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一峰

　　杭州第19屆亞(ya) 運會(hui) 開幕式上，“桂花鼓”、錢塘潮、綠水青山、國風雅韻，詩畫江南與(yu) 人文亞(ya) 運交相輝映，把“江南”文化意象中蘊含的清新靈動、厚重典雅表現得淋漓盡致。回顧近年來火出圈的文藝作品，諸如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隻此青綠》，春晚節目《憶江南》《碇步橋》，不少都自帶“江南範兒(er) ”。那麽(me) ，何謂“江南”？“江南範兒(er) ”又是如何煉成的呢？

　　宋代柳永《望海潮》開篇道“東(dong) 南形勝，三吳都會(hui) ，錢塘自古繁華”，此處之“三吳”“錢塘”即為(wei) 江南的重要地理符號和代名詞。詞中的描述，“三秋桂子，十裏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流傳(chuan) 千古，可謂精妙。但說此地“自古繁華”，卻帶有幾分誇張。即便拋開杭州一隅，從(cong) 寬泛的“江南”來看，詩人們(men) 反複吟詠的這片“佳麗(li) 地”，也經曆了漫長的演變過程，才完成了自己的文化形塑。

　　“江南”的字麵意思是長江以南，但其含義(yi) 在不同語境下又有變化。今天通稱的“江南”，在曆史上也被稱為(wei) “江東(dong) ”或“江左”。“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dong) ”的“江東(dong) ”，大體(ti) 上包括了今天人們(men) 心目中的“江南”。電視劇《琅琊榜》以地處江南的南朝梁為(wei) 背景，主人公梅長蘇的外號便是“江左梅郎”。唐代設有“江南道”，麵積廣大，包括長江以南大部分地區。此後，作為(wei) 行政區劃概念的“江南”，隨著朝代變遷而變化，直至清乾隆年間逐漸退出曆史舞台。作為(wei) 地理概念的“江南”，則逐漸固定為(wei) 太湖流域的蘇州、鬆江、常州、杭州、嘉興(xing) 和湖州等地。也正是在人文交流和層累積澱的曆史演變中，文化以其獨特魅力跑贏了行政區劃的頻繁變動，把詩情畫意的江南定格在了中華文明史上。

　　其實，在先秦時期的中原人士眼中，江南是“文身斷發”的蠻夷之地，其人尚勇好鬥，和今天人們(men) 熟悉的“江南範兒(er) ”大相徑庭。秦代到漢初，江南大部分地區還處於(yu) “火耕而水耨”的原始農(nong) 業(ye) 時代，雖“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而且由於(yu) “江南卑濕，丈夫早夭”，這片土地在當時人心目中的形象並不可愛。西漢賈誼被貶為(wei) 長沙王太傅時，就對南方生活憂心忡忡，深恐“壽不得長”。然而，沒過多久，情況悄然變化。漢朝以後，全球氣溫降低，江南一帶的氣候變得適宜耕種和居住，迎來了改命更生的天賜良機。如果說土地開墾和經濟發展為(wei) 江南的繁盛奠定了物質基礎，那麽(me) ，深刻而廣泛的人文交流，則不斷為(wei) “江南範兒(er) ”的形成注入了活力。

　　曆史地看，秦漢之際、兩(liang) 漢之際、東(dong) 漢末年至三國期間，特別是西晉永嘉之亂(luan) 、唐朝安史之亂(luan) 、北宋靖康之亂(luan) 以後，以人口大規模南遷為(wei) 載體(ti) 的文化傳(chuan) 播和融合，順應了自然環境變化的大趨勢，一次又一次刷新著江南的麵貌，促使“江南”進入了屬於(yu) 自己的文化時間。

　　史學家錢穆認為(wei) ：“東(dong) 晉南渡，長江流域遂正式代表著傳(chuan) 統的中國”。永嘉之後，大批中原世家南渡避難，他們(men) 大都具有較高的文化造詣，雅致的士族文化給彼時的江南注入了詩性內(nei) 涵，有力推動了“吳越之風”向“江南文化”的轉變。《隋書(shu) 》寫(xie) 到南北朝時期文化狀況時說：“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yu) ，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為(wei) 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這一時期，許多重要文化成果都出自北方移民或其後裔之手。範縝的《神滅論》、鍾嶸的《詩品》、周興(xing) 嗣的《千字文》、劉勰的《文心雕龍》，皆為(wei) 例證。到了唐代，太湖流域之富庶繁華愈發明顯，“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浙東(dong) 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鬆常嘉湖五府又據兩(liang) 浙十九也。”安史之亂(luan) 後，“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dong) ”，用詩人李白的話來說，“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dong) 吳，永嘉南遷，未盛於(yu) 此”。有學者統計，從(cong) 整個(ge) 唐朝的詩人人數來看，北方遠遠超過南方，但安史之亂(luan) 之後，南方詩人人數大幅提高，與(yu) 北方不相上下。

　　靖康之變，宋室南渡，江南在文化發展之路上進一步發力。正如清代靳輔所言，江南在“漢唐以前，不過一澤國耳。自錢鏐竊據，南宋偏安，民聚而地辟，遂為(wei) 財賦之藪”。據研究，這次人口大遷移從(cong) 1126年（靖康元年）開始，一直持續到1279年，總人口達500萬(wan) 人之多，讓南方人口數量大大超過北方。曠日持久的移民波及整個(ge) 長江流域乃至今天的海南島，而移民分布最多的則是南宋政權中心所在的江南地區。一方麵，“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諸多學者大儒在此會(hui) 聚，李清照、辛棄疾等文人雅士在此居停，大大推動了文化學術的發展；另一方麵，大批職業(ye) 藝人集聚促進了市民文化的繁榮，《武林舊事》記載，南宋的杭城內(nei) 外共有娛樂(le) 場所“瓦子”二十多處，觀眾(zhong) 多時達到千餘(yu) 人。各種文化表演行當五十多項，藝人五百餘(yu) 人，他們(men) 或講述曆史故事、民間傳(chuan) 奇，或表演雜技馬戲，或演出雜技影戲。

　　鬥轉星移，文以隨之。當曆史行進到明清時期，江南文化以成熟絢麗(li) 的姿態呈現於(yu) 世人麵前。明清兩(liang) 代，平均每7個(ge) 進士，就有1個(ge) 以上出自江南。明代狀元，四分之一來自江南地區；清代狀元，江南地區占半數以上，以至於(yu) 蘇州文人汪琬把狀元稱為(wei) 當地“土產(chan) ”。科舉(ju) 場上的得意，集中反映了江南文化實力的整體(ti) 提升。作為(wei) 這一時期文化標誌的《紅樓夢》、“三言二拍”、《牡丹亭》等名篇佳作大都打上了江南的印跡，也正是這些文化經典最直接地塑造了流傳(chuan) 至今的江南形象。

　　可見，“江南範兒(er) ”是曆史的產(chan) 物，正所謂“東(dong) 南財賦地，江左文人藪”，曆代文化人對江南山水風物的描摹、對江南文化精神的闡發，則是推動這一曆史進程的關(guan) 鍵所在。如前所述，“江南”在地域上大體(ti) 對應太湖流域，對其最動人、最通俗、最精煉的表述，當數“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如果把“江南範兒(er) ”比作一套華麗(li) 的服飾，蘇州和杭州無疑是最稱職的模特兒(er) 。蘇杭之盛名聯袂流傳(chuan) ，又離不開文人的妙筆。據柴德賡研究，蘇杭連稱始於(yu) 白居易，他的詩中並提蘇州和杭州五次，如“蘇杭自昔稱名郡”“江南名郡數蘇杭”，《和我年三首》中的“我年五十七，榮名得幾許。甲乙三道科，蘇杭兩(liang) 州主”，更是以自己曾在蘇州、杭州任職而自豪。

　　白居易的諸多江南主題詩篇中，《憶江南》最為(wei) 膾炙人口，生動表達了他對江南的眷戀。“春來江水綠如藍”“郡亭枕上看潮頭”，當我們(men) 品讀這一名篇，會(hui) 發現，“水”是江南意象中最重要的內(nei) 容之一。從(cong) 地理上看，“地勢傾(qing) 於(yu) 東(dong) 南，而吳之為(wei) 境，居東(dong) 南最卑處，故宜多水”，在這片水鄉(xiang) 澤國，先民“以塘行水，以涇均水，以塍禦水，以埭儲(chu) 水”，探索出一套完備的水利係統，“遇淫潦可泄以去，逢旱歲可引以灌”，不但為(wei) 經濟發展提供了條件，而且塑造了江南獨特的文化景觀。從(cong) 南朝謝靈運的《山居賦》、張纘的《南征賦》到蘇軾的“一葉舟輕，雙槳鴻驚”，再到近代朱自清《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豐(feng) 子愷的《塘棲》，在曆代文人關(guan) 於(yu) 江南的詩詞歌賦中，“水”的出鏡率可能是最高的。

　　水多自然船也多。水和船，構成了江南獨特的地理環境和生活方式，也塑造了江南範兒(er) 的美學底色。明代張岱的《夜航船》是某讀書(shu) 網站高達9分的網紅書(shu) ，其創意即來自“夜航船”這一盛行於(yu) 江南的獨特景觀。在水鄉(xiang) ，船應用於(yu) 生活方方麵麵，買(mai) 書(shu) 有“書(shu) 船”，收租有“賬船”，名醫出診坐“郎中船”，迎娶新娘有“迎親(qin) 船”，還有服務於(yu) 香客的“燒香船”。江南之人，“不獨丈夫能操船，婦女亦能之”。還有在船上討生活的群體(ti) ，一如陽澄湖漁歌中所唱“一條網船做世界，蘆扉當瓦艙當床。船頭行灶燒飯吃，船艄嘸處晾衣裳”。江南的船，其意義(yi) 超越了生活用具，直接介入文化生產(chan) 和消費之中。崇禎《鬆江府誌》記載，“初有航船、遊山船、座船、長路船，今為(wei) 浪船、樓船、朱蘭(lan) 、翠幕、淨如、精廬”，足見舟楫之多樣豐(feng) 富。清人厲鶚專(zhuan) 為(wei) 杭州西湖遊船所寫(xie) 的《湖船錄》，記載遊船近百種之多。清代蘇州、金陵等地還有專(zhuan) 為(wei) 遊船提供飲食服務的船隻，被稱為(wei) “行庖”“火食船”。船不僅(jin) 用來遊湖，還用作“戲台”。對此，清代筆記有生動記載，“蘇郡向年款神宴客，每於(yu) 虎丘山塘卷艄大船頭上演戲。船中為(wei) 戲房，船尾備菜。觀戲者另喚沙飛、牛舌等船列其旁”，“每歲競渡市，合夥(huo) 駕欄杆駁船，往來於(yu) 山浜及野芳浜等處，冀售其技。每至一舟，則必葛袍纓帽，手遞戲目，鞠躬聲喏於(yu) 前艙。搬演一出，索值一二百文不等”。就連明末清初來到杭州的傳(chuan) 教士衛匡國也說，“千真萬(wan) 確，在湖上劃船蕩漾而行，比世上任何其他事情都要舒適和令人愉快”。到了近代，活躍在水鄉(xiang) 的各色船隻依然是江南範兒(er) 不可或缺的內(nei) 容。魯迅《社戲》中在船頭上看戲，在船上煮吃羅漢豆，就是如此。豐(feng) 子愷在桐鄉(xiang) 老家居住期間，常把書(shu) 籍、衣服等所用之物放進“寫(xie) 生畫船”，搖到哪裏“靠夜”，便在那裏上岸寫(xie) 生作畫，生趣盎然的《野外理發處》《三娘娘》等作品就是這樣誕生的。

　　文化江南，重重似畫，曲曲如屏，品之如醉，探之彌深，令人目不暇接，流連忘返。千百年來，在自然與(yu) 人文、曆史與(yu) 人性、運勢與(yu) 人情的頻繁互動中煉就的江南範兒(er) ，就這樣以其獨有的風韻，活躍在文壇藝林，凝結於(yu) 風土民俗，鐫刻進人們(men) 的生活和記憶之中。

　　《光明日報》（2023年10月20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