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劄記】

　　作者：朱麗(li) 師、蔡智力（分別係湖北大學文學院講師、曆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中國古代政治倫(lun) 理文化強調名分，君臣上下用語等級分明。但後世為(wei) 人君所專(zhuan) 用的一係列稱呼並非自古已然，而是隨著時代變遷而不斷演變。如《日知錄》說：“漢初，人對人多稱臣，乃戰國之餘(yu) 習(xi) 。”“人臣有稱人君者”，亦可被稱“萬(wan) 歲”。“弑”字同樣如此，細察其語義(yi) 變遷，亦非自始即指臣殺君，而是自有其演變曆程。正如陳寅恪指出的：“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從(cong) “弑”字的語義(yi) 變遷，可以管窺中國古代政治倫(lun) 理文化變遷的軌跡與(yu) 圖景。

　　　一

　　“弑”作下殺上之專(zhuan) 稱，此為(wei) 人們(men) 熟知的文史常識。然而，秦漢時期的文獻卻呈現出“弑”含義(yi) 的不同麵相。

　　秦漢時期，“弑”並非均指下殺上，上殺下亦可稱“弑”。《公羊傳(chuan) 》載“昭公將弑季氏”，昭公為(wei) 國君，季氏是臣下，此處便以“弑”字指上殺下。何休受後起語義(yi) 影響而曲為(wei) 之說：“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為(wei) 如人君，故言弑。”驗諸王符《潛夫論》，亦有“桓魋不節飲食以見弑”之說，桓魋為(wei) 宋國司馬，宋景公雖對其寵愛有加，但不至於(yu) 視如人君，故何休的解釋實為(wei) 牽強。另外，毫無君臣關(guan) 係的互殺也可稱“弑”。如魯桓公為(wei) 齊襄公所殺，《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述其死為(wei) “君弑”，即稱齊襄公殺魯桓公為(wei) “弑”。《史記》載周幽王“為(wei) 犬戎所弑”，《列女傳(chuan) 》稱公子負芻滅李園家為(wei) “宗族滅弑”。這些被殺者和殺人者均非君臣關(guan) 係，卻皆稱“弑”。

　　此外，這一時期，下殺上也並非均稱“弑”。如《管子》曰“臣不殺君”，《墨子》曰“教臣殺君”，甚至以嚴(yan) 君臣之防見稱的儒家著作，如《春秋繁露》亦屢稱“殺君亡國”“臣殺君，子殺父”。可見，秦漢時期尚未嚴(yan) 格區分弑與(yu) 殺，二者往往混用。

　　這一現象與(yu) 《白虎通》的釋義(yi) 相應。《白虎通》曰：“弑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間司事，可稍稍弑之。《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公羊傳(chuan) 》：“何隱爾？弑也”，熹平石經作“試”，可見《白虎通》不為(wei) 無據。因此，朱珔認為(wei) ：“弑本從(cong) 試得義(yi) 。”《釋名》：“弑，伺也，伺間而後得施也。”“試”意味著對結果沒有把握，“伺”意指因無把握伺機而動。《漢書(shu) 》中“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其意指：甲伺機把閩越王殺死。因此，起初“弑”本無名分限製，隻表示“試殺”或“伺殺”之內(nei) 涵，傾(qing) 向於(yu) 指涉行為(wei) 過程，與(yu) 指涉行為(wei) 結果之“殺”有異。鈕樹玉認為(wei) 弑“不為(wei) 悖逆造文”，不為(wei) 無見。

　　　二

　　以下殺上為(wei) “弑”的名分性表述，最早見於(yu) 《左傳(chuan) 》：“凡自虐其君曰弑”，但《文選注》卻引作“殺”。因為(wei) 無法排除後世改訂的可能，《左傳(chuan) 》原作何字實難遽定。《國語》中“下虐上為(wei) 弑”亦然。最早明確“弑”字下殺上涵義(yi) 的是《說文解字》：“弑，臣殺君也。《易》曰臣弑其君。”許氏與(yu) 《白虎通》同引《周易·文言傳(chuan) 》，卻省略“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一句，或是意圖消弭弑之“試”“伺”本義(yi) ；同時，他又將以往典籍中各種類型的“弑”字用例都加以遮掩，僅(jin) 以“臣殺君”為(wei) “弑”字全部內(nei) 涵。

　　當然，許慎之說並非由來無據，“弑”於(yu) 此前已附著了名分色彩。許世子止誤殺許悼公，《公羊傳(chuan) 》稱“止進藥而藥殺”，承認他有殺君之實，但因他本無殺君之心，故又稱其“不成於(yu) 弑”，在倫(lun) 理上免除其罪責。於(yu) 此，“弑”與(yu) “殺”便有區別：“殺”是行為(wei) 結果，而“弑”則有從(cong) 倫(lun) 理名分予以定性的意味。段玉裁注《說文》，以“述其實則曰殺君，正其名則曰弑君”區判弑與(yu) 殺，於(yu) 此有其合理性。

　　《說文》的解釋預示著“弑”字語義(yi) 政治倫(lun) 理化的趨勢：從(cong) 本指無名分限製的“試殺”，逐漸趨向於(yu) 隱含倫(lun) 理批判的下殺上。因此，阮元說：“君臣父子之義(yi) 定，則此字之書(shu) 法讀法亦定。”俞正燮也說：“弑者，畏忌之不敢直殺也。古語上下共之，秦漢以後始定於(yu) 一。”當然，許慎雖確定了“弑”的名分意義(yi) ，卻未對其外延作明確限定：“弑，臣殺君也”，隻說明凡稱“弑”均指臣殺君，卻未明確臣殺君是否均稱“弑”。“弑”字語義(yi) 此後的發展，在政治倫(lun) 理意識的主導下進一步明確化。

　　　三

　　俞正燮雖稱“弑”之倫(lun) 理內(nei) 涵，“秦漢以後始定於(yu) 一”。事實上，曆史錯綜複雜，絕非邊界分明，“弑”字倫(lun) 理內(nei) 涵之確定，經曆了漫長的過程。到隋唐時期，同一古籍不同版本之間，仍普遍存在弑殺混用現象。

　　《經典釋文》訓釋先秦經典，每謂“殺，本或作弑”或“弑，本又作殺”。可見陸德明所據底本與(yu) 別本多有弑殺異文，此類異文所見共25處。對此，陸氏僅(jin) 以“或作”“又作”注明，而不以“當作”訂正，說明他一定程度上接受這種差異。在開成石經中，《春秋》同一則經文於(yu) 《三傳(chuan) 》之間，亦存在弑殺異文。如《公羊傳(chuan) 》僖公九年經“晉裏克弑其君之子奚齊”與(yu) 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穀梁傳(chuan) 》《左傳(chuan) 》均作“殺”。弑殺異文，《春秋》一字褒貶如何可能？可見與(yu) 陸德明一樣，其中均體(ti) 現對弑殺混用的寬鬆態度。

　　由此可見，弑殺混用的語用規則，仍持續至隋唐時期。但與(yu) 漢代之混用不同的是，此時之混用隻限於(yu) 下殺上，而上殺下則隻書(shu) “殺”，不再見書(shu) “弑”之例。這是對許慎“弑”字涵義(yi) 倫(lun) 理化論述的呼應。

　　文獻傳(chuan) 抄難免“魯魚亥豕”，對古籍弑殺異文，段玉裁歸結於(yu) “轉寫(xie) 訛亂(luan) ”。他據其所歸納的古音韻部立論，認為(wei) 弑殺古音不同部，不相假借，從(cong) 而判定凡混用必訛誤。此說雖頗有附和者，但亦遭不少反對之聲。朱珔、馬敘倫(lun) 便從(cong) 音韻立論，對段說提出疑問。段氏以後，郝懿行、朱一新等學者仍相信“弑殺古通用”。轉寫(xie) 訛誤固然無法排除，但當版本差異成為(wei) 普遍現象時，僅(jin) 以訛誤解釋顯然難以自洽。弑殺異文的普遍性，說明它在語用上具有合法性，並非全出於(yu) 失誤。對此，阮元之說值得參酌：“《三傳(chuan) 》之字或有異同，否則以弑為(wei) 殺，即失《春秋》第一大義(yi) 。《三傳(chuan) 》大儒不應不嚴(yan) 一字之誅而錯不較也。”倘若其時弑殺區分如段玉裁所言那般嚴(yan) 苛，儒者傳(chuan) 抄經傳(chuan) 時不應不嚴(yan) 加校勘，以致出現大規模異文。段玉裁以唐代以後更嚴(yan) 苛的“弑”字語義(yi) 審視唐代以前文獻，如此難免處處捍格。

　　　四

　　唐代是“弑”字語義(yi) 變遷關(guan) 鍵而微妙的時期。一方麵，弑殺仍然混用，另一方麵，“弑”之語義(yi) 進一步突出其名分性。其間，劉知幾起到關(guan) 鍵作用。劉知幾說：“凡在人倫(lun) 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以）上皆謂之弑，卿士已（以）上通謂之殺。”他對《春秋》“晉裏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一類說法提出疑問：“夫臣當為(wei) 殺，而稱及，與(yu) 君弑同科。苟弑殺不分，則君臣靡別者矣。”劉氏之意非常確定：弑—君，殺—臣，一一對應，界限森嚴(yan) ，絕不混用。這種對弑殺嚴(yan) 格分判的政治倫(lun) 理態度，代表“弑”字語義(yi) 此後的發展。

　　考今本古籍，除若幹模棱兩(liang) 可之處，下殺上多統一書(shu) “弑”。這種整齊感便可追溯至唐儒的刻意改訂。唐以前，經籍多有“殺君”表述。《經典釋文》記載了73處“殺君”表述，其中25處底本與(yu) 別本存在弑殺異文，另外48處底本作“殺”而不載別本。至開成石經便對這些“殺君”表述予以統一化處理：25處弑殺異文僅(jin) 1處從(cong) “殺君”，其他均從(cong) “弑君”；48處無異文之“殺君”則均直接改作“弑君”。此前版本的“殺君”表述便淘汰殆盡。史稱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後世校訂經籍卻往往據為(wei) 權威。

　　唐代以後，針對古籍“殺君”表述的訂正，仍曠日持久地開展。如對《春秋繁露》《公羊解詁》的“殺君”表述，淩曙、陳立等便訂正曰“殺當作弑”。其甚者竟至“凡殺字皆改為(wei) 弑”，將減殺亦誤改為(wei) “弑”。這種嚴(yan) 苛態度，與(yu) 陸德明不辨弑殺，隻注異文的做法迥異。陸氏對弑殺的態度，也被後儒批判。段玉裁斥其絕無裁斷之識、不合正誤之法，並說：“此何等大事，而謂聖人垂世立教之書(shu) 本無一定之字，可以蒙混書(shu) 之，待讀者之定其字乎？”“《春秋》書(shu) 弑，以立萬(wan) 世臣道之防也。”這是唐代以後訂正古籍“殺君”表述的出發點，此中彰顯著鮮明的政治倫(lun) 理。周壽昌毫不諱言地指出：“史筆之嚴(yan) 全恃此字，不得以古殺弑兩(liang) 字多相混遂不加勘正也。”盧文弨也道明其中原委：“凡經典弑多有作殺者，後人往往以名分改之，故與(yu) 陸氏本異。”

　　思想史的演變情節十分複雜，每條思想線索的節點並非迥然分明。盡管如此，我們(men) 仍然清晰地看到，從(cong) 許慎到劉知幾到唐以後儒者，關(guan) 於(yu) 弑的名分性表達逐漸從(cong) 弑殺混用中掙脫出來，最終成為(wei) 關(guan) 於(yu) 弑的權威性詮釋。若僅(jin) 從(cong) 傳(chuan) 統語言學的範疇去解釋這個(ge) 變化，可能不得要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