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學術筆談】

　　作者：梁仁誌（安徽師範大學曆史與(yu) 社會(hui) 學院教授）

　　張海鵬先生指出，徽學的研究課題往往“與(yu) 徽商有密切的關(guan) 係，在某種意義(yi) 上說，徽商是其酵母”（《明清徽商資料選編·前言》，黃山書(shu) 社1985年版）。認識徽商無疑是認識徽州和徽州文化的一把鑰匙。明清徽商在近代的轉型與(yu) 發展情況如何？這一問題不僅(jin) 關(guan) 係到對徽商發展脈絡的完整考察，也關(guan) 係到對中國傳(chuan) 統商幫乃至中國社會(hui) 近代轉型問題的思考。

　　客觀認識近代徽商的發展

　　麵對近代中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徽商並未坐以待斃，他們(men) 或進軍(jun) 新式行業(ye) ，或投身新式職業(ye) ，或實行新式製度，或采用新式機器，如近代大量徽商投身銀行金融業(ye) 、房地產(chan) 業(ye) 、電業(ye) 和西醫西藥業(ye) 。民國初年，漢口黃陂銀行經理孫受初、裕康銀行經理範浙門、樊城官錢局局長孫襄其等人都是黟縣人；民國時期，“杭州中南（銀行）及中國農(nong) 工（銀行），經理均係徽人”（《交通通信》1934年第1號）。近代歙縣徽商程謹軒是上海數一數二的大亨，擁有房地產(chan) 價(jia) 值達千萬(wan) 銀兩(liang) ，月入房租數萬(wan) 元（《近代商人·序》，黃山書(shu) 社1996年版）。光緒末年，績溪徽商吳興(xing) 周和同鄉(xiang) 共同集資招股12萬(wan) 兩(liang) 在蕪湖成立了安徽第一家民族資本電力企業(ye) 明遠電燈股份有限公司。黟縣徽商程宏弼參與(yu) 創建的上海中西大藥房是上海第一家民族資本的西藥經營企業(ye) ；近代著名徽州茶商汪惕予更為(wei) 中國西醫業(ye) 的開創作出了突出貢獻，被譽為(wei) “中國西醫之父”。鴉片戰爭(zheng) 後，一批徽商開始擔任買(mai) 辦，績溪人胡寄梅家族是一個(ge) 典型的銀行買(mai) 辦家族。近代徽商還創辦了不少全新的股份製公司，這種股份製與(yu) 明清徽商所經常采用的合夥(huo) 製雖有相似之處，但作為(wei) 一種新式製度，它完全突破了血緣與(yu) 地緣的束縛，所謂“股東(dong) ”的權責也有較大不同。績溪徽商吳興(xing) 周1920年7月在蕪湖創辦的大昌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其章程明確規定了股份、股東(dong) 會(hui) 、董事會(hui) 、監察人等，在實際運作中公司股東(dong) 的身份幾乎完全突破了家族和同鄉(xiang) 限製。近代徽商在糧食加工行業(ye) 、織布業(ye) 、製茶業(ye) 中均大量采用新式機器。因此，近代以後徽商不但未如一些學者所說已經“徹底”衰落或“幾乎完全退出商業(ye) 舞台”，反而與(yu) 時俱進地實現了新發展，其數量也仍然比較龐大。

　　重新理解徽商的近代轉型

　　以往徽商研究者較少關(guan) 注近代徽商，一些學者甚至認為(wei) 近代以後徽商“幾乎完全退出商業(ye) 舞台”了，其根源均在於(yu) 這些學者把徽商當成“傳(chuan) 統”的“徽州商幫”，而既非指“近代”徽商，也非指個(ge) 體(ti) 的徽州商人。他們(men) 將近代徽商與(yu) 明清徽商割裂開來，其言下之意就是那部分“跟上了時代步伐”的徽商已經實現了“近代轉型”，成為(wei) 近代徽商，他們(men) 與(yu) 傳(chuan) 統徽商已經沒有多少瓜葛，作為(wei) 商幫集團的傳(chuan) 統徽商已經“退出商業(ye) 舞台”，繼續在商場耕耘的隻是一個(ge) 個(ge) 近代徽州商人個(ge) 體(ti) 。

　　可事實上，近代徽商無論是進軍(jun) 新式行業(ye) 、實行新式製度、采用新式機器，還是在其他方麵的變化，其實主要是在依托或繼承傳(chuan) 統的基礎上實現的。近代徽商大舉(ju) 進軍(jun) 銀行金融業(ye) 、房地產(chan) 業(ye) 、電業(ye) 和西醫西藥業(ye) 等新式行業(ye) 的具體(ti) 路徑主要有二：一是推動自己所經營的傳(chuan) 統行業(ye) 向新式行業(ye) 轉型。如徽商錢莊向銀行轉型就是一個(ge) 典型例證。1933年，原籍徽州的蘇州程家所經營的福源錢莊，在保留錢莊業(ye) 務的同時拓展了“普通一般銀行”業(ye) 務，從(cong) 而將傳(chuan) 統錢莊改造成為(wei) 現代銀行（南橋：《福源錢莊》，《海光》1933年第3期）。民國時期徽商周宗良在寧波開設的恒孚錢莊、程霖生在上海開設的衡吉錢莊，後來均轉型為(wei) 銀行（《歙縣誌》，中華書(shu) 局1995年版）。二是在“舊領域”中耕耘“新行業(ye) ”。如明清徽商長期經營醫藥業(ye) ，“新安醫學”素負盛名，近代徽商進軍(jun) 西醫西藥業(ye) ，其實還是在他們(men) 所熟悉的傳(chuan) 統優(you) 勢領域經營。近代徽商也是依托傳(chuan) 統行業(ye) 實行新式製度，如類似於(yu) 股份製雛形的合夥(huo) 製在明清時期即已被徽商廣泛采用，但那時的合夥(huo) 製店鋪中，股東(dong) 構成具有濃厚的家族性質。近代以後徽商合夥(huo) 製經營開始向股份製經營轉型，這種轉型除了直接創辦新式大股份公司外，更多是在原來所經營的傳(chuan) 統小行業(ye) 中采用股份製。如近代景德鎮徽商“合夥(huo) 經營之店鋪，都設有股東(dong) 會(hui) ，但所有股東(dong) 隻能在股東(dong) 年會(hui) 時，了解經營業(ye) 務和提出建議，平時不得幹涉經理（店主代理人）行使職權，以利經理全權拿握與(yu) 管理店務，集中思想搞好經營管理”（程振武：《景德鎮徽幫》，載《景德鎮文史資料》第9輯，1993年版）。近代徽商較為(wei) 普遍采用新式機器的行業(ye) 也主要集中在糧食加工、織布業(ye) 、製茶業(ye) 等傳(chuan) 統行業(ye) 。蕭功秦先生曾指出：“徽州茶商在適應近代化市場衝(chong) 擊時並沒有將傳(chuan) 統的因素全部放棄。他們(men) 隻是革新不適應現代化發展的因素，同時很好地利用了傳(chuan) 統因素的長處”（蕭功秦等：《承繼與(yu) 變革：民國時期上海徽州茶商近代轉型的曆史考察》，《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綜上可知，徽商的所謂“近代轉型”並非對自身傳(chuan) 統的簡單割裂，而是在傳(chuan) 統基礎上的創新與(yu) 發展，近代徽商與(yu) 傳(chuan) 統徽商也不是截然割裂開來的。應當說，在守中變，在變中守，才是這一群體(ti) 的真正底色。正是在守變相濟中，近代徽商既實現了與(yu) 時俱進、發展創新，又實現了對傳(chuan) 統的繼承，讓徽商事業(ye) 和徽商精神代代相傳(chuan) 。

　　重視全球史觀與(yu) 問題意識

　　近代徽商的經商地域和商業(ye) 影響已經體(ti) 現出經濟全球化下的變遷。如經商日本的歙縣籍徽商張友深後來成了旅居日本大阪的華僑(qiao) 領袖，其父張國英大約於(yu) 1875年6月赴日本長崎開設“順記號”，1883年江南、江西、浙江三地商人在長崎修建三江公所，張國英擔任了“三江會(hui) 所”的負責人（蔣海波：《歙縣旅日華僑(qiao) 張友深的研究》，《徽學》第4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其他如俄羅斯、英國、朝鮮半島乃至西班牙等地均發現了徽商經營的史料。近代徽商的經營思想和經營方式也開始了新的變化。近代徽州茶商在長期的國際茶葉貿易中不斷開拓視野，接受了一些西方商業(ye) 觀念的影響，一些徽商年輕時赴國外特別是美、日等國留學，深受西方思想影響，如曾任清華大學校長的休寧徽商周詒春，曾赴美國耶魯大學留學，回國後在北京創辦了仁立號合夥(huo) 商店；近代著名徽州茶商汪惕予赴日本學醫回國後，在上海開設診所，創辦醫科學校和醫院。他們(men) 均大膽采用新式的經營方式經營自己的企業(ye) ，因此必須將近代徽商置於(yu) 全球史視野下，方能更加清楚地理解和認識他們(men) ，並以近代徽商為(wei) 切入點更加深刻地揭示商人與(yu) 商業(ye) 是如何影響近代中國的。

　　此外，李劍鳴先生認為(wei) ：“研究一個(ge) 問題，運用一定的材料和方法，最終是為(wei) 了建構新的曆史解釋。”（李劍鳴：《曆史學家的修養(yang) 和技藝》，上海三聯書(shu) 店2007年版）近代徽商研究的真正出路也應取決(jue) 於(yu) 新的有價(jia) 值的問題的提出。作為(wei) 始終處在最激蕩的時代變遷中的商幫群體(ti) ，與(yu) 社會(hui) 劇變的互動關(guan) 係成了“近代”這個(ge) 特殊時代給近代徽商研究提出的最重要命題。近代徽商研究要想取得突破，必須解釋清楚諸如近代徽商與(yu) 近代社會(hui) 劇變的互動關(guan) 係如何、徽商近代轉型的基本機製和脈絡是什麽(me) 、近代徽商與(yu) 明清徽商的關(guan) 係及異同何在、徽商與(yu) 晉商等其他地域性商幫近代轉型的異同及其原因是什麽(me) 等重要問題。

　　客觀認識近代徽商的發展、重新理解徽商的近代轉型、重視全球史觀與(yu) 問題意識，既體(ti) 現了深化近代徽商研究的重要意義(yi) ，也是具體(ti) 路徑。沒有對近代徽商發展的客觀認識，就無法係統揭示徽商發展的整體(ti) 脈絡和規律；沒有對徽商近代轉型問題的重新思考，就無法解釋傳(chuan) 統徽商與(yu) 近代徽商的關(guan) 係，甚至無法解釋傳(chuan) 統中國與(yu) 近代中國的關(guan) 係；不重視全球史觀和問題意識，近代徽商研究就無法取得真正的突破。當然，除此以外，近代徽商研究還必須重視對多學科理論和方法的借鑒，同時加強對近代報刊、徽商會(hui) 館錄和征信錄以及徽州方誌、家譜、契約文書(shu) 中相關(guan) 資料的搜集整理。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近代徽州鄉(xiang) 村社會(hui) 轉型研究”〔18BZS142〕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