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作為(wei) 電視台《我們(men) 大學生》欄目主持人，我曾采訪過吳強和茹誌鵑兩(liang) 位前輩作家。

　　吳強先生的長篇小說《紅日》有口皆碑，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更是影響深遠；而茹誌鵑女士的短篇小說《百合花》則是中學語文課本必讀篇目，清新、純潔的文字裏透露出對美好人性的呼喚，尤其是結尾處：“‘是我的’——她氣洶洶地嚷了半句，就扭過臉去。在目光下，我看見她眼裏晶瑩發亮，我也看見那條棗紅底色上灑滿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百合花被子作為(wei) 線索貫穿全文，讀來意蘊無窮。

　　所以，聽說有機會(hui) 采訪兩(liang) 位文學大家，頗為(wei) 興(xing) 奮。吳強先生的采訪好像是在作協進行的，而采訪茹誌鵑女士則是說好去她“愚穀邨”的家。“愚穀邨”是位於(yu) 愚園路與(yu) 南京西路之間的一條新式裏弄，弄堂裏住宅鱗次櫛比，縱橫綿延。

　　王安憶後來曾如此回憶“愚穀邨”：“‘愚穀邨’路通愚園路和南京路，兩(liang) 端均鬧中取靜的街市，於(yu) 人間世而有冥思，合乎父母知識分子的人道情懷，他們(men) 的晚境因而增添暖意。是為(wei) 市井福地。”

　　然而，那次采訪究竟關(guan) 乎哪些內(nei) 容，完全不複記憶，隻是與(yu) 大作家如此近距離接觸，對一個(ge) 大學生來說，到底還是帶來一種精神衝(chong) 擊。後來與(yu) 王安憶相識，也常常會(hui) 說起和她母親(qin) 那唯一一次的采訪。

　　茹誌鵑憑借敏銳文學嗅覺，發現女兒(er) 觀察與(yu) 敘述能力

　　按照固有思維方式，人們(men) 總以為(wei) 王安憶文學才華來自於(yu) 母親(qin) 茹誌鵑的精心培育，但茹誌鵑女士在《從(cong) 王安憶說起》一文中說：“在孩子小的時候，我除了給他們(men) 吃飽、穿暖之外，還給了他們(men) 一些看不見、摸不著的東(dong) 西。我認為(wei) 這在目前盛行‘實惠’價(jia) 值觀的時候，提一提是必要的。給孩子一些感情上的、文學上的熏陶。孩子們(men) 還小的時候，背過一些唐詩宋詞，先是背，然後讓他們(men) 懂一些詩裏的意境……”作為(wei) 母親(qin) ，茹誌鵑女士從(cong) 未刻意將子女往特定方向培養(yang) ，甚至不鼓勵他們(men) 從(cong) 事文學藝術工作。

　　盡管母親(qin) 不讚成女兒(er) 搞文藝，但一切就像命中注定一般，王安憶的人生軌跡終究向著文學步步趨近。十六歲那年，王安憶離開上海，去往安徽淮北農(nong) 村插隊落戶。在那個(ge) 物質條件與(yu) 精神生活都極為(wei) 貧乏的時期，其文學天賦開始顯山露水。由於(yu) 擔心女兒(er) 身處異鄉(xiang) ，寂寞難耐，再加上自己也處於(yu) 邊緣狀態，故此，母女相約，通過魚雁往來，尋找生活樂(le) 趣。

　　女兒(er) 來信所述，僅(jin) 為(wei) 周圍凡人瑣事，但母親(qin) 卻憑借敏銳文學嗅覺，發現女兒(er) 的觀察與(yu) 敘述能力。茹誌鵑女士說，女兒(er) 王安憶“信裏寫(xie) 了她的勞作，生活，環境，農(nong) 村裏的小姐妹，老大爺老大娘，寫(xie) 他們(men) 對自己的愛惜，也寫(xie) 他們(men) 的糾紛。我發現寫(xie) 的這些平常的生活情景，生動，親(qin) 切，如見其人，如聞其聲。使人看了就難忘。她寫(xie) 的有些事，我直到現在還記得。比如她們(men) 下工回家以後，農(nong) 村生活的寂寞、刻板，一旦聽見井邊有人吵架，於(yu) 是在挑水的丟(diu) 下水桶，在切菜的丟(diu) 下菜刀，紛紛出去看，結果，人家不吵了，大家就歎了一口氣，不無遺憾地又回到屋裏做飯。有一年的春天，她來信說，鄉(xiang) 親(qin) 說燕子不來做窩，這家人一定是惡人，要倒黴的，而她住的那屋子，梁上還是空的。過了幾天她來信報告說：今天早上我一睜眼，就看見梁上有燕子來做窩了。她寫(xie) 了一些小事，但從(cong) 這些瑣瑣碎碎的事裏，我了解到她的生活，她的思想感情，甚至她的形象，都能透過紙感覺到”。

　　數年後，王安憶回到上海，在《兒(er) 童時代》雜誌擔任編輯，並正式開啟寫(xie) 作生活，但母親(qin) 茹誌鵑依然奉行“不去管她，讓她自己去探索，去走路”原則，任憑女兒(er) 在文學道路上馳騁。王安憶和我說，隨著自己作品數量增多，母親(qin) 甚至都不看其作品，更遑論具體(ti) 指點。茹誌鵑女士也頗為(wei) 得意，以為(wei) 這樣的“放手”，才促使“王安憶在創作上較快形成自己的一種表現方式，在她的成長道路上，我如果有點作用的話，這恐怕要算一功”。

　　陳丹青在地鐵裏閱讀王安憶的贈書(shu) ，淚流滿麵

　　1983年，王安憶與(yu) 母親(qin) 茹誌鵑一起遠渡重洋，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xie) 作計劃”。此項計劃由華裔女作家聶華苓參與(yu) 創辦，每年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共聚一堂進行交流與(yu) 寫(xie) 作。白先勇、林懷民、餘(yu) 光中、吳祖光、王蒙、莫言、鄭愁予等兩(liang) 岸作家都相繼參與(yu) 其間。

　　聶華苓在《踽踽獨行——陳映真》一文中回憶那年聚會(hui) ：“那年是中國作家在愛荷華最有趣的聚會(hui) 。吳祖光詼諧。茹誌鵑沉毅。王安憶敏銳，對人對事，都有她獨特的見解，她最引人注意，打兩(liang) 條小辮，明麗(li) 透著點兒(er) 靦腆，偶爾冒出一句一針見血的話，多帶批判性的。她對新鮮事物特別有興(xing) 趣，比其他中國作家活動都多一些。”

　　這段“愛荷華”經曆，對王安憶的寫(xie) 作產(chan) 生重要影響，尤其是同訪“愛荷華”的中國台灣作家陳映真，以及旅居紐約的藝術家陳丹青。我曾經問王安憶，為(wei) 何陳映真會(hui) 對她心靈成長和文學發展帶來如此強烈撞擊，甚至在《英特納雄耐爾》一文中感歎“我從(cong) 來沒有趕上過他，他卻被時代已經拋在身後了”。王安憶說：“我們(men) 剛從(cong) 知青的命運裏掙脫出來，心中充滿憤怒，要對那個(ge) 曾經走過的時代進行激烈的批評，但陳映真則認為(wei) ，相對於(yu) 同來‘愛荷華’的其他國家的作家悲慘的命運，我所遭受的苦難不值一提。”

　　雖然，彼此觀念不同，爭(zheng) 論不休，但從(cong) 聶華苓的文章可以看出陳映真對王安憶投以青眼：“在大陸作家之中，他對年輕的王安憶最關(guan) 心，最好奇，也最讚賞。那時大陸作家的作品還不能在台灣發表，他在愛荷華一口氣讀完她送的幾本集子。1984年，他將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發表在台灣的《文季》，也許是台灣初次發表大陸作家的作品。他認為(wei) ‘作為(wei) 一個(ge) 年輕一代的作家，她的焦點和情感是明顯地集中在年輕一代遭遇和感受的。她在作品中所透露的批判，雖然沒有大陸年輕一代哲學家的深刻，但她所提起的質疑，卻有王安憶的認真和誠實，感人至深’。”

　　至於(yu) 陳丹青，其旅居紐約時的那份孤獨與(yu) 苦悶贏得王安憶的尊重。王安憶記得當時陳丹青在地鐵裏閱讀王安憶贈他的兩(liang) 本小說集，淚流滿麵。“別人都忙著向西方認同，他卻在向中國認同，”王安憶說。

　　而陳丹青則回憶，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曾讓他感動：“第一次看到有個(ge) 同代人寫(xie) 我們(men) 自己的生活，非常高興(xing) 。記得小說結尾寫(xie) 主角回城後心裏苦，跑到外灘人堆裏去，家人又去找他回來。這種感覺寫(xie) 得很對。我小時候不開心，也跑到外灘瞎走。”讀罷王安憶贈予的小說《六九屆初中生》，陳丹青還與(yu) 王安憶在通信中討論閱讀感受，提出個(ge) 人意見，並煞有介事地判定《六九屆初中生》隻能算是一部拉得很長的小說，而算不得真正的“長篇小說”。

　　但是，無論如何，王安憶始終看重與(yu) 陳丹青的對話，有時候難免也會(hui) 生氣，會(hui) 有歧見，可是，又會(hui) 在某一點上達到契合。因此，王安憶將陳丹青稱為(wei) 自己的“思想伴侶(lv) ”。

　　莫言對王安憶說，如果我們(men) 倆(lia) 同時得獎該有多好啊！

　　說起王安憶文學創作，《小鮑莊》無法繞過。《小鮑莊》與(yu) 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發表在同一期文學刊物，並引發讀者關(guan) 注。作為(wei) 寫(xie) 實主義(yi) 作家，王安憶曾戲言，為(wei) 何非得“紅蘿卜”，“紅山芋”似乎也未嚐不可。此話傳(chuan) 到莫言耳中，莫言自然五味雜陳。所以他起初對王安憶略有偏見。

　　然而，對文學的執著追求，使得他倆(lia) 愈發融洽。王安憶說，她和莫言同受邀請訪問瑞典。旅行期間，他們(men) 同訪瑞典文學院，“莫言非常忠厚，問了句‘諾貝爾文學獎有否可能兩(liang) 個(ge) 人同時獲得？’對方說，曆史上有過……”王安憶清晰記得那段有趣的對話。榮獲諾貝爾獎之後，莫言對王安憶說：“如果我們(men) 倆(lia) 同時得獎該有多好啊！”王安憶認為(wei) 莫言得獎對中國文學最大的影響在於(yu) 獎勵“持續性寫(xie) 作”，此話意味著對職業(ye) 作家的認可與(yu) 褒獎。

　　“回顧中國文學史，隻有我們(men) 這代人才有了真正意義(yi) 上的寫(xie) 作。之前的寫(xie) 作，從(cong) ‘五四’開始算好了，老是被打斷。隻有到了我們(men) 這一代，才有了持續性寫(xie) 作。這才是莫言得獎真正的意義(yi) ！”王安憶說。不過，雖然莫言得獎是因為(wei) 其長篇小說，但其實他的中篇小說更佳，因為(wei) 中篇小說“有所節製，不可能泥沙俱下，而短篇太拘束，長篇又太繁複”。

　　當然，長篇小說往往會(hui) 因為(wei) 故事跌宕起伏，人物命運千轉百回而受到影視工作者青睞。莫言的《紅高粱》便是最好的佐證。王安憶的作品雖然向來與(yu) 影視劇疏離，但《長恨歌》卻是例外。王安憶對弄堂女兒(er) 王琦瑤這一人物的塑造，以及對市井百態、家長裏短入木三分的描繪，顯然來自她對上海這座城市的深刻體(ti) 察。

　　王安憶認為(wei) ，上海寫(xie) 作隻有兩(liang) 條路

　　曾不止一次聽王安憶說，小時候住在淮海路，思南路附近，那裏的弄堂結構和房屋布局頗為(wei) 奇異，前麵是五光十色的巴黎風尚，背後則是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煙火氣息。生活於(yu) 此的女孩子必須擁有足夠的定力，方可抵禦繁華與(yu) 喧囂。事物總是分為(wei) 兩(liang) 極，有進取的，也有沉淪的，這一切，才構成生活的本來麵目。

　　因此，《長恨歌》裏的人物或許都不是作者所喜歡的，但卻是真實存在的。更由於(yu) 人物經精雕細刻，呈現出生命感之後，一個(ge) 個(ge) 人物便勾串起一段曆史洪流。

　　自《長恨歌》後，文學評論界時常將王安憶與(yu) 張愛玲相提並論。她們(men) 都是生活在老上海的女作家，都以上海為(wei) 背景進行創作，寫(xie) 作手法和風格上也有相似之處。其實，在王安憶之前，也有人探尋白先勇與(yu) 張愛玲文學基因的相互關(guan) 係，白先生給出的答案是，他與(yu) 張愛玲的文學之路都是“喝《紅樓夢》的奶長大的”。尤其張愛玲創作完全繞過“五四”，直接與(yu) 《紅樓夢》《海上花列傳(chuan) 》等相延續。

　　中國台灣作家朱天心將內(nei) 地作家大致分為(wei) 兩(liang) 類：大多數人屬於(yu) “三國”係，而王安憶恰恰屬於(yu) “紅樓”係。不過，在王安憶看來，張愛玲與(yu) “五四”雖然關(guan) 係緊張，但她仍然從(cong) 中汲取養(yang) 料，譬如對人生的觀照，以及對人世的批判。“如果沒有‘五四’，張愛玲的東(dong) 西與(yu) ‘鴛鴦蝴蝶派’就可能殊途同歸。反過來說，張愛玲似乎也給‘五四’補了一個(ge) 缺。‘五四’成長起來的作家對市民生活是持批判態度的。他們(men) 覺得民眾(zhong) 是等待他們(men) 來啟蒙的，所以，他們(men) 不關(guan) 心日常生活。而張愛玲則關(guan) 注庸常生活，並從(cong) 中尋找救贖。”王安憶說。至於(yu) 自己與(yu) 張愛玲的根本差別則在於(yu) 世界觀的不同，張愛玲是冷眼看自己，而她則是熱眼看自己。

　　也許在王安憶看來，上海這座城市“曆史太短促，物質太多，人們(men) 也因此變得不夠浪漫”，所以，她始終不認為(wei) 備受追捧的《長恨歌》為(wei) 自己巔峰之作。她甚至提出過一個(ge) 有趣的觀點，即希望“能用上海的材料來製造一個(ge) 不是上海的地方”，否則，一個(ge) 作家實在難以經受這座城市所帶來的挑戰。故此，王安憶認為(wei) “上海寫(xie) 作隻有兩(liang) 條路，一是走出城市，二是走進書(shu) 齋”。

　　角兒(er) 的作品，終歸會(hui) 流傳(chuan) 下來

　　縱觀王安憶《長恨歌》之後的創作，《逃之夭夭》和《妹頭》尚處於(yu) 上海體(ti) 係之內(nei) ，《上種紅菱下種藕》的視角已轉向浙江小鎮，而《遍地梟雄》更是“離譜”，小說全然沒有女性，而是一個(ge) 純粹的男性世界，王安憶以無窮想象力，將詭異的通俗故事，賦予純文學的格調。

　　隨之而來的便是像《天香》那樣寫(xie) 顧繡，《考工記》那樣寫(xie) 建築的，以文化遺傳(chuan) 的溯源與(yu) 傳(chuan) 承為(wei) 內(nei) 核的作品。緊接著，一部著眼於(yu) “一把刀”——淮揚菜的長篇小說《一把刀，千個(ge) 字》橫空出世。主人公是靠精湛廚藝混跡於(yu) 紐約法拉盛的廚師陳誠。但凡有過紐約法拉盛遊曆的人都知道，法拉盛是紐約一道奇特風景線，甚至仿佛是一座西方文化包圍的東(dong) 方文化孤島，活色生香，雲(yun) 譎波詭。

　　王安憶說：“我第一次去那裏，便被吸引住了，身前身後的人臉，都有故事，有的找得到範本，比如林語堂的‘唐人街’；比如白先勇的‘謫仙記’；比如聶華苓的‘桑青與(yu) 桃紅’；七十年代‘保釣’運動；中美建交；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還有找不到範本，原始性的，單是看那寫(xie) 字樓電梯間的招牌，不知道有多少故事的頭尾：律所、牙科、相術、婚姻介紹、移民谘詢、房屋中介、貨幣兌(dui) 換。至於(yu) 門麵後的隱情，完全摸不著頭腦了。”

　　作者賦予一個(ge) 淮揚名廚異乎尋常的成長經曆。他降生在冰雪皚皚的東(dong) 北，卻又陰錯陽差地寄居於(yu) 上海逼仄的亭子間，繼而蛻變成淮揚係廚師，最終稱雄於(yu) 紐約法拉盛私人訂製宴席……王安憶以一以貫之的寫(xie) 實主義(yi) 手法，將柴米油鹽醬醋茶的滾滾紅塵融入時代潮流的湯湯大河之間，讓軟兜、獅子頭、宮保雞丁、冰糖肘子、雞火幹絲(si) 、鬆鼠鱖魚那樣一些家常小菜映照出日常的火熱，折射出生活的真諦。

　　那些看似平淡無奇，破碎不堪的人與(yu) 事，經由小說家的精心黏合，重新還魂，且元氣滿滿，從(cong) 而堆壘成一條曆史的河流。正如書(shu) 中人自己所說，“人們(men) 總以為(wei) 曆史是由紀念碑鑄成的，更可能是石頭縫的草籽和泥土”。讀罷全書(shu) ，意猶未盡，相信《一把刀，千個(ge) 字》可以像《長恨歌》一樣，再次贏得讀者的青睞，從(cong) 而創造王安憶又一個(ge) 文學高峰。

　　記得數年前，白岩鬆翩然來滬，我曾約他和王安憶、金宇澄相聚。席間，談及《長恨歌》與(yu) 《繁花》，白岩鬆說：“所謂的文學盛世，也不是人人都寫(xie) 得好，人人都愛寫(xie) ，隻是說，那個(ge) 時代有五六支豪筆而已。角兒(er) 的作品，終歸會(hui) 流傳(chuan) 下來。”王安憶的《長恨歌》《一把刀，千個(ge) 字》便應該屬於(yu) “角兒(er) 的作品”！

　　曹可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