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記者 杜羽 陳雪 王美瑩

　　正值暮春時節，趁著假日，北京機械工程師馮(feng) 臻帶著10歲的女兒(er) 來到郊外，微風拂過漫山遍野的二月蘭(lan) ，溪水淙淙，他們(men) 不禁吟出這樣的句子：“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吟誦經典，是父女二人共同的愛好。

　　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張劍坐在書(shu) 房裏，再次細撫清人徐敦仁的日記手稿：“漫言三峽皆奇險，亦有平漪百裏餘(yu) 。沙軟客行江底路，日斜人釣石中魚。”2021年，他將這部日記整理出版，讓更多人能從(cong) 這個(ge) 小人物的記述中感受曆史的溫度。

　　四川成都“95後”攝影師陳馨，繼續在社交媒體(ti) 上發布著《山海經》主題的攝影作品。五年來，她研讀典籍、繪製手稿、設計服裝，通過自己的鏡頭，把《山海經》描繪的神獸(shou) 逐一再現，她的故事一度登上熱搜。

　　古籍，離我們(men) 並不遙遠。它是民族的記憶，真實而清晰。它是傳(chuan) 統文化的載體(ti) ，具體(ti) 而生動。從(cong)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的“加強文物和古籍保護研究利用”，到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加強文物古籍保護利用和非物質文化遺產(chan) 保護傳(chuan) 承”，再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guan) 於(yu) 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古籍”這個(ge) 關(guan) 鍵詞高頻亮相，呼應的是學人的籲求，關(guan) 注的是民眾(zhong) 的期待，承擔起的是時代的使命。

　　更妥善的保護，更便捷的利用

　　“你現在讀幾年級？”

　　一年前，北京大學中文係古典文獻專(zhuan) 業(ye) 博士研究生張億(yi) 到一家圖書(shu) 館的古籍部借閱古籍，館員卻劈頭問了這麽(me) 一句。

　　張億(yi) 如實相告，說自己讀博士三年級。那位館員搖搖頭，無奈地說，在博士畢業(ye) 之前，他恐怕是借不到那部書(shu) 了。原來，那部古籍插有不少前人寫(xie) 的簽條，為(wei) 了防止這些具有文獻價(jia) 值的簽條被移動位置，圖書(shu) 館隻有將其整理後才能對外借閱。至於(yu) 何時才能開始整理，誰都說不好。

　　張億(yi) 的遭遇並非個(ge) 例。由於(yu) 尚待整理、尚未修複等原因，很多古籍深藏於(yu) 書(shu) 庫之中，無法被利用。也有一些藏書(shu) 機構為(wei) 了保護古籍，給借閱設置了重重門檻。求書(shu) 而不得，困擾著很多學人。而作為(wei) 愛書(shu) 之人，學人也有共識：“隻有把古籍保護好了，才能談利用。不能讓作為(wei) 文物的古籍毀在我們(men) 的手中。”

　　事實上，近些年古籍保護的腳步正在加快。僅(jin) 從(cong) 修複隊伍來看，十幾年前，從(cong) 事古籍修複的專(zhuan) 業(ye) 人員一度不足百人，如今，這個(ge) 數字已增至千人以上。

　　79歲的趙嘉福做了一輩子古籍修複，8年前獲聘複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特聘教授。疫情前，他每周都要跨越大半個(ge) 上海，趕到複旦大學傳(chuan) 授“海派”修複技藝。

　　“我們(men) 的課下午1點30分才開始，趙老師每次都是12點30分就到了，提前一個(ge) 小時給我們(men) ‘開小灶’。”該學院碩士研究生蔣明理說，傳(chuan) 統古籍修複大多以師徒口耳相傳(chuan) 的方法傳(chuan) 承，在趙老師這樣的修複專(zhuan) 家身上，他學到了純正的技藝，也漸漸理解了工匠精神，“我們(men) 的課程還包括微生物檢測、紙張脫酸、光照實驗等內(nei) 容，這項傳(chuan) 統技藝在‘守正’的同時，也一直在‘創新’。”

　　在成都，幾位退休圖書(shu) 館人創辦了非營利機構四川西部文獻修複中心。他們(men) 修複古籍，也辦古籍修複培訓班。培訓班學員來自各行各業(ye) ，有出租車司機，有餐廳服務員，有銷售經理。如果考核合格，學員就可以變為(wei) 職員，留在中心工作。十多年來，該中心已為(wei) 200餘(yu) 家古籍公藏單位修複古籍善本、碑帖拓片、檔案等2萬(wan) 多冊(ce) （件）。

　　政府持續投入，民間力量積極參與(yu) ，古籍修複為(wei) 大眾(zhong) 利用古籍奠定了“物質基礎”。

　　“開發古籍資源，其實也是對古籍的一種保護。”張億(yi) 說，如果古籍有了影印本、高清電子本，就可以減少借閱原件的需求，既保護了古籍，又沒耽誤利用，“現在，國家圖書(shu) 館有超10萬(wan) 部古籍數字資源向社會(hui) 免費開放，不需要注冊(ce) 就可以在線閱覽。如果其他藏書(shu) 機構也能像國圖一樣開放古籍數據庫，那就太好了！”

　　古籍數字化，越來越被各界所重視。一時間，各種古籍數據庫紛紛湧現，公益機構做的、商業(ye) 機構做的、私人做的、文化單位做的、教育單位做的、出版單位做的，不一而足，在方便讀者的同時，也出現了種種亂(luan) 象，有人將其總結為(wei) “條塊分割、力量分散、缺乏統籌規劃、標準不統一”。針對這些問題，承擔著全國古籍工作統籌協調職責的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正在籌劃實施國家古籍數字化工程。“建立健全國家古籍數字化工作指導協調機製，統籌實施國家古籍數字化工程”“加強古籍數據流通和協同管理，實現古籍數字化資源匯聚共享”已明確寫(xie) 入《意見》之中。

　　更優(you) 質的整理，更精準的評價(jia)

　　為(wei) 了整理北宋名僧惠洪的詩文集，四川大學文學與(yu) 新聞學院中文係教授周裕鍇耗費了近20年光陰。2021年，這部250萬(wan) 字的《石門文字禪校注》終於(yu) 出版，在文史學界口碑甚佳。

　　“《石門文字禪》這樣的重要著作，隻有周老師才能做好它的校注工作。20多年前，周老師曾說不會(hui) 去做校注，感覺是為(wei) 他人做嫁衣，後來卻花了十多年做此事，不是‘技癢’，而是一種使命感。”有熟悉周裕鍇的學者如此評價(jia) 。

　　然而，令學界同行沒想到的是，在一次校內(nei) 評獎中，《石門文字禪校注》僅(jin) 得到三等獎。

　　“各院校、科研機構對於(yu) 古籍整理成果的認定普遍偏低。在評獎時，古籍整理成果通常會(hui) 排在專(zhuan) 著、論文之後。”在張劍看來，這個(ge) 評獎結果雖說意外，卻也符合很多評價(jia) 體(ti) 係的“慣例”，“一些高校的職稱評審也是這樣，專(zhuan) 著、論文才是硬指標，古籍整理成果可有可無，而且在評價(jia) 體(ti) 係中的分量也遠不能與(yu) 專(zhuan) 著、論文相比。”

　　“在目前的學術界，重論文、輕文獻成為(wei) 一種傾(qing) 向，古籍整理在學術體(ti) 係裏不被重視，這導致很多有能力、有水平的學者不願意從(cong) 事古籍整理。”做古籍編輯多年，中華書(shu) 局總編輯周絢隆懂得古籍整理的艱辛：整理者必須逐字逐句讀懂古籍，而不能跳過自己不懂的內(nei) 容，因此也就無法“藏拙”，為(wei) 了解決(jue) 一個(ge) 斷句問題，常常需要查閱很多文獻資料。

　　標點在古籍上的一個(ge) 個(ge) 逗號、句號，看似簡單，卻凝聚著整理者的大量心血。然而，也有些整理者、出版單位把這一個(ge) 個(ge) 標點看得過於(yu) 簡單，把古籍整理當成追名或逐利的工具，一些古籍整理作品質量堪憂。

　　“現在，對於(yu) 專(zhuan) 著、論文的學術價(jia) 值認定，已經有了一套較為(wei) 成熟的評價(jia) 標準，而在古籍整理領域則缺乏有效、明晰的評價(jia) 指標，這就容易導致‘劣幣驅逐良幣’，一方麵優(you) 秀學者不願意從(cong) 事古籍整理，另一方麵劣質的古籍整理作品屢見不鮮，使大眾(zhong) 對古籍整理產(chan) 生偏見和誤解。”張劍認為(wei) ，可以通過創新性、難易度、重要性、規範性、可靠性這五個(ge) 標準對古籍整理的學術價(jia) 值進行評價(jia) ，“隨著《意見》的出台，我期待未來可以建立一個(ge) 指導性標準，用以衡量古籍整理成果的學術價(jia) 值，使古籍整理與(yu) 專(zhuan) 著、論文形成並駕齊驅的關(guan) 係。”

　　提升古籍整理作品質量，學界有責任，也離不開出版界的努力。

　　“古籍整理實踐性很強，古籍編輯必須具備文史哲通識。這些年各地古籍出版項目增多，投入雖多了，但編輯人才隊伍還沒有培養(yang) 起來，於(yu) 是一些項目化、工程化出版項目變成‘急就章’，難免出現粗製濫造的現象。”周絢隆說，如今很多專(zhuan) 業(ye) 古籍出版社都出現了編輯隊伍青黃不接的情況，“我們(men) 要花更多時間培養(yang) 編輯隊伍。”

　　“強化古籍人才培訓，實施古籍人才培訓計劃”“健全評價(jia) 機製，科學評價(jia) 古籍工作質量，完善古籍工作成果評價(jia) 辦法”“職稱評定、評獎推優(you) 、科研成果認定、效益評估等政策要向古籍工作人員傾(qing) 斜，對主要承擔古籍工作的國有文化企業(ye) 加大社會(hui) 效益考核占比，對國有文化企事業(ye) 單位主要承擔古籍重點項目的業(ye) 務部門可不考核經濟效益”……《意見》字字句句的背後，是人們(men) 滿滿的期待。

　　很多“老古籍”對1981年中共中央發出的《關(guan) 於(yu) 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感念不已。《指示》說：“為(wei) 辦好整理古籍這件事，盡管國家現在有困難，也要花點錢，並編造一個(ge) 經費概算，以支持這項事業(ye) 。”41年後，《關(guan) 於(yu) 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出台了，我們(men) 的國家更富了、更強了，人們(men) 對古籍這件事，也有了更多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