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誠（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體(ti) 係研究中心安徽師範大學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員、安徽師範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講師）

　　近代是詞學史上的極盛時期，詞選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興(xing) 盛。這些選本反映了時人的審美旨趣，引領著時代的詞學宗尚，與(yu) 近代詞學的發展互促互進，正如龍榆生雲(yun) ：“風氣轉移，乃在一、二選本之力。”（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因此，各種詞選在近代詞學史演進中的作用值得我們(men) 深入探究。這其中，梁令嫻編選的《藝蘅館詞選》是近代詞學史後期通代詞選的代表。

　　梁令嫻（1893—1966）是近代著名學者、思想家、政治家梁啟超的長女，自幼由其父授業(ye) ，家學功底深厚，“藝蘅館”是其父為(wei) 之所起的書(shu) 齋名。《藝蘅館詞選》初版刊於(yu) 光緒三十四年（1908）。通過《自序》可知，該選為(wei) 梁令嫻師從(cong) 麥孟華學詞期間，從(cong) 其家藏詞集、選本中抄錄由唐五代至清末（元明除外）的曆代詞作約二千首而成，再交由麥孟華甄校取舍，最終得詞676首。故《藝蘅館詞選》實為(wei) 梁、麥師徒合選之作。《藝蘅館詞選》之所以在近代詞學史後期具有重要價(jia) 值，主要可歸納為(wei) 以下四個(ge) 方麵的貢獻。

　　其一，從(cong) 詞學文獻學角度來看，《藝蘅館詞選》對近代詞選的校編方法、內(nei) 涵進行了繼承與(yu) 豐(feng) 富，具有一定的總結意義(yi) 。近代的詞選大多經過精心校勘，並在校編方法和內(nei) 涵上不斷深化與(yu) 完善。近代早期，戈載於(yu) 《宋七家詞選》跋語中提出了“校正誤”“參證法”“校異法”的“校詞三法”。到了中期，馮(feng) 煦在《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中論述了自己的校讎觀，主要是通過參考其他善本以辨汲古閣本《宋六十名家詞》之訛誤，即“校正誤”。杜文瀾則在校注《宋七家詞選》時進一步發展與(yu) 運用了“校詞三法”。至後期，王鵬運、朱祖謀在“校詞三法”的基礎上將之進一步升華為(wei) 著名的“校詞五例”，即正誤、校異、補脫、存疑、刪複，使得校勘質量與(yu) 可操作性大為(wei) 增強，奠定了近代詞籍校勘學的理論基礎。梁氏編選《藝蘅館詞選》繼承了前代的校編方法，並多以前人研究成果為(wei) 基礎去進一步推論，還拓展了其校編內(nei) 涵，主要以按語、附記的形式包含了對詞作的作者、年代、出處、背景、主旨、詞論底本的辨析以及對選源、選詞標準的探討等多方麵的內(nei) 容（參見王湘華《晚清民國詞籍校勘研究》），從(cong) 而呈現出較為(wei) 嚴(yan) 謹、成熟的詞選校編理論體(ti) 係，在近代詞學史後期具有一定的總結意義(yi) 。

　　其二，從(cong) 詞學思想角度來看，《藝蘅館詞選》集中反映了梁氏父女及麥氏偏向於(yu) 常州詞派的詞學觀。證據有四：第一，《藝蘅館詞選》明顯受到譚獻編選的《篋中詞》的影響，具有明確的建構詞史的自覺意識。《自序》雲(yun) ：“專(zhuan) 集固不可得悉讀，選本則自《花間集》《樂(le) 府雅詞》《陽春白雪》《絕妙好詞》《草堂詩餘(yu) 》等，皆斷代取材，未由盡正變之軌。”因此，梁氏依據詞史的發展階段將其選本分為(wei) 甲（唐五代）、乙（北宋）、丙（南宋）、丁（清代及近人）四卷進行編選，戊卷則為(wei) 之後的補遺，而元明兩(liang) 代是詞史發展的衰落期，名家甚少，故不選。第二，《藝蘅館詞選》中詞作數量位列前三的詞人依次是吳文英（35首）、辛棄疾（27首）、周邦彥（24首），並且選錄王沂孫（18首）詞作亦不在少數，這與(yu) 周濟在《宋四家詞選》中提出的“問途碧山，曆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的常州派學詞門徑基本契合。而入選《藝蘅館詞選》的近代詞人也多為(wei) 受常州派影響的代表，如朱祖謀（20首）、鄭文焯（16首）、譚獻（12首）、王鵬運（11首）。此外，還選有後常州詞派推崇的清代詞人，如納蘭(lan) 性德（19首）即是譚獻推崇的典範。第三，《藝蘅館詞選》引用詞評數量居主導地位的詞論家是周濟、張惠言、譚獻等常州派代表人物。如梁氏眉批雲(yun) ：“清朝詞評語，全錄譚仲修《篋中詞》。其不標名者，皆仲修評也。”字裏行間足見其詞學宗尚。第四，《藝蘅館詞選》中還錄有梁啟超和麥孟華的詞評，從(cong) 中可觀其受常州派影響較為(wei) 明顯。麥氏詞評多注重“比興(xing) 寄托”，推崇詞的“美刺”精神，關(guan) 懷現實。如其評陸遊《鵲橋仙》（茅簷人靜）雲(yun) ：“當有所刺”；評黃孝邁《湘春夜月》（近清明）雲(yun) ：“時事日非，無可與(yu) 語，感喟遙深。”梁啟超詞評則同樣重“寄托”，關(guan) 懷現實，如其評辛棄疾《念奴嬌》（野棠花落）雲(yun) ：“此南渡之感。”

　　其三，從(cong) 詞學新變角度來看，《藝蘅館詞選》對近代後期的詞學新變有所展現。近代後期，社會(hui) 變革不斷演進，中西新舊思潮激烈碰撞，促使詞學研究產(chan) 生了諸多新變。新思想新方法的出現即是其一。繼王國維之後，梁啟超又為(wei) 近代詞學研究帶來了新變，推動其向現代詞學過渡，“在某種意義(yi) 上，近代詞學的光輝終結者不是王國維，而是梁啟超”（謝桃坊《中國詞學史》）。梁啟超早期的詞學觀除了偏向常州派，還從(cong) 音樂(le) 文學角度出發來審視詞體(ti) ，“與(yu) 其‘改造國民品質’的文學主張結合起來，側(ce) 重於(yu) 詞的社會(hui) 批評，具有較為(wei) 強烈的社會(hui) 功利主義(yi) 傾(qing) 向”（曹辛華《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詞學卷》）。這種新變在《藝蘅館詞選》中有所展現。梁令嫻在《自序》中的相關(guan) 論斷，表明她有彰顯和實踐其父詞學觀的編選意圖。如“令嫻聞諸家大人曰：凡詩歌之文學，以能入樂(le) 為(wei) 貴……以入樂(le) 論，則長短句最便”。此外，該選附錄的詞論也多有論及音樂(le) 性的問題，亦可間接反映其詞學觀。如楊守齋《作詞五要》中有“四要”都在強調音樂(le) 性；張玉田《詞源》談及了“音譜”“製曲”等問題。

　　其四，從(cong) 詞學史演進角度來看，《藝蘅館詞選》體(ti) 現了近代詞選學發展的融合趨勢。詞選學在近代前期的發展有著比較明顯的宗派意識，尤以浙常二派為(wei) 代表。至中後期，其演進軌跡出現了融合趨勢，這在《藝蘅館詞選》中得到了充分體(ti) 現。首先，梁氏以修正的態度融匯各家選詞所長，意欲彌補其不足。如她在《自序》中認為(wei) ，浙派選詞“極茲(zi) 事之偉(wei) 觀”，但過於(yu) “浩瀚”；常派選詞“精粹蓋前無古人”，但是“引繩批根，或病太嚴(yan) ，主奴之見，諒所不免”。其次，梁氏雖受常州派的影響，但對於(yu) 浙派推崇的詞人詞作入選數量亦不在少數，如選錄薑夔詞21首、張炎詞18首，引用詞評也多有張炎的觀點，其附錄的六篇詞論更是清晰地呈現出“兼顧浙常”的融合意味，如浙派推崇的詞論有楊守齋《作詞五要》、張玉田《詞源》、陸輔之《詞說》，在數量上已占半壁江山。再次，梁氏以征引他人詞評與(yu) 詞話、悉心甄選詞人詞作的方式來間接表達其詞學主張，一方麵使得一些珍貴的詞學文獻得以存錄於(yu) 世，另一方麵也以一種“本色”的編選態度體(ti) 現了近代詞選學發展的融合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