型係統工程，更是一項波瀾壯闊、革故鼎新、蔚為(wei) 大觀的當代中國文化建設事業(ye) 。而如何重新整理大運河固有的傳(chuan) 統文化資源、還原與(yu) 闡釋運河城市文化的深層結構、合理利用與(yu) 保護大運河的文化遺產(chan) ，也包括在當代意義(yi) 上對運河城市群建設提出新思路與(yu) 戰略構想，都是當下需要深入思考與(yu) 探討的問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已經沉入曆史長河的運河往事，還是當下正在升溫的各種時代議題，它們(men) 無一不是以運河城市為(wei) 中心空間與(yu) 主要平台而展開的。實際上，這使運河城市文化研究成為(wei) 運河研究的中心與(yu) 焦點。一方麵以單體(ti) 城市為(wei) 對象深入研究運河城市文化的特殊性與(yu) 曆史內(nei) 涵，另一方麵以運河城市群為(wei) 背景闡釋運河文明的普遍性及其現代意義(yi) ，是我們(men) 解讀、研究與(yu) 闡釋運河城市文化的主旨所在。以大運河城市群為(wei) 總體(ti) 框架，將運河城市建構為(wei) 一個(ge) 文化共同體(ti) ，對它們(men) 共同的發生機製、內(nei) 在結構、曆史源流與(yu) 人文精神進行學術梳理與(yu) 現代闡釋，有助於(yu) 推動運河城市彼此之間產(chan) 生更深的文化認同與(yu) 價(jia) 值共識，同時對它們(men) 在實踐中采取一致的戰略與(yu) 和諧的步調都是大有裨益的。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劉士林 著

　　選自《六千裏運河 二十一座城》

　　二

　　中國大運河貫通華夏大地南北、縱橫兩(liang) 千年的英雄時代已經過去，這是無須諱言的事實。當無數人關(guan) 於(yu) 財富、欲望、飛黃騰達的努力與(yu) 夢想在波濤間消逝之後，留給運河兒(er) 女的是一筆深厚得近乎沉重、豐(feng) 富得近乎雜亂(luan) 的巨型文明遺產(chan) 。而對它的正確認識與(yu) 全麵了解，則是任何繼承與(yu) 發揚的前提。在發生學的意義(yi) 上，與(yu) 世界上的尼羅河文明、兩(liang) 河文明，以及同一片國土上的黃河文明、長江文明一樣，運河文明也屬於(yu) 河流文明。但是，它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如果說一般的河流文明在起源上主要依托自然界的大江大河，那麽(me) 人工開鑿疏浚的河流則是運河文明發生與(yu) 成長的搖籃。其發生與(yu) 成長更多地包含了社會(hui) 與(yu) 文化的要素，主要功能是對已初步成型的文明模式與(yu) 經濟社會(hui) 格局的加工與(yu) 再生產(chan) ，目的在於(yu) 推動中國古代世界的內(nei) 在循環與(yu) 可持續發展。曆代統治者對大運河的疏浚、改造一直不惜血本，就是因為(wei) 它實際上已經成為(wei) 古代中國的“主幹大街”，承擔著政治、軍(jun) 事、交通、經濟、移民、商貿、稅收等多種重要服務功能。

　　斯賓格勒曾說：“世界曆史，即城市的曆史。”也可以說，運河文明史就是運河城市發展史。沿運河水陸網絡在廣闊空間上擴展開去的城市與(yu) 鄉(xiang) 村，在社會(hui) 結構、生活習(xi) 俗、道德信仰及人的氣質與(yu) 性格上，無不打上了深深的“運河”烙印，是運河文明“基因”的再現與(yu) 物化。作為(wei) 獨特的河流文明譜係，運河文明的精華集中於(yu) 兩(liang) 岸的城市或中心城區，然後又以城市為(wei) 樞紐而延伸到古代中國文明肌體(ti) 的末梢與(yu) 細部。如城東(dong) 門和城北門在明清時期是天津最繁華的所在，原因無他，隻是這兩(liang) 個(ge) 城門正對著運河，占據了經濟地理上的“區位優(you) 勢”。又如北京齊化門外東(dong) 嶽廟一帶，曆來是京城人士輻輳之處，也是因為(wei) 它沾了運河漕運的光。如《析津誌》所述：“江南直沽海道來自通州者，多於(yu) 城外居住，趨之者如歸。又漕運歲儲(chu) ，多所交易，居民殷實。”經濟的發展必然帶動以商業(ye) 為(wei) 主要標誌之一的城市化進程，所以每年三月，東(dong) 嶽廟一帶才會(hui) 出現“道塗買(mai) 賣，諸般花果、餅食、酒飯、香紙填塞街道”的城市景觀。

　　大運河與(yu) 沿岸城市是一體(ti) 同胞、唇齒相依的。對於(yu) 運河城市，它們(men) 或是由於(yu) 運河開通而直接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化進程”，從(cong) 默默無聞的農(nong) 村或普通市鎮發展為(wei) 具有相當規模或中心意義(yi) 的大城市。或是借助大運河的綜合功能超越了城市已有的規模與(yu) 局限，使城市在空間、人口等方麵發展到一個(ge) 更高的水平。如山東(dong) 臨(lin) 清，就是由於(yu) 大運河的開通，把當時一個(ge) 叫“鼇頭磯”的水洲改變為(wei) 一個(ge) 重要的運輸與(yu) 物流中心，同時也使臨(lin) 清一躍發展為(wei) “紳士商民近百萬(wan) 口”的明清中心城市。清人賀王昌曾說“舟車輻輳說新城，古首繁華壓兩(liang) 京”（《題清源》其二），這並不是詩人的想象，在明清時期，臨(lin) 清是華北最大的棉布、綢緞和糧食等商品集散和貿易中心。在明代經臨(lin) 清轉銷的布匹和紡織品每年至少在一二百萬(wan) 匹以上，在清代每年經由這裏交易的糧食則達到500至1000萬(wan) 石。以乾隆年間為(wei) 例，臨(lin) 清城內(nei) 糧食市場有六七處，糧鋪多達百餘(yu) 家。又如唐宋時期的常州，當時江南運河西自朝京門外廣濟橋入城，經西水門出東(dong) 水門後穿城而過，使常州獲得“三吳襟帶之幫，百越舟車之會(hui) ”的令譽。發達的運河交通，不僅(jin) 使常州出產(chan) 的細紵、綿布、紙張成為(wei) 唐代的貢品，極大地刺激了常州城市經濟的發展，同時也由於(yu) 穿過城區的運河曾數次改道南移，直接推動了常州城區的空間規模不斷擴大。

　　古建築學家羅哲文指出：“如果沒有這條運河，北京城可能就修不起來了。”如故宮太和殿的龍柱、鋪地的金磚等，也包括城市建設需要的大量木材與(yu) 石料等，都是通過運河運來的。與(yu) 《說文解字·土部》的“城，以盛民也”一致，人口是西方城市社會(hui) 學評價(jia) 城市化水平的主要依據，運河兩(liang) 岸城市人口增加也是衡量運河對城市發展影響的重要尺度。運河城市中如此巨大規模的人口，不僅(jin) 是運河作為(wei) 國家交通係統固有的聚集效應的直接表現，同時大量的城市人口也隻有依靠運河才能生存與(yu) 發展。

　　強大的聯係交流功能集中體(ti) 現在運河城市上，在表層是實用性的交通、物流、商貿等，在深層則直接建構了城市新的存在方式與(yu) 運行機製。這可以用“經濟型”與(yu) “政治型”來闡述。如果說政治型城市趨向封閉，對中國社會(hui) 的穩定具有重要作用，那麽(me) 經濟型城市則傾(qing) 向開放，是一個(ge) 社會(hui) 具有活力與(yu) 創造性的集中體(ti) 現。在泛政治化的中國古代城市中，運河城市代表了經濟型城市的中國模式與(yu) 經驗，對於(yu) 中國當代城市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建設具有鮮明的參照價(jia) 值與(yu) 重要的示範意義(yi) 。

　　如同有機體(ti) 一樣，社會(hui) 發展也需要不斷地擴大交流互鑒。依賴河流文明而出現的運河城市，在這一點上有其他城市不能比擬的巨大區位優(you) 勢，為(wei) 中國古代社會(hui) 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由於(yu) 中國古代農(nong) 業(ye) 文明總體(ti) 上“喜靜不喜動”，容易走向自閉與(yu) 僵化，因而在運河兩(liang) 岸出現的這些活力充沛、性格外向的城市，對中國古代社會(hui) 的自我更新與(yu) 可持續發展，其功勞是怎樣評價(jia) 都不為(wei) 過的。

　　三

　　運河城市不是一些聯係鬆散的單體(ti) 城市，借助運河文明在水文、商業(ye) 、航運等方麵的共通性，它們(men) 構成了一個(ge) 規模巨大、具有“家族類似”的形態和功能的城市群，是中國古代縱貫南北的“主幹大街”。拋開一些曆史的因素和發展階段的差異，中國大運河沿線城市可以說就是一個(ge) 古代中國的城市群。以京杭大運河為(wei) 例，它的重要城市在數量上已有17座。而如果以中國大運河為(wei) 例，其重要城市則還要更多。運河城市之間的經濟社會(hui) 聯係十分密切，其中也不乏人口超過百萬(wan) 的大城市。

　　正是大運河提供的地理、交通便利與(yu) 經濟文化聯係，使運河兩(liang) 岸城市在自身不斷做大做強的同時，日益發展為(wei) 一個(ge) 水平更高、規模更大的城市共同體(ti) 。特別值得關(guan) 注的是，像這樣一個(ge) 城市群對中國古代社會(hui) 的重要性。作為(wei) 一個(ge) 在經濟社會(hui) 發展上直接聯係南北、在文化上橫貫燕趙、齊魯、吳越、河洛等區域文化的城市群，它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內(nei) 部在人口、物質、信息、生活方式與(yu) 價(jia) 值觀念等方麵的交換與(yu) 交流，這對於(yu) 改變古代專(zhuan) 製政治體(ti) 製下日趨僵化與(yu) 保守的社會(hui) 與(yu) 文化結構，使其在生態上實現多樣性，在實踐中走向多元化，具有重要的意義(yi) 。

　　如同人類其他交通工程一樣，古代中國人開挖運河的目的之一是發展經濟。經濟是政治最重要的基礎，所以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在於(yu) 維護統治。受其影響，人們(men) 對運河的認識與(yu) 研究，長期以來也主要局限於(yu) 政治、經濟等實用層麵。而把目光僅(jin) 僅(jin) 停留在“物”上，則不能不說是一個(ge) 很大的缺憾。在大運河的深層，還潛藏著一條文化的河流，它不僅(jin) 直接串聯起南北，也由於(yu) 溝通了黃河與(yu) 長江等水係，從(cong) 而間接地連接起更為(wei) 廣闊的空間，對中國文化大格局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盡管大運河的鼎盛時期已經過去，對當今中國與(yu) 世界的政治經濟功能大為(wei) 減弱，但正如“實用退潮，審美登場”這一美學原理所暗示的，直接的政治經濟功能衰退，並不意味著大運河已壽終正寢；相反，正是直接的功利性與(yu) 實用性功能退居二線，才使它固有的思想、情感、記憶等文化審美功能獲得了表現的可能，具有了重要的曆史文化遺產(chan) 價(jia) 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