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追“思” 】

　　作者：龐元正（中國辯證唯物主義(yi) 研究會(hui) 名譽會(hui) 長、中共中央黨(dang) 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教研部教授）

　　韓樹英（1922—2022），我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早年留學日本期間初步接受馬克思主義(yi) ，1943回國參加革命。1954年中央馬列學院畢業(ye) 後留校任教，先後任中共中央黨(dang) 校哲學教研室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黨(dang) 校副教育長、副校長。注重哲學引導社會(hui) 進步的功能，長期堅持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眾(zhong) 化的研究方向，取得卓著成就和廣泛社會(hui) 影響。曾任“七五”全國哲學社會(hui) 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成員，中國辯證唯物主義(yi) 研究會(hui) 執行會(hui) 長、名譽會(hui) 長等。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百年奮鬥史，是一部曆經革命、建設和改革推動中國社會(hui) 進步的曆史。而在中國百年進步的史冊(ce) 上，有一位自覺地把自己的學術活動與(yu) 中華民族的命運、社會(hui) 主義(yi) 的命運、中國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命運緊密聯係在一起的百歲老人，他就是為(wei) 讓哲學引導社會(hui) 進步而奮鬥終身的著名哲學家、教育家韓樹英。

　　為(wei) 中國進步事業(ye) 而奮鬥的哲學人生

　　1922年10月15日，韓樹英生於(yu) 遼寧大連的一個(ge) 農(nong) 民家庭。由於(yu) 父親(qin) 重視教育和自己聰穎好學，韓樹英15歲以優(you) 異成績考取大連中學。1942年，他又考取了日本東(dong) 京大學教養(yang) 學部的前身——日本第一高等學校。在日本留學期間，韓樹英開始接觸進步思想，加入了中共地下黨(dang) 的外圍組織“反帝大同盟”（後改稱“新知識研究會(hui) ”），進行革命活動。

　　在“新知識研究會(hui) ”，他閱讀到了大量進步書(shu) 籍和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書(shu) 籍，其中有艾思奇的《大眾(zhong) 哲學》、日本經濟學家河上肇的《貧乏物語》、日文著作及譯著《近代思想二十講》《東(dong) 洋哲學史》《西洋哲學史》《哲學概論》《帝國主義(yi) 論》等，初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yi) 。後來，韓樹英回憶說：“我最初接觸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是20歲的弱冠之年。我本來是學自然科學的學生，為(wei) 了追求救國的真理，閱讀了一些社會(hui) 科學的書(shu) ，包括一些哲學的書(shu) ，及至讀了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才頓覺有如醍醐灌頂之感，豁然開朗，什麽(me) 宇宙、曆史、人生的奧秘，一霎時感到都被馬克思主義(yi) 哲學道破了。”1943年年底，韓樹英決(jue) 心回國投身革命。1944年，他進入山西太嶽區抗日根據地參加革命工作，參與(yu) 組建晉豫中學。1945年10月，韓樹英奉命奔赴東(dong) 北解放區，先後擔任大連市立高級中學校長，大連市教育局副局長和大連市文教局局長。1950年，韓樹英被組織推薦考入中共中央馬列學院哲學專(zhuan) 業(ye) 學習(xi) ，他師從(cong) 中國老一代著名哲學家楊獻珍、艾思奇，刻苦攻讀馬克思列寧主義(yi) 、毛澤東(dong) 思想，係統學習(xi) 了哲學專(zhuan) 業(ye) 知識。1954年畢業(ye) 後留校任教，開始了他的哲學教研生涯。韓樹英的哲學活動主要分為(wei) 以下四個(ge) 階段：

　　1954年到1966年的社會(hui) 主義(yi) 改造和建設時期，韓樹英在中共中央馬列學院和中央高級黨(dang) 校任教，1961年任中央高級黨(dang) 校哲學教研室副主任，成為(wei) 時任哲學教研室主任艾思奇的副手。這一時期韓樹英開始在哲學領域嶄露頭角。他發表了《科學分析社會(hui) 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正確對待客觀條件》《防止工作中的急躁冒進和保守傾(qing) 向》《哲學工作應該為(wei) 現實鬥爭(zheng) 服務》等文章，在當時中國社會(hui) “左”的思想開始抬頭的複雜狀況下，堅持了一個(ge) 徹底的唯物主義(yi) 者應有的實事求是立場。這期間，韓樹英作為(wei) 主要骨幹成員，參加了由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yi) 曆史唯物主義(yi) 》一書(shu) 的編寫(xie) 和定稿工作。此書(shu) 用中國革命和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初期的成功經驗，豐(feng) 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對提高全國全黨(dang) 的哲學基本素養(yang) 和馬克思主義(yi) 理論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後，在“文化大革命”中，韓樹英遭受打擊迫害，直至1977年平反後才迎來哲學活動的高峰期。

　　1977年到1979年的關(guan) 於(yu) 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前後，韓樹英先後擔任中央黨(dang) 校哲學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在關(guan) 於(yu) 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77年中央黨(dang) 校複校後，胡耀邦同誌主持黨(dang) 校工作。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dang) 校內(nei) 部刊物《理論動態》發表經胡耀邦同誌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yi) 公開發表這篇文章，新華社向全國轉發。在鄧小平同誌的領導和許多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一場關(guan) 於(yu) 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迅速在全黨(dang) 全社會(hui) 展開。韓樹英作為(wei) 哲學教學的負責人，精心組織了有關(guan) 真理標準問題的學習(xi) 和討論。他本人帶頭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文化部和很多省市部門作報告，對推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發揮了積極作用。為(wei) 配合關(guan) 於(yu) 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深入開展，破除個(ge) 人崇拜的思想禁錮，在胡耀邦同誌的提議和支持下，韓樹英撰寫(xie) 了《“一分為(wei) 二”是普遍現象》一文，1978年7月15日《理論動態》予以發表，7月23日光明日報頭版以顯著位置轉發。這篇文章不僅(jin) 提出論證了檢驗真理標準的理論前提問題，而且矛頭指向“兩(liang) 個(ge) 凡是”和個(ge) 人崇拜，對於(yu) 解放思想、撥亂(luan) 反正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這期間，韓樹英等同誌於(yu) 1977年12月首先對康生這個(ge) 黨(dang) 內(nei) 理論大奸進行了揭發批判。康生作為(wei) 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作惡多端，對中央黨(dang) 校和理論界危害尤甚。韓樹英等同誌以實踐作為(wei) 檢驗標準，揭露康生的極“左”麵目和罪惡，為(wei) 全黨(dang) 對康生的最終曆史定案作了思想輿論準備。

　　1979年到1992年的改革開放初期，韓樹英先後擔任中央黨(dang) 校副教育長和副校長，這是他教學活動和哲學研究最為(wei) 活躍的時期。1978年年底召開的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實現了我們(men) 黨(dang) 在曆史上的偉(wei) 大轉折，揭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序幕。從(cong) 1979年開始，韓樹英在繁忙的教學行政工作之外，投入巨大精力主編了《通俗哲學》《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綱要》兩(liang) 部理論著作。由於(yu) 對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進行了開拓性研究，適應了撥亂(luan) 反正和改革開放的現實需要，這兩(liang) 部著作成了廣大青年和幹部群眾(zhong) 的熱門讀物，多次再版發行，產(chan) 生了廣泛持久的社會(hui) 影響。韓樹英還發表了《經濟體(ti) 製改革中的若幹哲學問題》《矛盾、動力和經濟體(ti) 製改革》等一係列文章，用哲學觀點闡述改革開放的各種問題，探索社會(hui) 主義(yi) 的基本規律，尋找社會(hui) 主義(yi) 的發展動力，有力地發揮了哲學變革推動社會(hui) 變革的先導作用。

　　1992年之後的改革開放深入發展時期，韓樹英雖已進入古稀之年，但他老驥伏櫪，壯心不已，仍以極大精力關(guan) 注著中國的改革與(yu) 發展，更為(wei) 強調和注重哲學引導社會(hui) 進步的作用。1992年鄧小平同誌南方談話發表後，中國改革開放獲得強大動力，攻堅克難，向縱深發展。麵對改革深入發展出現的一係列難題，韓樹英知難而進，先後選擇了社會(hui) 主義(yi) 發展動力、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模式、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農(nong) 民和中國國有企業(ye) 改革等存在重大爭(zheng) 議的問題，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力圖從(cong) 哲學上為(wei) 探討和解答這些問題提供深層思考。他的學術觀點和研究成果極富創見，產(chan) 生了極大的社會(hui) 影響。進入耄耋之年，韓樹英對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和社會(hui) 主義(yi) 的信念曆久彌堅，他多次通過參加學術會(hui) 議和接受采訪，發表充滿激情的講話，寄語哲學工作者：“我們(men) 應當堅持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眾(zhong) 化的方向，讓廣大群眾(zhong) 和幹部運用馬克思主義(yi) 世界觀分析中國的前途命運。”

　　回望韓樹英的哲學人生，他不僅(jin) 是自覺堅持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眾(zhong) 化的哲學家，而且是自覺以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眾(zhong) 化引導中國社會(hui) 進步的哲學家。

　　致力於(yu)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中國化

　　韓樹英學貫中西學養(yang) 深厚，但他始終把致力於(yu)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中國化作為(wei) 哲學研究堅持的方向。對此，人們(men) 往往首先提到，他在《辯證唯物主義(yi) 曆史唯物主義(yi) 》編寫(xie) 工作中的作用和貢獻。20世紀50年代末，中共中央書(shu) 記處考慮到我國哲學教學中使用的一直是蘇聯的教科書(shu) ，決(jue) 定編寫(xie) 能夠反映中國革命經驗和中國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研究成果的教科書(shu) 。黨(dang) 中央理論小組確定以中央黨(dang) 校人員為(wei) 主，編寫(xie) 一本哲學教科書(shu) 。艾思奇擔任該書(shu) 主編，韓樹英作為(wei) 艾思奇的副手，成為(wei) 該書(shu) 寫(xie) 作骨幹和最終少數定稿者之一。1961年，《辯證唯物主義(yi) 曆史唯物主義(yi) 》一書(shu) 出版後，很快成為(wei) 在全國廣受歡迎的通用教科書(shu) ，成為(wei) 廣大幹部群眾(zhong) 學習(xi) 了解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最為(wei) 流行的書(shu) 籍。現在看，這部書(shu) 雖然無法避免其在特定年代的曆史局限，但確是一部反映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努力實現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中國化的重要成果，對於(yu) 人們(men) 了解和掌握馬克思主義(yi) 世界觀，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韓樹英為(wei) 此作出了積極貢獻，並在1978年由他主持該書(shu) 的修訂再版，繼續發揮這部哲學通用教材的作用。此後，他主編的《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綱要》更是把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中國化推向了新的時代高度。

　　在推進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中國化方麵，韓樹英還極為(wei) 重視對毛澤東(dong) 哲學思想的研究。他認為(wei) ，毛澤東(dong) 哲學思想是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中國化最重要的成果，是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在中國的生動運用和豐(feng) 富發展。在他主編的《學習(xi) 毛澤東(dong) 思想》和他主持的國家哲學社會(hui) 科學基金重點課題研究成果《毛澤東(dong) 哲學思想》等一係列著述中，他對毛澤東(dong) 哲學思想的根本特點、主要理論及其當代意義(yi) ，都作了深入研究和闡述。他特別指出，毛澤東(dong) 的哲學活動和重大任務，就是要解決(jue) 馬克思主義(yi) 普遍真理與(yu) 中國具體(ti) 實踐相結合這個(ge) 哲學問題，並把毛澤東(dong) 哲學思想定義(yi) 為(wei) 是“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和時代的具體(ti) 實踐相結合從(cong) 而發展原理的哲學理論和方法”。韓樹英對毛澤東(dong) 哲學思想根本特點的研究，體(ti) 現了他對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中國化本質要求的深刻理解和獨到闡述。

　　在致力於(yu)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中國化的過程中，韓樹英始終認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中國化包含著兩(liang) 個(ge) 基本方麵，一方麵是用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基本理論去解決(jue) 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具體(ti) 實踐問題；另一方麵是以中國革命、建設與(yu) 改革的成功經驗豐(feng) 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基本理論。這兩(liang) 個(ge) 方麵都很重要，但前一個(ge) 方麵更為(wei) 根本，因為(wei) 沒有前一個(ge) 方麵，後一個(ge) 方麵就無從(cong) 談起。因而他更為(wei) 重視運用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基本原理去回答和解決(jue) 中國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的重大實踐問題。他常說，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不是書(shu) 齋中的哲學，不是坐而論道的哲學，而是實踐的哲學，哲學前沿問題要關(guan) 注涉及國家、民族發展的根本問題。運用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基本原理探索和回答重大實踐問題，這正是韓樹英在堅持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中國化方麵，最鮮明最突出的特點。

　　在關(guan) 於(yu) 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期間，他發表的《“一分為(wei) 二”是普遍現象》《開展真理標準討論問題》《真理的實踐標準和科學的唯物主義(yi) 路線》《真理標準討論還要不斷深入》《清理“左”的思想，堅持三中全會(hui) 路線》等文章，用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理論分析國家政治生活的重大問題，堅持真理標準的唯物論與(yu) 辯證法，全麵地揭示和展現了真理標準的理論蘊含；他從(cong) 經濟上的“唯意誌論”、政治上的“無產(chan) 階級專(zhuan) 政下繼續革命”錯誤理論、思想意識形態上的個(ge) 人迷信思想三個(ge) 方麵，全麵清理思想路線上“左”的思想根源；他從(cong) 哲學上深刻地闡明黨(dang) 的思想路線的實質，全麵地總結黨(dang) 在堅持思想路線問題上的曆史經驗，為(wei) 實現黨(dang) 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撥亂(luan) 反正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的新時期，韓樹英投入極大精力，關(guan) 注和研究中國改革和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對我國探索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道路進行了深入的哲學思考。他從(cong) 中國的特殊國情出發，抓住了中國實現現代化最為(wei) 關(guan) 鍵的三個(ge) 重大問題，即市場經濟模式、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農(nong) 民發展和國有企業(ye) 改革，進行專(zhuan) 門研究，提出了一係列發人深思的觀點，引起中央領導和社會(hui) 各界廣泛重視，彰顯了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指導現代化實踐的重要作用。

　　關(guan) 於(yu) 市場經濟模式，在1993年黨(dang) 中央通過《關(guan) 於(yu) 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若幹問題的決(jue) 定》前後，韓樹英就提出，要研究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模式問題。他撰寫(xie) 了《日本模式中的國家、市場和企業(ye) 》《要對市場經濟進行比較研究》等文章，指出資本主義(yi) 市場經濟有多種模式，不同模式的核心問題是市場與(yu) 政府的關(guan) 係問題。進而，他提出“把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兩(liang) 隻手相結合”，是我國建立市場經濟的大問題。他提出，我國要建立的市場經濟，有市場經濟的一般特點，又必然有社會(hui) 主義(yi) 的一般特點，“它是處在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

　　關(guan) 於(yu) “三農(nong) ”問題，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韓樹英就多次提出要重視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農(nong) 民問題，並率先把這個(ge) 問題簡稱為(wei) “三農(nong) ”問題，並認為(wei) “三農(nong) ”問題核心是農(nong) 民問題，因此又可以概括為(wei) “農(nong) 民問題”。1992年，在《“三農(nong) ”問題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一文中，他通過對曆史經驗的分析指出，在中國如何對待和處理農(nong) 民問題，“不論是在革命過程中還是在建設過程中，始終是影響全局，關(guan) 係到事業(ye) 成敗的根本問題”。他認為(wei) ，隻有正確把握“三農(nong) ”問題的重要地位，認真創造條件解決(jue) 農(nong) 民問題，才能有國家工業(ye) 化現代化的實現，才能沿著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勝利前進。韓樹英關(guan) 於(yu) “三農(nong) ”問題的理論觀點不僅(jin) 受到理論界的關(guan) 注，而且也得到黨(dang) 和國家決(jue) 策部門的重視和采納。

　　關(guan) 於(yu) 國有企業(ye) 改革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隨著我國市場經濟改革深入推進，國有企業(ye) 如何與(yu) 市場經濟接軌，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壯大，成了改革的焦點問題。1995年，為(wei) 深入研究這個(ge) 問題，年逾古稀的韓樹英不顧身體(ti) 多病，出任中央黨(dang) 校寶鋼發展道路研究課題組的顧問，多次赴寶鋼調研。在他的指導下課題組寫(xie) 出了《一個(ge) 國有大企業(ye) 的出色答卷——寶鋼投產(chan) 十年調查》的調研報告，在人民日報8月28日頭版頭條發表。調研報告把寶鋼發展的經驗總結概括為(wei) ，“以高起點的技術創新、管理創新、製度創新贏得競爭(zheng) 優(you) 勢”，認為(wei) 國有大企業(ye) 隻有通過創新提高競爭(zheng) 力，才能在市場經濟中站穩腳跟，發展壯大。韓樹英對寶鋼的“三個(ge) 創新”從(cong) 哲學高度進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在我看來，這三方麵的創新可以說圍繞著一個(ge) 中心，即不斷創造更高的勞動生產(chan) 率”，並運用唯物史觀揭示了創新與(yu) 提高勞動生產(chan) 率之間的關(guan) 係。他強調，雖然寶鋼的具體(ti) 經驗和做法都伴隨有自己的特殊條件，但它的基本經驗、基本道路則具有普遍意義(yi) 。此後“技術創新、管理創新、製度創新”成為(wei) 眾(zhong) 多國有企業(ye) 推進改革的重要路徑，也成為(wei) 中央對國有企業(ye) 改革的重要要求。

　　　致力於(yu)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時代化

　　在韓樹英看來，實現馬克思主義(yi) 哲學與(yu) 具體(ti) 實際相結合，不僅(jin) 要重視馬克思主義(yi) 哲學與(yu) 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曆史經驗，更要重視馬克思主義(yi) 哲學與(yu) 當代中國建設和改革實際相結合的新鮮經驗，要為(wei) 解決(jue) 時代發展提出的各種問題提供新答案，推進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與(yu) 時俱進。因此，他認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中國化與(yu) 時代化是相互聯係、緊密相關(guan) 的。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中國化，離不開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時代化。他主編的《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綱要》和《通俗哲學》兩(liang) 部著作，不僅(jin) 是他堅持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中國化取得的重要成果，更是他堅持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時代化作出的重要貢獻。

　　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實現了我們(men) 黨(dang) 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撥亂(luan) 反正，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我國的哲學理論研究在經受了“文化大革命”的重創之後，迎來了曙光。1979年，鄧小平同誌在理論務虛會(hui) 上提出，要“在盡可能短的時間裏陸續寫(xie) 出並印出一批有新內(nei) 容、新思想、新語言的有分量的論文、書(shu) 籍、讀本、教科書(shu) 來，填補這個(ge) 空白”。為(wei) 落實鄧小平同誌的指示，中宣部提出要編寫(xie) 一部新的哲學教材，時任中央黨(dang) 校哲學教研室主任的韓樹英，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項任務，立即組織力量編寫(xie)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綱要》。此時，他剛剛完成對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yi) 曆史唯物主義(yi) 》修改定稿和出版工作，但他之所以堅決(jue) 地接受這一任務，恰恰是出於(yu) 對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時代化的一種使命感。他分析說，艾思奇版本的長處是基本理論的闡述比較穩妥，不足之處是“不要‘現代化’”，但時間畢竟過去了20多年，“其間中國發生了重大變化，世界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這些變化的發生，隨著實踐經驗和科技革命的發展，提出了許多新的哲學問題，出現了各種思潮，國內(nei) 外的哲學研究也有了不少新的成果，因此原有的理論觀點和論述必須加以充實和提高，必須發展”。他認為(wei) ，哲學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中國的改革開放迫切需要能夠反映時代引導時代的哲學。因此，他把《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綱要》的編寫(xie) ，作為(wei) 推進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時代化的重要工作，決(jue) 心為(wei) 廣大黨(dang) 員幹部和讀者提供一部充滿改革開放時代精神的哲學教材。

　　為(wei) 了鮮明地體(ti) 現哲學時代化的特點，韓樹英對《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綱要》的編寫(xie) 從(cong) 三個(ge) 方麵作出了努力。

　　首先，在指導思想上，他提出：“從(cong) 哲學上概括我國的基本實踐經驗，不僅(jin) 要反映過去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正反兩(liang) 方麵經驗，更要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教訓，特別是要著重反映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從(cong) 哲學上反映對這些經驗作出的新的理論概括。”“要對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以來的基本路線重大方針政策作出哲學論證，自覺地服務於(yu)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的曆史任務。”按照這一要求，《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綱要》對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的主要矛盾、階級鬥爭(zheng) 理論、黨(dang) 的思想路線、生產(chan) 力在社會(hui) 發展中的最終決(jue) 定性作用、科學在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發展中的作用、反對個(ge) 人崇拜等基本理論問題，都在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和改革開放以來新經驗的基礎上，作出了哲學上的新概括新闡述，生動體(ti) 現了哲學理論的與(yu) 時俱進。

　　其次，在時代特征和哲學功能把握上，明確提出了時代主題和哲學功能的轉變問題。在《通俗哲學》的緒論“時代精神的精華”中，韓樹英寫(xie) 道：“過去，在革命戰爭(zheng) 年代，我們(men) 學習(xi)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目的在於(yu) 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武裝了老一輩無產(chan) 階級革命家。現在，在新的曆史時期，我們(men) 學習(xi)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目的在於(yu) 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繁榮富強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強國，培養(yang) 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並為(wei) 共產(chan) 主義(yi) 而奮鬥的一代新人。”在《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綱要》中，韓樹英又根據時代主題的轉變，提出了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功能轉變的問題。他認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作為(wei) 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在革命前、革命時期，它是為(wei) 推翻反動統治和實現革命改造的任務服務的；在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建立起來後，哲學的功能必然會(hui) 有所轉變。他獨創性地把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在社會(hui) 主義(yi) 發展中的功能概括為(wei) 四個(ge) 方麵：一是幫助人們(men) 確立社會(hui) 主義(yi) 和共產(chan) 主義(yi) 信念的意識形態功能；二是不斷探索社會(hui) 主義(yi) 發展規律的理論認識功能；三是進行現代化建設和改革實踐的方法論功能；四是對社會(hui) 主義(yi) 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和教育功能。這一對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在社會(hui) 主義(yi) 發展時期四種功能的概括，實際上是在哲學界最早提出了在社會(hui) 主義(yi) 發展新時期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主題和功能的轉變問題。即使從(cong) 今天來看，時代主題和哲學功能的轉變，無疑都是推進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時代化的基本根據。

　　最後，盡可能使用自然科學和社會(hui) 科學的最新成果，對原有的哲學理論觀點加以闡釋和提高。《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綱要》對非歐幾何、相對論、人工智能、係統論、控製論、信息論等新的重要自然科學成果進行了哲學闡述與(yu) 概括，對“黑洞”假說、“宇宙大爆炸”理論、信息的本質等現代自然科學提出的疑難課題，進行了有理有據的哲學分析與(yu) 解答，從(cong) 而對哲學的物質論、運動論、時空論以及意識論的闡述更具有時代性和針對性。為(wei) 了從(cong) 哲學上提煉現代係統理論的思維成果，在辯證法總論中專(zhuan) 門增加了“事物作為(wei) 係統而存在”一節，既以科學嚴(yan) 謹的態度又以勇於(yu) 創新的精神，對係統論的成果作出了哲學新概括。

　　由於(yu) 堅持了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時代化的方向，《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綱要》洋溢著時代精神，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後，受到了廣大讀者的喜愛，1990年被中宣部推薦為(wei) 全國幹部哲學學習(xi) 的參考教材。另據《深圳特區報》載“1978—1998年‘深圳青年喜愛的書(shu) ’推薦書(shu) 目”，該書(shu) 在200部書(shu) 籍中名列第一。旨在整理總結20世紀以來中國優(you) 秀出版成果的《中國文庫》，2004年出版的第一輯，收錄圖書(shu) 品種100種，《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綱要》亦名列第一。

　　致力於(yu)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大眾(zhong) 化通俗化

　　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上，艾思奇的《大眾(zhong) 哲學》開哲學大眾(zhong) 化通俗化之先河。1981年，韓樹英主編的《通俗哲學》出版，成為(wei) 繼《大眾(zhong) 哲學》之後，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大眾(zhong) 化通俗化的又一有著廣泛社會(hui) 影響的重大成果。《通俗哲學》出版後，馮(feng) 定、任繼愈、沙英等多位哲學家分別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哲學研究》發表書(shu) 評，給予了熱情讚揚和充分肯定。任繼愈評價(jia) 說：“《大眾(zhong) 哲學》喚起青年投身於(yu) 推翻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的革命運動之中；而體(ti) 現時代精神的《通俗哲學》推動廣大群眾(zhong) 投身於(yu) 改革開放的現代化建設的洪流中去。”《通俗哲學》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巨大成功，有多方麵的原因，但關(guan) 鍵因素不得不說與(yu) 韓樹英對哲學大眾(zhong) 化通俗化持有的理論觀念和獨特理解直接相關(guan) 。

　　首先，韓樹英認為(wei) ，哲學大眾(zhong) 化通俗化絕不單純是一個(ge) 技術層麵的問題，而是一個(ge) 體(ti) 現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本質屬性的根本要求。他認為(wei) ，哲學的大眾(zhong) 化通俗化是馬克思主義(yi) 哲學階級性實踐性的必然要求。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是無產(chan) 階級的哲學，無產(chan) 階級為(wei) 反對資產(chan) 階級的統治，完成解放全人類的曆史使命，就需要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就要有自己的哲學武器。馬克思指出：“哲學把無產(chan) 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chan) 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韓樹英認為(wei) ：“哲學從(cong) 少數人研究的學問成為(wei) 廣大群眾(zhong) 關(guan) 心的學問，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所實現的哲學重要變革之一。”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具有代表無產(chan) 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zhong) 根本利益的理論品質，這是馬克思主義(yi) 哲學能夠實現大眾(zhong) 化的思想基礎。“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也隻有和廣大群眾(zhong) 結合起來，掌握廣大群眾(zhong) ，才能成為(wei) 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它掌握群眾(zhong) 的程度越廣越深，它所顯示出的改造世界的力量也就越大。”所以，他強調，把哲學交給群眾(zhong) ，使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zhong) 在實際工作中學會(hui) 運用哲學，這是我們(men) 黨(dang) 應當經常注意的工作，也就是哲學工作者應該努力進行的工作。

　　其次，韓樹英認為(wei) ，哲學大眾(zhong) 化通俗化是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掌握群眾(zhong) 的基本途徑。在中國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發展史上，艾思奇的《大眾(zhong) 哲學》對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在中國傳(chuan) 播、普及、宣傳(chuan) 、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韓樹英與(yu) 艾思奇一起工作前後達15年之久，通過艾思奇和《大眾(zhong) 哲學》，他親(qin) 身感受到了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大眾(zhong) 化通俗化所產(chan) 生的巨大力量。他指出：“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思想早就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後就進入了中國，但是真正得到群眾(zhong) 的了解和廣泛傳(chuan) 播，恐怕不能低估《大眾(zhong) 哲學》的作用。”他認為(wei) ，《大眾(zhong) 哲學》首創的哲學大眾(zhong) 化通俗化的形式，“為(wei) 辯證唯物主義(yi) 世界觀在我們(men) 中華大地上贏得空前廣闊的陣地，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廣泛傳(chuan) 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基於(yu) 這種認識，韓樹英認為(wei) ，要使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成為(wei) 引導我國社會(hui) 進步的強大力量，不僅(jin) 要實現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中國化時代化，而且要實現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大眾(zhong) 化通俗化，哲學工作者要自覺地把大眾(zhong) 化通俗化作為(wei) 傳(chuan) 播宣傳(chuan)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重要使命。

　　再次，韓樹英認為(wei) ，哲學的大眾(zhong) 化通俗化必須在理論內(nei) 容上具有一定的深度和高度。他認為(wei) ，通俗化是手段，是形式，通俗化並不是要降低理論和思想水平，一定要避免為(wei) 了追求通俗化而流入庸俗化，庸俗化是通俗化工作的大忌。他強調：“通俗哲學讀物也要反映哲學研究的新成果和哲學思想的發展，使理論內(nei) 容具有一定的深度和高度。”為(wei) 此，他要求寫(xie) 作通俗哲學讀物，要有針對性地講述哲學道理，要解除讀者的思想困惑，使之具有鮮明的時代感和現實性，要從(cong) 世界觀、曆史觀、人生觀、價(jia) 值觀的高度，抓住事物的根本來回答問題。

　　最後，韓樹英認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大眾(zhong) 化通俗化必須有適當的形式，通過人民大眾(zhong) 易於(yu) 掌握喜聞樂(le) 見的形式傳(chuan) 播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他認為(wei) ，《通俗哲學》之所以廣受青年和讀者歡迎，是由於(yu) 在很多方麵繼承和發揚了《大眾(zhong) 哲學》等通俗讀物的表述方式和有益經驗：一是努力把哲學理論與(yu) 現實實際緊密結合起來，要善於(yu) 把現實問題提到理論高度，又善於(yu) 把理論運用於(yu) 現實問題的分析，做到有的放矢，言之有物；二是要把理論內(nei) 容的創新性與(yu) 理論表達的通俗化結合起來，用通俗易懂、生動活潑、情理交融的大眾(zhong) 化語言講述深刻的道理，做到深入淺出，耐人尋味；三是要把哲理的科學性與(yu) 知識的趣味性結合起來，通過對古今中外的曆史故事、現代科技的各種知識的分析,以及對詩詞歌賦、成語典故、名言警句的引申，使讀者在增加自然科學和社會(hui) 科學知識的過程中，受到哲理的啟迪。

　　正是由於(yu) 韓樹英對哲學大眾(zhong) 化通俗化有著如此深刻的理解和執著的追求，加之有一批才華橫溢而又誌趣相同的作者的共同努力，《通俗哲學》才能成為(wei) 一部具有鮮明的時代感、現實性和針對性，融思想性、科學性、知識性、可讀性於(yu) 一體(ti) ，長期以來在廣大青年和群眾(zhong) 中深受歡迎的哲學通俗讀物。1983年，該書(shu) 在全國通俗政治理論讀物評選中獲一等獎，並名列榜首。一直到2021年此書(shu) 還在再版重印，總印數達到300萬(wan) 冊(ce) 以上。《通俗哲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綱要》一起作為(wei) 僅(jin) 有的兩(liang) 部馬克思主義(yi) 哲學著作，1995年被國家新聞出版署列為(wei) 國家“常備書(shu) 目”。2007年出版的《中國文庫》第三輯，又將《通俗哲學》選入其中。《通俗哲學》影響之廣泛深遠，由此可見一斑。

　　馬克思曾指出：“哲學家的成長並不像雨後的春筍，他們(men) 是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人民的產(chan) 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貴和看不見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學思想裏。”韓樹英終生致力於(yu)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zhong) 化，可以說就是這樣一位屬於(yu) 時代、屬於(yu) 人民的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