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 婧（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yu) 新聞傳(chuan) 播學院副教授）

　　近代是中國學術由傳(chuan) 統向現代的轉型時期，從(cong) 唐朝即成為(wei) 一門學問的“選學”，經過千餘(yu) 年的發展，也麵臨(lin) 著研究方法與(yu) 角度的現代轉型。學者們(men) 普遍認為(wei) 現代“新選學”主要是指研究模式上從(cong) 單一的文獻研究轉向文獻與(yu) 文學研究相結合，並且更加注重研究的理論性、係統性和整體(ti) 性。按照這樣的標準，“周貞亮和駱鴻凱都是20世紀新《文選》學的開創者”“二人應該是同一時期開始以新方法研究《文選》的”（傅剛《百年〈文選〉學研究回顧與(yu) 展望》）。特別是駱鴻凱的《文選學》被認為(wei) 是“現代《文選》學的奠基之作”（王立群《現代〈文選〉學》）。但亦有學者認為(wei) “新選學的開山祖師是黃季剛先生，而非駱鴻凱”“（黃侃）能站在新的高度發展選學，成為(wei) 新選學的先驅”（陳延嘉《繼往開來的選學家黃侃》）。眾(zhong) 所周知，黃侃作為(wei) 近代“知選學者”（章太炎語），平生批點《文選》達十餘(yu) 遍，其《文選平點》頗見卓識，被譽為(wei) 20世紀文選學的“一個(ge) 高峰”（傅剛《百年〈文選〉學研究回顧與(yu) 展望》）、“三塊柱石”之一（穆克宏《20世紀中國〈文選〉學研究的回顧與(yu) 展望》），但由於(yu) 其形式為(wei) 評點，內(nei) 容多校注，故被更多學者視為(wei) 傳(chuan) 統“選學”的代表。那麽(me) ，黃侃到底是傳(chuan) 統“選學”的殿軍(jun) 還是現代“新選學”的先驅呢？他對《文選》學的現代轉型到底有何貢獻？

　　黃侃最早開始在研究《文選》時，有意識地從(cong) 單一的文獻研究轉向文獻與(yu) 文學研究的結合。他在《文選平點敘》中批評一些清代《選》學家的注釋“其摭拾瑣屑，支蔓牽綴之辭，以於(yu) 文之工拙無與(yu) ，隻可謂之《選》注，不可謂之《選》學”。在這裏，黃侃明確提出了《選》注和《選》學的區分，不難理解，所謂《選》注正是指傳(chuan) 統“選學”以校勘注釋為(wei) 主的文獻研究，而《選》學則是指以“文之工拙”有關(guan) 的文學研究。他顯然是不滿於(yu) 一些清代《選》注的瑣屑支蔓，而欲轉向更高層次的《選》學。黃侃《文選平點》在台灣出版時即題為(wei) 《〈文選〉黃氏學》，正是凸顯出了他在研究角度上從(cong) 《選》注向《選》學、從(cong) 文獻研究向文學研究的轉變。正如其女黃念容所雲(yun) ：“蓋先君嫻習(xi) 文辭，深於(yu) 章句訓詁之學，用能擘肌分理，達辭言之情。片言隻字，皆根極理要，而探賾索隱，究明文例，曲得作者之匠心。既無文人蹈虛之弊，複免經生拘泥之累。”（黃念容《文選黃氏學前言》）綜觀《文選平點》全書(shu) ，確如此言，黃侃兼具文學家和小學家之長，其評點既有文字校勘、章句訓詁、文史考證等文獻研究，又有義(yi) 理解析、文學批評等文學研究，實虛結合，已然形成了熔文獻研究與(yu) 文學研究為(wei) 一爐的整體(ti) 性研究模式，開啟了從(cong) 傳(chuan) 統“選學”向現代“新選學”的轉變。

　　黃侃《文選平點》還對被譽為(wei) “現代《文選》學的奠基之作”的駱鴻凱《文選學》有直接影響。黃侃於(yu) 1914年至1919年任教北大，教授《文心雕龍》及《文選》等，其時已經開始手批《文選》，並以手抄的形式在學生中流傳(chuan) 。駱鴻凱恰於(yu) 1915年至1918年在北京大學文科中國文學門學習(xi) ，為(wei) 黃門高足，應即於(yu) 此時隨黃氏研習(xi) 《文選》，而漸涉“選學”的。駱鴻凱為(wei) 學重家法，一生恪守師說，“治學門徑，大抵本於(yu) 黃季剛先生”（馬積高《文選學後記》）。其《文選學》是於(yu) 1928年至1929年間在武漢大學開設《文選》課時逐步撰寫(xie) 的，受黃侃影響的痕跡是十分明顯的，僅(jin) 直接標明引用“本師黃氏曰”者就有七十餘(yu) 例，周勳初就指出駱鴻凱的《文選學》是在其聽黃侃《文選》課的筆記上擴展而成的。（周勳初《有關(guan) “選學”珍貴文獻的發掘與(yu) 利用》）

　　駱鴻凱《文選學》被認為(wei) 具有現代轉型意義(yi) 的內(nei) 容很大程度上正是受黃侃的影響。據王立群研究，駱氏對現代“新選學”的開創性貢獻體(ti) 現在以下五個(ge) 方麵：“對《文選》產(chan) 生背景的探索,對《文選》編纂者的介紹,對《文選序》的研究,對《文選》學史的研究,對《文選》與(yu) 《文心雕龍》相互關(guan) 係的研究。”（王立群《現代〈文選〉學史》）其中，後三項都有明確承襲黃侃之處。

　　駱鴻凱在《文選學·義(yi) 例第二》中，對《文選序》體(ti) 現出的選文範圍和標準等進行了研究。他征引黃侃所言“竊謂文辭封略，本可弛張”，“然則拓其疆宇，則文無所不包，揆其本原，則文實有專(zhuan) 美”；而駱氏自己認為(wei) ：“《文選》所錄，獨以沉思翰藻為(wei) 宗，即斯意也。”（駱鴻凱《文選學》）與(yu) 所引黃侃的意見是相同的。

　　駱鴻凱在《文選學·源流第三》中搜集並評介了各代《選》學著作，網羅宏富，褒貶精當，體(ti) 現了其對《文選》學史的研究。而對學術史的重視，正是黃侃治學的一大特色，他每治一書(shu) ，必先明其研究史，評點《文選》也是如此，充分吸收與(yu) 辨正了前人的《選》學成果。

　　據黃侃《文選平點敘》雲(yun) ：“汪韓門、餘(yu) 仲林、孫頤穀、胡果泉、朱蘭(lan) 坡、梁茝林、張仲雅、薛子韻、胡枕泉諸家書(shu) 於(yu) 文義(yi) 有關(guan) 者，並已參核。”駱鴻凱正是繼承了這一師門傳(chuan) 統。

　　在《文選》與(yu) 《文心雕龍》相互關(guan) 係的研究上，駱鴻凱堅持了黃侃對二書(shu) 關(guan) 係的認定及具體(ti) 的對比方法，並推而廣之。黃侃在《文選平點敘》中開宗明義(yi) 首言：“《文心》與(yu) 《文選》‘笙磬同音’”，又曰：“讀《文選》者，必須於(yu) 《文心雕龍》所說能信受奉行，持觀此書(shu) ，乃有真解。”駱鴻凱也認為(wei) ：“《雕龍》論文之言，又若為(wei) 《文選》印證，笙磬同音。是豈不謀而合，抑嚐共討論，故宗旨如一耶？”（駱鴻凱《文選學》）綜觀《文選學》全書(shu) ，特別注重結合《文心雕龍》的理論來研究《文選》。比如，駱氏揭示《文選》與(yu) 《文心》在文體(ti) 分類上的一致性，他在《文選學·體(ti) 式第四》開篇即曰：“《文選》分體(ti) 凡三十有八,七代文體(ti) ,甄錄略備,而持校《文心》,篇目雖小有出入,大體(ti) 實適相符合。”《文選學·讀選導言第九》之《導言三》中列表對照了二書(shu) 的文體(ti) 分類。黃侃更早就揭示了《文心》文體(ti) 分類對《文選》的影響，在評《文選·京都上》時指出：“《文心雕龍》‘若夫京殿苑獵，述行敘誌，並體(ti) 國經野，義(yi) 尚光大’，‘至於(yu) 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xing) 置情，因變取會(hui) ’，據此，是賦之分類，昭明亦沿前貫耳。”（黃侃《文選平點》）駱氏無疑是繼承並發展了黃侃的思路。又如，駱氏將《文心》對作家作品的批評與(yu) 《選》文相互印證。他在《文選學·讀選導言第九》之《導言七》中摘抄了《文心雕龍·才略》評文之言,附載於(yu) 《文選》相關(guan) 作家之名下,並作如下結語：“右列六代入《選》文家五十七人,約得蕭《選》所載之半,宋齊才士,世近易明,不複甄序。觀其品藻,字字珠璣。所舉(ju) 篇章,亦大率載於(yu) 《文選》。詳加研核,可以明《文選》諸家之優(you) 絀矣。”（駱鴻凱《文選學》）而黃侃在解評《文選》時就格外注意參借劉勰的相關(guan) 評論。

　　毋庸諱言，黃侃《文選平點》形式上是隨文評點而非專(zhuan) 題論著，內(nei) 容上仍以傳(chuan) 統的文獻研究為(wei) 主，尚缺乏研究的理論性、係統性和整體(ti) 性，稱黃侃為(wei) “新選學的開山祖師”未免過譽。但綜上所述，黃著更早地有意識地從(cong) 單一的文獻研究轉向文獻與(yu) 文學研究相結合，並直接影響了駱鴻凱《文選學》的產(chan) 生，從(cong) 這個(ge) 角度講，黃侃在20世紀《文選》學從(cong) 傳(chuan) 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確實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關(guan) 鍵作用，堪稱現代“新選學”的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