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宋韻”的美學向度
作者:張節末(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教授)
“宋韻”是一個(ge) 界定於(yu) 宋代的文化美學概念,意在統括提挈兩(liang) 宋曆史的本質,並區別於(yu) 古代其他時代如唐代。
“韻”是中國藝術與(yu) 美學最虛靈的關(guan) 鍵詞之一,對它做出準確的界定並非易事,往往被學界視為(wei) 畏途。通常,“宋韻”概念之解釋路徑主要有曆史描述和理學尋跡,也有作美學界定的,目前看來都不盡如人意。我們(men) 嚐試綜合曆史、哲學和藝術三條路徑,重點揭示“宋韻”的一些區別於(yu) 其他文化時代的突出特征與(yu) 品格,基本點落在美學上。
“韻”是與(yu) 音樂(le) 、書(shu) 法、繪畫、器物和園林建築等幾乎所有古代藝術門類或準門類相關(guan) 的,用於(yu) 表述更側(ce) 重於(yu) 內(nei) 涵之形式表現的審美判斷概念。“韻”在六朝時期甚至深刻地由音樂(le) 延伸於(yu) 品評人物的容姿、品調等。具有很強的人格化內(nei) 涵,是它的突出特征。“韻”的核心是節奏及其變化,由聽覺而延伸於(yu) 視覺,它源於(yu) 自然而由自然延展開去,是人化而非人為(wei) 之造作,從(cong) 而獲得經典的品格。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說,“韻”是雅化了的自然(氣)。
因此,“韻”是一個(ge) 關(guan) 於(yu) 藝術和人格的美學標準,它是虛的,在它前麵加上一個(ge) 實的“宋”作曆史界域,於(yu) 是虛實結合,“韻”概念就被宋代風格化了,不再是孤立的藝術審美經驗與(yu) 評鑒,而“宋韻”則獲得了宏觀的、曆史的品格。筆者認為(wei) ,“宋韻”是一個(ge) 關(guan) 於(yu) 宋代文化的美學理想,它切近生活,比曆史虛柔,比理學深至,展現為(wei) 一個(ge) 活色生香的文化主體(ti) ,成為(wei) 中國古代史上具有鮮明的文明創新、轉折意義(yi) 的曆史階段之標誌,開啟了所謂的“近世”曆史。說它實現了魏晉美學突破以後再一次以某一具體(ti) 曆史時代為(wei) 界的美學突破,可能不會(hui) 過分。宋韻美學之產(chan) 生,基於(yu) 如下曆史、經濟、文化與(yu) 藝術條件。
強烈的近世感。“近世”概念來自日本京都學派代表人物內(nei) 藤湖南描述中國古代唐宋社會(hui) 差異的經典分析。他說:“這種貴族政治在唐末五代的過渡時期哀落下去了,代之而起的是君主獨裁政治。貴族衰落的結果,就是君主的位置與(yu) 人民接近起來,高官顯爵無法再依靠家族特權來獲得,完全是基於(yu) 天子的權力才得以任命了。”在宋代,不僅(jin) 君主直接麵對百姓,官僚的選拔也因科舉(ju) 製大行而具有機會(hui) 均等的特點。宋代的君主和官員相比以前的貴族體(ti) 係更靠近最底層的民眾(zhong) ,因此,整個(ge) 國家組織與(yu) 社會(hui) 結構體(ti) 現出更多的公平性,並推動和引領人民追求好生活以及伴生的各種文化創造力。開明君主、重商經濟、貨幣流通、市民生活、超大城市等,無不昭示中國社會(hui) 向“近世”的偉(wei) 大轉型。
非唐的大國韻度。如果說唐代詩人的大量邊塞詩彰顯了中華民族的大國氣度和多民族文化交融,那麽(me) ,宋代藝術就不免刻意調低了此一音高,而以相對純粹的中國品格凸顯出來,它可以婉約風格的宋詞和經典色彩的天青色宋瓷為(wei) 代表。又如果說唐人以氣勝,那麽(me) 宋人以韻勝。氣更偏於(yu) 自然,韻則偏於(yu) 人化。不妨說,宋代文化終於(yu) 脫胎換骨,形成了中華文明傳(chuan) 統的新內(nei) 核,它具有某些內(nei) 斂又優(you) 美的品格,這些品格具有極度向內(nei) 搜求的特點。似乎,近世感的獲得是不需要曆史連續性的,這就使得向曆史回溯失去了必要性和動力。質言之,唐宋之際發生了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在基礎性的意義(yi) 上,我們(men) 說它的大國韻度在某種程度上是“非唐”的。
去曆史化敘事。我們(men) 在觀賞某些宋代藝術時偶爾會(hui) 反思到,那些藝術品之生產(chan) 與(yu) 展示,是單獨而純粹的,不需要將它們(men) 置入無論哪種曆史敘述之中,就像是佛教和道教所教會(hui) 我們(men) 的,對之僅(jin) 僅(jin) 展開禪觀或洞見,即直觀。例如,麵對官窯瓷器欽定之最經典的天青色,它與(yu) 天的本色無限接近,卻是非欲望、非情感甚至非倫(lun) 理的,具有自然主義(yi) 的權威感。在此,一種連續的藝術史作為(wei) 詮釋語境似乎顯得多餘(yu) ,不必聯想到唐代,更不必攀緣到早期的周易和漢魏思潮。我們(men) 可以設想,作為(wei) 曆史或時代內(nei) 容的抒情和敘事開始受到某種程度的懷疑和刻意忽略,一個(ge) 新的符號係統被建立起來。這一點,即便是宋儒的“格物致知”也不免如此。
格物致知與(yu) 反抒情。格物致知有兩(liang) 麵,一麵是對事物或人執類似文本細讀式的認知態度,以摹寫(xie) 自然及事物,它要求貼近對象細看,並呈現其真,是理性的。格物的深化是“工夫”,格物偏於(yu) 聯係對象更多,工夫就返回到自身了,似乎要走向某種本體(ti) 性的東(dong) 西,這應該符合理學的洞見路徑。更有意思的是格物的另一麵,基於(yu) 理學立場,理所當然地是反抒情,而且它們(men) 如硬幣之兩(liang) 麵本然地結合在一起,“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我們(men) 不妨嚐試把官窯瓷器的天青色,視為(wei) 與(yu) 反抒情同一個(ge) 公共語境的產(chan) 物。它是一種讓人沉靜下來的釉上純色,近乎透明,與(yu) 玉為(wei) 一個(ge) 品類,規避了青銅器深隱的神秘感,其中滲透了由禪的直觀和道的洞見作為(wei) 基底的理學之“理”境。
世俗生活的風格化。市民階層的崛起,世界級大都市的出現,導致城市生活空前繁榮,它的價(jia) 值核心是經濟上的等價(jia) 交換係統。於(yu) 是,人民獲得了一個(ge) 相對更為(wei) 平等的社會(hui) 環境,不可避免地,一切其他價(jia) 值都得到了重新評估。在此一社會(hui) 環境中,建築、家具、瓷器等成為(wei) 城市生活的顯著標誌,雜劇、說書(shu) 、茶藝、花市和香道等體(ti) 現了各種群體(ti) 活動的組織功能,帶動著傳(chuan) 統的琴棋書(shu) 畫,以價(jia) 值公平的民眾(zhong) 交流為(wei) 指向,審美趣味批量生產(chan) 、蔚然風靡,獲得了藝術上風格化的新形態,繁榮的世俗生活恰恰以此一風格化之美學品格相標榜。
極簡主義(yi) 盛行。宋代器物在兩(liang) 宋之際發生了一個(ge) 顯著的變化,曆史上主要由青銅器所承載的包括禮製到生活的盛器功能,位移到了瓷器之上。青銅器那種厚重的曆史感和凝重的神秘氣息,被消解了。瓷器變而以簡潔的形態和單色調為(wei) 主。一種對後世影響極大的審美風尚,在瓷器這樣的實用器物上開風氣之先,或許出乎人們(men) 意料。藝術上的極簡主義(yi) 在宋瓷業(ye) 已完成,對此學界已經達成共識。極簡主義(yi) 也體(ti) 現於(yu) 宋代的家具設計和製作,並向書(shu) 法、繪畫等傳(chuan) 統藝術門類滲透。因此,說極簡主義(yi) 在宋代蔚為(wei) 時尚是不過分的。值得重點關(guan) 注的是,極簡主義(yi) 何以成型?有專(zhuan) 家注意到理學的影響,可能是因為(wei) “格物致知”。不過筆者以為(wei) 更重要的可能是,極簡不允許情感泛濫,而理學恰恰壓製情感,似乎在方向上與(yu) 極簡走到了一起。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禪趣真正大盛行也是在宋代,或許禪宗和理學在直觀上形成了合流,助推了極簡主義(yi) 。
雅俗兼資並舉(ju) 。宮廷趣味、士大夫趣味和平民趣味在城市生活的平台上獲得差異化的共存並濟,換言之,一般市民在城市世俗生活中受到宮廷和士大夫藝術趣味的熏染,大膽、大量地洗汰、解體(ti) 基於(yu) 農(nong) 業(ye) 社會(hui) 的美學趣味。如瓦子裏的說書(shu) ,其實是一種複雜的智力和藝術品鑒遊戲,大大提升了普通百姓的知識與(yu) 鑒賞水平。諸如此類的審美遊戲深刻地介入到宋代社會(hui) 肌理之中,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發揮了組織社會(hui) 的功能。另一方麵,相應於(yu) 市民趣味的提升,宮廷和士大夫趣味不再是高不可攀的陽春白雪,相反,兩(liang) 者的高標一直範導著下層人民的趣味,從(cong) 而形成雅俗互相之間的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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