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謝乃和（東(dong) 北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教授）

　　戰國時期上承夏商周下啟秦漢，變法與(yu) 改製是這一長達兩(liang) 個(ge) 半世紀的時代主題。戰國諸雄以富國強兵為(wei) 目標進行的變法，在對三代禮樂(le) 製度的損益式繼承基礎上，實現了從(cong) 封建貴族分權政治向中央集權體(ti) 製的轉型，形成了中國上古區域集權式的國家治理新模式，為(wei) 秦漢以降的大一統帝製國家治理提供了政治底本與(yu) 製度基礎。

　　窮變通久：戰國變法是夏商周國家治理經驗的傳(chuan) 承與(yu) 發展

　　戰國變法是對夏商周早期國家治理經驗的傳(chuan) 承。自三代開始，中國古代國家治理總是在傳(chuan) 承曆史傳(chuan) 統的基礎之上進行製度創新。《論語·為(wei) 政》中孔子對此總結說：“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夏商周這種“損益”式的製度繼承與(yu) 創新進而成為(wei) 戰國以後國家治理體(ti) 係演進的基本特點。

　　以戰國時期列國國家治理體(ti) 係的核心——官僚製中的考績製為(wei) 例，其就可溯源至西周以政德為(wei) 主要標準的考績貴族官員的冊(ce) 命製，這種製度至遲在西周中前期已經出現並形成了部門科層化的“右告”製。如新見西周金文《（圖片①）盤》載：“唯四月初吉丁亥，王格於(yu) 師爯父宮。圖片①曰：朕光尹周師右告（圖片①）於(yu) 王，王賜（圖片①）佩、緇巿絲(si) 亢、金車、金（圖片②）。曰：用夙夕事。”銘文中出現的“器主曰+頌揚語+右者之名+右告”之冊(ce) 命銘文體(ti) 式，應與(yu) “右告”製成熟有關(guan) 。所謂“右告”，即由受命者所在部門官長擔任的右者在引導其麵見周王時，將受命者的過往業(ye) 績報告給周王並進行冊(ce) 命考績。“右告”製還見於(yu) 《（圖片①）簋》：“唯十又一月既望丁亥，王格於(yu) 康大室。（圖片①）曰：朕光尹周師右告（圖片①）於(yu) 王，王又賜（圖片①）佩、緇巿朱亢。曰：用事。”又《衛簋》：“唯八月既生霸庚寅，王格於(yu) 康大室。衛曰：朕光尹仲侃父右告衛於(yu) 王，王賜衛佩、緇巿朱亢、金車、金（圖片②）。曰：用事。”這些“右告”類銘文與(yu) 其他一百多篇西周冊(ce) 命金文表明，戰國時期對官僚的考績製實濫觴於(yu) 西周冊(ce) 命製。《周易·係辭》雲(yun)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包括這種夏商周三代政治文化在內(nei) 的變易之道由此融入以《周易》為(wei) 代表的中華原典文化理念之中，成為(wei) 中國曆史不斷前進的動力源泉。其中，戰國變法正是夏商周三代以來國家治理文化“窮變通久”之典範。

　　戰國變法還是東(dong) 周思想精英“救世”學說的政治實踐產(chan) 物。劉向在其《戰國策》書(shu) 錄中對戰國時代特征有如下描述：“道德大廢，上下失序……國異政教，各自製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zheng) 強，勝者為(wei) 右。兵革不休，詐偽(wei) 並起。”針對這種周王室式微、“兵革不休”政教失序的局麵，戰國思想精英紛紛提出未來國家治理的救世方案。誠如《莊子·天下》所言：“內(nei) 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wei) 其所欲焉以自為(wei) 方……道術將為(wei) 天下裂。”戰國諸雄基於(yu) 國家治理遇到的各種現實問題而革故鼎新，為(wei) 了富國強兵以適應兼並戰爭(zheng) 的需要，自覺繼承傳(chuan) 統“窮則變”的治國經驗，尊賢養(yang) 士，兼采諸家之說實行變法圖強，最終由施行商韓之法的秦國一統天下。

　　殊途同歸：戰國變法為(wei) 政之道的幾種類型

　　戰國變法是列國采用不同學派理論進行的社會(hui) 政治變革實踐。諸子在探究變法改製之道時，有著不同的思想與(yu) 主張，堪稱百家爭(zheng) 鳴。太史公曰：“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wei) 治者也，直所從(cong) 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史記·太史公自序》）緣於(yu) 這種為(wei) 政之道學理的不同，戰國變法也由此形成了幾種類型。

　　首先受到君主青睞的是素來被視為(wei) 述古的儒家學派。早在春秋末年，孔子就在魯國進行了以“墮三都”為(wei) 主要手段、旨在削弱私家“三桓”以加強魯國公室的改革，在東(dong) 周以降“臣弑其君者有之”的動蕩局勢下開啟了強化君主集權的變法序章。其後，以“文學”著稱的孔子弟子子夏，居西河，為(wei) 魏文侯師，舉(ju) 薦李悝、吳起、段幹木等賢才，取得了“治四境之內(nei) ，成訓教，變習(xi) 俗，使君臣有義(yi) ，父子有序”（《呂氏春秋·執一》）的改革成果。儒家的另一位大儒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孟子·滕文公上》）。他的仁政主張，曾受到滕文公的讚賞。但儒家重德貴禮的施政主張在戰國存亡之世難以實施，故荀子有言：“唯其徙朝改製為(wei) 難。”（《荀子·正論》）但這也促使儒家學者在變法理論建構上更加精深，不斷發展孔子的華夏文化“損益”之論。《禮記·大傳(chuan) 》有“得與(yu) 民變革者”與(yu) “不可得與(yu) 民變革者”之比。《禮記》之《檀弓》《明堂位》諸篇則提出了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的天、地、人三統之論，成為(wei) 後世朝代變革的重要理論支撐。

　　較之於(yu) 儒家的“空言”，法家無疑是戰國變法舞台上的主角。法家人物雖多有受教於(yu) 儒家之經曆，但他們(men) 麵對戰國時代的社會(hui) 現實，走向了“法後王”的富國強兵之路。就法家內(nei) 部派別而言，有三晉法家與(yu) 齊法家之別。三晉法家以商鞅、申不害、慎到為(wei) 代表。商鞅重“法”，認為(wei) 法是“治之本”（《商君書(shu) ·定分》），強調“法任而國治”（《慎法》）。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進行了以重耕戰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強秦”變法，收到了使“秦無敵於(yu) 天下，立威諸侯”（《戰國策·秦策三》）的顯著效果。申不害重“術”，“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韓非子·定法》），是君主管理大臣之術。他在韓昭侯支持下進行變法，獲得了“國治兵強”的成效。慎到則更重“勢”。“勢”者，君主之權位也，強調權力出於(yu) 一孔。作為(wei) “不治而議論”（《田敬仲完世家》）的稷下先生，慎到並沒有把其理論應用到政治實踐中，但他的“勢”論無疑是戰國君主集權趨勢的反映。較之於(yu) 三晉法家，齊法家受到更多道家思想的影響，也被稱為(wei) “道法家”。假托春秋管仲之名的《管子》，一定程度上保存了齊國稷下學中齊法家的思想，他們(men) 重視“道法”，《管子·法法》就認為(wei) “明王在上，道法行於(yu) 國”。齊法家還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故有《牧民》“禮義(yi) 廉恥，國之四維”之論。受齊法家影響，齊威王、齊宣王的變法卓有成效。戰國末年的韓非是兩(liang) 地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綜合了“法”“術”“勢”，並結合道家的道論，建立了一整套君主集權的理論，頗受秦始皇青睞，這套理論遂成為(wei) 秦朝建立君主集權製度的主要理論基礎。

　　儒法兩(liang) 家之外的其他諸子理論也影響了戰國變法的進程。如兼綜儒墨的禪讓理論便影響到燕王噲的變法，使他禪讓君位給賢者子之。但這一逆君主集權潮流之舉(ju) ，引發了齊國伐燕。墨家理論在其他一些小國也實行過，《淮南子·人間訓》稱“代君為(wei) 墨而殘”，成效甚微而已。諸子中的“實幹家”如兵家、縱橫家等，更直接介入了戰國變法運動中，如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齊威王重用孫臏等，都是典型表現。

　　凡此種種皆展現出在戰國諸侯爭(zheng) 霸之世，大國圖霸、小國圖存的努力，以諸子思想為(wei) 理論基礎，變法之道雖各不相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君主集權的國家治理模式的建立。隨著統一之勢逐漸明朗，諸派思想家也為(wei) 將來的統一作著理論準備。《周易·係辭傳(chuan) 下》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而《史記·太史公自序》稱諸子皆“務為(wei) 治”，這便提供了不同思想相互融合的基礎。以《呂氏春秋》為(wei) 代表的雜家，以陰陽家學說為(wei) 基礎，糅合道、儒、法、墨、名、兵等諸家思想，雜取百家而又卓然自成一家，設計出一整套集權國家的製度藍圖，成為(wei) 戰國變法理論的餘(yu) 緒。

　　帝製濫觴：戰國變法確立了集權式國家治理新模式

　　戰國變法使各諸侯國在不同程度上建立了以王權為(wei) 中心的區域式集權國家治理模式，秦漢以降帝製國家的諸多製度都可在其中找到雛形。清末譚嗣同曾言：“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究其事實，“秦政”並非始於(yu) 大一統之秦朝，而是始於(yu) 經過變法後建立了區域式集權國家的戰國七雄。

　　秦漢帝製國家治理兩(liang) 大支柱之一的官僚製就確立於(yu) 戰國變法，它改變了夏商周時期文武不分的卿將合一體(ti) 製，形成了集權於(yu) 君主的將相文武分途的職官體(ti) 係。這時不僅(jin) 有《荀子·王霸》“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的文官之長“相”，而且將軍(jun) 開始作為(wei) 武官之長，並在武官內(nei) 部產(chan) 生了等級劃分。如《史記·楚世家》言：“秦大敗我軍(jun) ，斬甲士八萬(wan) ，虜我大將軍(jun) 屈匄、裨將軍(jun) 逢侯醜(chou) 等七十餘(yu) 人。”其中大將軍(jun) 、裨將軍(jun) 等就是武官的不同等級。實際上，楚國的武官之長為(wei) 柱國，太史公此言應是以中原列國情況作比擬。這種新型職官體(ti) 係核心要點在於(yu) 其管理製度。除了揚棄周代的“親(qin) 親(qin) ”與(yu) “故舊”而以功勞與(yu) 德行為(wei) 主選拔官員的仕進製外，對官員的新型考績與(yu) 獎懲製實為(wei) 其製度之要。《周禮》中提到的“日成”“月要”和“歲會(hui) ”等考課之法，在戰國簡牘中已見規模。如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中多次提到了“省三歲比殿”，說明秦國對三年一度的考核非常重視。考課結果常影響到官員仕途，並按照律法予以懲罰。與(yu) 這種獎懲體(ti) 係相伴的是不同於(yu) 西周“五等爵”體(ti) 係的新型爵秩製度。商鞅變法建立的“二十等爵”體(ti) 係，以軍(jun) 功大小授爵等高低，以爵等高低決(jue) 定“田宅、臣妾、衣服”等經濟待遇的多少。官員的待遇雖還部分帶有西周封建時代“授土授民”的遺風，但更多已是由君主給予“官人百吏”祿秩，各國變法的主要內(nei) 容之一便是要變貴族的采邑封地為(wei) “官人百吏”的祿秩。齊、魏官吏所受俸祿皆以“鍾”計，秦、燕則用“石”，燕王噲變法時便收三百石以上官吏的印信，令其改臣子之。這說明不僅(jin) 代表官員權力的印信製度形成，而且與(yu) 印信製度相互關(guan) 聯的作為(wei) 官僚體(ti) 係運轉機製的文書(shu) 行政模式也得以建立。“惟殷先人，有冊(ce) 有典”（《尚書(shu) ·多士》），商代已經存在以文書(shu) 記錄政事的情況，經西周春秋到戰國，這種模式逐漸發展完善。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戰國縱橫家書(shu) 》記載了一些縱橫家的上行文書(shu) ，如“蘇秦使盛慶獻書(shu) 於(yu) 燕王章”便是蘇秦在回複燕王命令時形成的文書(shu) 。

　　秦漢帝製國家治理的另一支柱則是郡縣製，它雖是不同於(yu) 西周封建製的新型集權於(yu) 中央的地方行政區劃，但其源頭仍可上溯至西周。西周《免簠》中便出現了作為(wei) 行政區域的“鄭縣”。春秋時期楚、晉、齊、吳等國都設了縣。如《叔夷鍾》記齊國有“縣三百”。清華簡《越公其事》記勾踐“乃趣使人察省城市、邊縣小大遠邇之勼、落……乃命上會(hui) ，王必親(qin) 聽之。”可見越國也設立了縣。簡文中“上會(hui) ”即上計，是由城市、邊縣的長官定期向越王呈上計文書(shu) ，報告地方治理狀況。如此來看，伴隨著縣的建立，相關(guan) 監察製也逐漸建立。郡製則出現在春秋時期。《左傳(chuan) ·哀公二年》載晉國趙簡子在討伐中行氏與(yu) 範氏前，為(wei) 鼓勵將士，言：“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這時還沒以郡統縣。戰國變法後，各國普遍實行郡縣製。以郡統縣的郡縣製度首先出現在三晉地區。《史記·秦本紀》記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於(yu) 秦。《戰國策·齊策二》記秦攻趙，趙令樓緩“因以上黨(dang) 二十四縣許秦”。燕、齊、楚、秦也建立了類似的郡縣製。如《史記·樂(le) 毅列傳(chuan) 》言樂(le) 毅伐齊，“下齊七十餘(yu) 城，皆為(wei) 郡縣以屬燕”。據此推測，燕國全境應已經普遍建立了郡縣製。戰國時期，隻有齊國沒有郡，但設有都邑製，齊國在全國設有五都，性質與(yu) 其他國家的郡基本相同。秦國設郡雖較晚，約始於(yu) 惠文王時，但秦在戰爭(zheng) 中每克新地便常置一郡，秦統一全國之後，地方行政區劃組織逐漸趨於(yu) 一統，最終形成了以郡統縣的格局。

　　總之，通過戰國變法與(yu) 改製，周秦之際區域集權式的國家治理新模式得以形成，這使得戰國時期成為(wei) 從(cong) 夏商周貴族分權政治邁向中央集權體(ti) 製的關(guan) 鍵期，為(wei) 秦漢以降以皇帝為(wei) 首的中央集權式體(ti) 製奠定了基礎，實開中國古代帝製國家治理體(ti) 係之先河。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曆史研究院重大曆史問題研究專(zhuan) 項“中國禮製文化與(yu) 國家治理研究”〔22VLS004〕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