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描述世界【新科諾獎作家安妮·埃爾諾】

　　住在巴黎近郊塞爾吉，過著半隱居生活的82歲法國著名作家安妮·埃爾諾這兩(liang) 年開始“大放光彩”：去年，根據其小說改編的電影《正發生》獲得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今年戛納電影節，她和兒(er) 子大衛 ·埃爾諾-布裏奧特合作導演的紀錄片《超八歲月》入圍了導演雙周單元，而在10月6日，她更是迎來了人生中最為(wei) 高光的時刻——瑞典文學院宣布，將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法國女作家安妮·埃爾諾，以表彰她“揭示個(ge) 人記憶根源、隔閡和集體(ti) 約束的勇氣和敏銳度”。

　　瑞典文學院常任秘書(shu) 馬茨·馬爾姆當時表示，很遺憾未能與(yu) 埃爾諾取得電話聯係，有趣的是，在媒體(ti) 聯係上這位新科諾獎獲得者之後，她隻是簡單地說：“我很開心，很驕傲，嗯，就是這些。”

　　用自己的方式來描述世界 寫(xie) 作是受兩(liang) 本書(shu) 影響

　　安妮·埃爾諾1940年生於(yu) 法國濱海塞納省的利勒博納，父親(qin) 阿爾封斯·杜塞斯原是一家農(nong) 場的雇工，後來去工廠當了工人，婚後與(yu) 安妮的母親(qin) 布朗什·杜梅尼在一處貧窮的街區開了一家小咖啡館兼雜貨店，過著平民的生活。

　　安妮·埃爾諾曾經在其《一個(ge) 男人的位置》中描述過當地人的貧窮：“他們(men) 住在一間很矮的茅屋裏，屋頂是用草蓋成的，地麵是泥土的。在掃地前，必須灑上水。……人們(men) 總是提前幾個(ge) 月就會(hui) 開始惦記親(qin) 朋的婚禮或是領聖餐活動，他們(men) 帶著空了三天的肚子參加，以便更好地享受機會(hui) 。村裏有一個(ge) 患猩紅熱的小孩病情剛有所好轉，由於(yu) 大人拚命地給小孩往嘴裏喂雞肉，孩子在嘔吐時嗆死了。”

　　也因此，為(wei) 了擺脫貧窮，安妮的父母可謂盡了最大努力，希望可以改變女兒(er) 的命運，二人努力工作，送安妮去私立學校，供其上大學。最終，安妮接受了高等教育，先後在裏昂大學和波爾多大學學習(xi) 現代文學，並順利成為(wei) 一名現代文學教師，起初在中學任教，後來在法國遠程教育中心工作，退休後繼續寫(xie) 作。

　　安妮·埃爾諾幼時的夢想是到巴黎居住，成為(wei) 上流社會(hui) 的一員，可是她從(cong) 結婚後就居住在塞爾吉，幾十年來，被認為(wei) 在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並不想融入熱鬧之中。安妮·埃爾諾表示，自己與(yu) 巴黎文學界保持距離，是因為(wei) 這樣有助於(yu) 她寫(xie) “自己真正想寫(xie) 的書(shu) ”。她坦言自己至今仍對某些圈子感覺不舒服，“當我穿過巴黎時，經過那裏的豪華精品店都會(hui) 有陌生感，覺得這不是我的世界。我喜歡自然，沉默。我看不出這個(ge) 複雜的世界有什麽(me) 魅力，我隻是不喜歡它。”

　　這種割裂感，在安妮童年時即已產(chan) 生，她在為(wei) 其拍攝的紀錄片中講述說，父母經營的那家小店，幾乎占據了全家人的所有生活空間，她沒有任何私人空間，始終是活在人們(men) 的注視之下：“客人看著我們(men) 吃飯，看著我做作業(ye) ，等我到了十四五歲，我再也受不了這樣被注視的生活了。我做著白日夢，夢想我再也不用過這種生活，可以住在一個(ge) 安靜的大房子裏。當我從(cong) 學校裏回來，我必須跟客人們(men) 打招呼，我不想說話，就迅速地壓低聲音飛快跑過，客人幾乎聽不見，當然父母也因此責備我。”

　　而在外讀書(shu) ，同樣讓安妮有一種無法融入的尷尬，“班上那些中產(chan) 階級出身的同學擁有的世界，和我童年的世界完全不同……現在我去巴黎的富人區，也總有一種撬鎖而進的感覺，覺得不屬於(yu) 那裏，我是來自住在城郊的鄉(xiang) 下姑娘，當我看巴黎那些區的人走路，他們(men) 的舉(ju) 止，我會(hui) 有種人種學家的研究態度。”

　　埃爾諾22歲時在日記裏寫(xie) 道：“我要寫(xie) 作，是為(wei) 了向我的出身反擊。”談及何以會(hui) 開始進行文學創作，安妮·埃爾諾表示，自己受到兩(liang) 本書(shu) 的影響，一本是波伏娃的《第二性》，這本書(shu) 讓安妮心中的“女性主義(yi) 意識”覺醒，她發現女性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描述世界。另一本是當代法國著名思想家、社會(hui) 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的《區分》，這本書(shu) 揭示出各種所謂文化品位、生活趣味等文化消費其實是各階級內(nei) 部、各階層相互鬥爭(zheng) 的場域，反映的是社會(hui) 的區分與(yu) 差異，而這種文化消費又再生產(chan) 了這種區分與(yu) 差異。布爾迪厄的洞察顛覆了人們(men) 的日常觀念，極具穿透力。而在讀完這本書(shu) 後，安妮意識到知識的確改變了她的命運，她與(yu) 原來階層的人產(chan) 生了文化差異，有了不同的價(jia) 值觀，她和原來的環境之間存在著一條鴻溝，而她與(yu) 所謂受過教育的精英階層同樣存在差距，她不屬於(yu) 自己出身的地方，也不屬於(yu) 新環境。在這樣的情況下，她隻有靠寫(xie) 作，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2002年，皮埃爾·布迪厄去世後，安妮·埃爾諾在《世界報》上發表了一篇悼念文，她稱布迪厄的文本一直是她“解放和被解放的代名詞”、“在世界上采取行動的理由”。

　　切身生活經曆是靈感的源泉 在個(ge) 人記憶中找到集體(ti) 的記憶

　　安妮·埃爾諾從(cong) 1974年開始創作，至今出版近20部作品。她的作品幾乎都來自她自身的體(ti) 驗，講述了自己的青少年時期、婚姻、墮胎、患乳腺癌等故事，以及父母的故事，沒有虛浮誇飾，隻有直指核心而誠實無畏的深刻情感，篇幅簡潔卻充滿了文字的魅力。她說：“切身生活經曆是我靈感的源泉，我把它們(men) 寫(xie) 下來，俄亥俄州或日本的任何一位讀者也都可以體(ti) 會(hui) 到這一點，書(shu) 籍在我和讀者之間架起了一座友誼的橋梁，怎不令人喜極而泣。”

　　安妮·埃爾諾1974年以自傳(chuan) 體(ti) 小說《清空》開始文學生涯，1984年的《位置》讓她聲譽鵲起，獲得法國文學界最高三項榮譽之一的雷諾多文學獎，之後的《一個(ge) 女人》曾入選洛杉磯時報好書(shu) 獎，還有三本作品被《紐約時報》選為(wei) 年度最佳選書(shu) 。《位置》《一個(ge) 女人》等作品用細膩、傷(shang) 感的筆觸生動描繪了出身貧寒的父母如何為(wei) 使自己及下一代擺脫社會(hui) 最底層的卑賤地位所進行的充滿失落、絕望、希冀、夢想的奮鬥過程，準確、客觀地再現了法國當代不同社會(hui) 階層的人們(men) 在心理、生活習(xi) 慣、興(xing) 趣愛好等價(jia) 值觀方麵的巨大差別，同時也以極其痛苦和矛盾的心情，真切表達了對父母及故鄉(xiang) 的愛恨交加。

　　2008年出版的《the years》(國內(nei) 出版時名為(wei) 《悠悠歲月》)使她居於(yu) 法國當代第一流作家之列。《悠悠歲月》一經出版就獲得了法國當年的“杜拉斯文學大獎”。采用“無人稱自傳(chuan) ”的方式，在自己回憶的同時也促使別人回憶，以人們(men) 共有的經曆反映出時代的演變，從(cong) 而引起人們(men) 內(nei) 心的強烈共鳴。大到國際風雲(yun) ，小到飲食服裝，家庭聚會(hui) ，乃至個(ge) 人隱私，無不簡潔生動。通過個(ge) 人的經曆來反映世界的進程，實際上寫(xie) 出了集體(ti) 的記憶，小說的時間跨度有六十年。

　　對於(yu) 安妮·埃爾諾獲得諾獎，瑞典學院評價(jia) 道，埃爾諾的作品語言平實、內(nei) 容清晰，從(cong) 不同角度審視在性別、語言和階層方麵差異明顯的生活，憑借巨大的勇氣和敏銳的觀察力，揭示了階層經曆的痛苦，描述了羞恥、羞辱、嫉妒以及無法看清自己是誰的困境，“她以極大的勇氣和臨(lin) 床手術般銳利的筆鋒，揭示了個(ge) 人記憶的根源、人與(yu) 人的隔閡，以及集體(ti) 性的約束。埃爾諾成為(wei) 作家的道路漫長而艱辛，她取得了令人欽佩和持久的成就。”

　　諾貝爾基金會(hui) 主席赫爾丁認為(wei) ，埃爾諾始終相信寫(xie) 作的解放力量，“她的作品毫不妥協，並且用極為(wei) 通俗易懂的語言寫(xie) 成，幹淨利落”。此外，他還提到，早年的生活環境令埃爾諾感到貧窮但雄心勃勃，而這種情感深刻地融入了她的創作中。

　　對於(yu) 這種“無人稱自傳(chuan) ”，埃爾諾深受社會(hui) 學影響，她試圖用社會(hui) 學方法“在個(ge) 人記憶中找到集體(ti) 記憶的記憶”，從(cong) 而擺脫“個(ge) 性的陷阱”，埃爾諾的作品對自傳(chuan) 重新定義(yi) ，她認為(wei) 親(qin) 密關(guan) 係始終是社會(hui) 性的，因為(wei) 一個(ge) 純粹的自我，其他人、法律、曆史不會(hui) 在場，這是不可想象的。這種社會(hui) 學方法可以擴展傳(chuan) 統的自傳(chuan) 式“我”：“我使用的‘我’，在我看來是一種非個(ge) 人的形式，幾乎沒有性別，有時甚至更像是‘他者’中的一個(ge) 詞，而不是一個(ge) 詞‘我’：簡而言之，一種超個(ge) 人的形式。它不構成自我虛構的手段，但根據我的經驗，它是一種把握現實跡象的手段。”

　　寫(xie) 出自己的親(qin) 身經曆 勇敢是受母親(qin) 影響

　　2021年的第78屆威尼斯電影節上曾有過一條新聞：一位影評人因一部電影尺度過大而暈厥，被救護車拉走進行治療。這部“尺度過大”的電影，就是由女導演奧黛麗(li) ·迪萬(wan) 指導，改編自安妮·埃爾諾自傳(chuan) 小說的《正發生》，這部電影最終也捧走了電影節最高獎金獅獎。

　　電影《正發生》講述了20世紀60年代，法國墮胎尚未合法化，文學係大學生安妮意外懷孕，她本是文學係最出眾(zhong) 的學生，渴望通過學習(xi) 來改變命運，走出貧困家庭的困境。為(wei) 了讓自己的生活回到正軌，她不得不冒著犯法危險，尋求各種解決(jue) 辦法的故事。但安妮也因此經曆了與(yu) 家人及密友發生矛盾、被同學孤立、被老師懷疑，成績一落千丈，幾乎無法畢業(ye) ，身心均受到極大傷(shang) 害。她告訴老師，她得了一種“隻會(hui) 傳(chuan) 染女性的疾病，這種疾病會(hui) 把人毫無差別地變成家庭主婦”。

　　安妮·埃爾諾後來曾表示：“多年來，我的生活一直繞著這個(ge) 事件轉。在小說中讀到類似的故事時，我就會(hui) 陷入一種沒有形象、沒有思想的癲狂狀態，仿佛那些文字瞬間就變成了一種劇烈的感覺。同樣，偶然聽到任何一首在那段時期陪伴我的歌曲，都讓我不知所措。”

　　《正發生》出版於(yu) 2001年，對於(yu) 為(wei) 什麽(me) 時隔這麽(me) 多年才寫(xie) 出這個(ge) 故事，安妮·埃爾諾表示，自己在墮胎合法化之後的幾年，甚至在她為(wei) 墮胎合法化而積極鬥爭(zheng) 的那幾年裏，從(cong) 未想過寫(xie) 下自己的故事，“可能是我太過密切地參與(yu) 了這場集體(ti) 鬥爭(zheng) ，以至於(yu) 無法寫(xie) 出一篇不僅(jin) 僅(jin) 是證詞的個(ge) 人文本。40年後開始寫(xie) 作，就是想清除寫(xie) 作中的情感，這也是一本關(guan) 於(yu) 記憶和書(shu) 寫(xie) ‘正發生’的書(shu) ——也就是說，關(guan) 於(yu) 將我的生活分為(wei) ‘之前’和‘之後’的事情。”

　　盡管有些人會(hui) 覺得內(nei) 容令人反感，但她相信這個(ge) 故事有權被講述，“如果不講，我將感到內(nei) 疚。我要記下女性所遭遇的惡，寫(xie) 它是為(wei) 了保存對數百萬(wan) 女孩和婦女遭受的暴行的記憶。即使以冒犯讀者的情感為(wei) 代價(jia) 。”

　　《正發生》中的安妮堅強勇敢，信念感十足，問埃爾諾這種強大的信念來自何處，埃爾諾表示受母親(qin) 影響，“沒有她，我就不會(hui) 是今天的我。”埃爾諾成長至今，母親(qin) 給了她很大鼓勵，在她長大讀書(shu) 離開時，感覺自己被社會(hui) 流放，“你離開了整個(ge) 世界，以某種方式對自己說再見。這很難。要做到這一點，你需要一個(ge) 鼓勵你去做的人，他會(hui) 對你說：‘加油，跳！’即使他們(men) 知道你將不得不退縮，也會(hui) 鼓勵你努力一把，我的母親(qin) 就是這樣。在我的村裏，我有很多朋友，他們(men) 的母親(qin) 經常說：‘這對我們(men) 來說沒什麽(me) ’，她們(men) 不會(hui) 給孩子信心，我媽媽從(cong) 來沒有做過那樣的事。她總是說：‘你值得。’我記得有一次在鄉(xiang) 村舞會(hui) 上，我和一個(ge) 男孩跳了很多舞，他的父母在城裏有一家高檔咖啡館。在回來的路上，另一位母親(qin) 說：‘那個(ge) 男孩對我們(men) 來說太時髦了，高不可攀。’我母親(qin) 聽了很生氣，她說：‘對不起，我女兒(er) 高中畢業(ye) 了！她將獲得所有的文憑，她絕對值得這個(ge) 家夥(huo) ！’”

　　為(wei) 生活在平凡中的人們(men) 寫(xie) 作 詮釋真實才是藝術的最高命題

　　安妮·埃爾諾曾與(yu) 人合著《像刀子一樣鋒利的寫(xie) 作》，她認為(wei) 語言是“一把刀”，要撕開社會(hui) 幻相的麵紗，讓讀者看到社會(hui) 的真相。就像《正發生》中，當無法決(jue) 定自己的身體(ti) 和未來時，安妮·埃爾諾用殘酷的坦誠來描述這種無力感。“我想真實記錄女人那種無法做主的感覺，我想記錄作為(wei) 一個(ge) 沒有自決(jue) 權的女性的感覺。你們(men) 可能無法想象那個(ge) 非法墮胎的時候，沒有人幫助你——醫生、朋友和家人都沒有。這是一種極度孤獨的感覺。就好像在我麵前豎起了一堵磚牆，好像法律在對我說：‘停在那裏，不要再往前走了’。畢竟，我沒有錢去瑞士，因為(wei) 那時比較富裕的女孩都去了。”

　　安妮的“寫(xie) 作之刀”尖利卻不華美，她自己曾說：“沒有抒情的回憶，沒有諷刺的勝利表現。這種中性的寫(xie) 作風格對我來說很自然。”

　　安妮·埃爾諾曾表示：“一名小說家的天職，就是講述事實。”這種寫(xie) 作方式也讓批評者認為(wei) 她過度暴露個(ge) 人私事，沉湎於(yu) 普通人的生活。但埃爾諾認為(wei) ，為(wei) 生活在平凡中的人們(men) 詮釋真實才是藝術的最高命題，她就是要通過書(shu) 寫(xie) 微不足道的物和凡人瑣事來顛覆文學和社會(hui) 固有的等級。

　　在“寫(xie) 什麽(me) ”和“怎麽(me) 寫(xie) ”的問題上，安妮·埃爾諾表示，自己沒有猶疑和惶惑，她並沒有對終極價(jia) 值的追求，有的隻是對生命的體(ti) 驗和感覺的真實抒發。隻有把握自己的心靈自由這一基準，其作品才會(hui) 有久遠的存在價(jia) 值。這也許是對其創作風格的最好詮釋。“當我寫(xie) 作的時候，我沒有那種指著自己看的感覺，我看到的是一種記憶。在這些記憶裏，我看到一些人，一些街道，我聽到那些與(yu) 我無關(guan) 的談論。我隻是一個(ge) 攝影機，記錄這一切。寫(xie) 作對於(yu) 我而言，就是去尋找那些已經被記錄下來的一切，組合成文字。”

　　有記者曾經問她，成功讓她更自由了，還是少了自由？埃爾諾的回答是：“都沒有，成功對我來說沒什麽(me) 影響，成功對我來說意義(yi) 不大。它對我的所作所為(wei) 或我如何看待自己幾乎沒有影響。我為(wei) 寫(xie) 作而活。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家裏寫(xie) 作，有時我想知道我是否錯過了什麽(me) ，因為(wei) 我把一切都放在寫(xie) 作之後。但當我讀到許多信，人們(men) 在信中告訴我，我的書(shu) 對他們(men) 有多麽(me) 重要，它們(men) 如何改變了他們(men) 的生活時，我想：這是值得的。也許這正是我寫(xie) 作的目的。”

　　安妮·埃爾諾甚至認為(wei) 外界對她的追捧有些“過譽”了，“我覺得自己是女人。一個(ge) 寫(xie) 東(dong) 西的女人，僅(jin) 此而已。我不認為(wei) 自己是單一個(ge) 體(ti) 的存在，而更是一個(ge) 經驗、社會(hui) 、曆史、性的決(jue) 定以及語言的總和，並不斷地與(yu) 世界(過去和現在)對話。”“寫(xie) 作是探索一種形式，而不是複製，是從(cong) 文字和情感中重新創造和重建。”文/本報記者 張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