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國安（武漢大學曆史學院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趙士第（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代財政轉型與(yu) 國家財政治理能力研究”科研助理）

　　自明代始，白銀因其幣值穩定、易於(yu) 攜帶等特點，被作為(wei) 貨幣廣泛流通。學界圍繞明代白銀問題湧現了大量研究成果，但在明清白銀大量使用所涉及的諸多因素中，大眾(zhong) 白銀知識與(yu) 貨幣流通之間的相互關(guan) 係尚未引起足夠重視。正如法國學者福柯“知識權力論”闡釋的那樣，知識與(yu) 權力是共生共謀關(guan) 係。就貨幣而論，擁有相關(guan) 知識的人就有權力並能獲取相應利益。揆諸史實，在明清市場交易中，南北地域之間、不同對象之間，白銀的使用情況存在較大差別。而這種差別除了國家政策導向、貨幣供給、市場發育等因素之外，也與(yu) 普通民眾(zhong) 對白銀貨幣的認知水平息息相關(guan) 。因此，從(cong) 民眾(zhong) 知識層麵考察白銀的行用情況，或許能為(wei) 明清白銀研究提供一個(ge) 新的視角。換言之，民眾(zhong) 對白銀知識的掌握程度，反映其對使用白銀的傾(qing) 向，而認知水平的高低決(jue) 定了誰會(hui) 在白銀行用時獲取利益。無疑，白銀認知影響了白銀的流通。

　　書(shu) 籍與(yu) 市場：日常白銀知識的形成與(yu) 傳(chuan) 播

　　唐宋以來，隨著白銀作為(wei) 貨幣不斷為(wei) 社會(hui) 各階層所使用，白銀知識也開始逐漸形成和傳(chuan) 播。到了元明時期，如元代《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和元末明初《格古要論》等均指出白銀成色特征，但此時白銀認知更多是作為(wei) “寶物”“古物”類的奢侈品為(wei) 前提的，受眾(zhong) 也多為(wei) 貴族、士大夫階層。隨著明中葉白銀大量流入，尤其江南和東(dong) 南地區白銀廣泛使用，商人因商品交易頻繁，白銀需求增加，於(yu) 是不斷總結用銀經驗，並將其編入商書(shu) 中，以方便相關(guan) 知識的傳(chuan) 播。據學者的相關(guan) 研究，明清時期商書(shu) 較前代大為(wei) 發展，不過從(cong) 傳(chuan) 播空間而言，北方地區的商書(shu) 流傳(chuan) 相對較少，商書(shu) 主要集中在商業(ye) 與(yu) 文化都較為(wei) 發達的江南、東(dong) 南地區，並且部分商書(shu) 中有專(zhuan) 門關(guan) 於(yu) 貨幣使用的記載。如明末流行於(yu) 江南、福建一帶的《三台萬(wan) 用正宗·商旅門》，就記載八成、九成、九二三、九五六等成色銀兩(liang) 的特征，由此表明麵向大眾(zhong) 的白銀知識在南方漸趨成熟。

　　到了清代，隨著商品市場的進一步擴大，白銀使用更為(wei) 廣泛。於(yu) 是在康乾時期就編撰有專(zhuan) 門記載白銀成色的“銀譜”類專(zhuan) 書(shu) ，如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馮(feng) 琢珩刊刻的《辨銀譜》中提及“斷銀歌”“三十一樣查”“三十樣口”等各種歌訣，囊括了各種白銀的成色、形狀、特征等，此後該書(shu) 被眾(zhong) 多商人紛紛出資刊刻而在南方廣泛流傳(chuan) 。再如乾隆六年（1741年）寧壽堂商號所刊《銀譜》，除記載銀兩(liang) 成色外，還對直隸、山東(dong) 、山西等全國20餘(yu) 地的銀色標準進行記錄，方便了市場擴大形勢下商人的跨區域貿易活動。而乾隆十七年（1752年）刊印的《商賈便覽》中所收錄的《平秤市譜》《辨銀譜總論》等條目，除包括一般《銀譜》的銀色內(nei) 容外，還增加了辨銀的步驟和要領等，對行商有重要參考價(jia) 值。

　　商書(shu) 和銀譜使得白銀知識更加細化，在其影響下，麵向大眾(zhong) 的珠算書(shu) 、雜字書(shu) 、指南書(shu) 中也有對白銀知識的相關(guan) 記載。白銀成色知識已逐漸深入鄉(xiang) 間，如清乾隆時期編訂的《幼學雜字·銀色門》對銀色作出通俗的解釋：“新傾(qing) 九五，九三白絲(si) 。煽銀火蓋，收銀水絲(si) 。化京箍兒(er) ，槌汁畫絲(si) 。足曹土鏞，油火關(guan) 絲(si) ……”不僅(jin) 辨別銀色知識，而且白銀稱量知識也逐漸用於(yu) 民眾(zhong) 珠算教學中。如康熙時沈士桂所著《簡捷易明算法》提到的“堆垛銀數法歌訣”,就是專(zhuan) 門針對白銀重量換算時，兩(liang) 、錢、分、厘多位數累加不便而創作的。這些便於(yu) 記誦的辨銀歌訣、計算歌訣等逐漸傳(chuan) 播至基層，方便了大眾(zhong) 了解白銀知識。可以說，明至清前期，以江南、福建地區為(wei) 代表，日常白銀知識已然形成並在民眾(zhong) 中得到較好傳(chuan) 播。

　　清中後期隨著全國性市場的整合，地域商幫的崛起，商品經濟空前繁榮。隨著貿易的頻繁往來，白銀也大量流入北方，從(cong) 而增加了北方民眾(zhong) 更多接觸和使用白銀的可能性。而伴隨著出版業(ye) 的迅猛發展，商書(shu) 、類書(shu) 等出版中心由明代的福建、江南、徽州等地，逐漸擴張至清代的內(nei) 陸甚至邊疆地區。於(yu) 是，以往多流傳(chuan) 於(yu) 江南地區的商書(shu) 也逐漸流傳(chuan) 至內(nei) 陸，如前揭《辨銀譜》等書(shu) 籍，在清中期以後的北方商人中廣泛傳(chuan) 播，傳(chuan) 抄與(yu) 複刻的版本也較多，其中典型如山西商人參考該書(shu) 並根據自身經驗創作的《周行銀色歌》等，成為(wei) 晉商學徒成商的教材。該書(shu) 對銀兩(liang) 成色、戥子使用等知識在各地民間傳(chuan) 播也多有裨益。

　　此外，士大夫或科舉(ju) 不第的文人積極參與(yu) 類書(shu) 、雜字書(shu) 的編撰，使得白銀知識隨書(shu) 籍逐漸拓展下滲到各地鄉(xiang) 村，至清晚期幾乎已在全國普及。同時，大多數日用書(shu) 、雜字書(shu) 雖質量稍顯粗略，但因價(jia) 格低廉，成為(wei) 當時民眾(zhong) 易見易得的暢銷書(shu) 。這些書(shu) 籍加強了各地民眾(zhong) 對白銀知識的了解，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百姓日常用銀的擔憂，部分契約所見京師、直隸、山西等地交易大額用銀比例增加便是很好的例證。

　　　認知與(yu) 流通：白銀知識與(yu) 南北用銀差異

　　明清時期南北地域用銀有著明顯區別，明萬(wan) 曆時期郝敬曾言：“今海內(nei) 行錢，惟北地一隅。自大江以南，強半用銀。”乾隆初皇帝要求各地督撫奏報當地用銀用錢情況，由其反饋結果可知，清初江南大多地區無論大小交易，知用銀而不知用錢。“即厘數之間，亦皆用銀”，福建、廣東(dong) 、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用銀傾(qing) 向明顯高於(yu) 用錢，而北方五省“收買(mai) 糧食、布匹、棉花等類，市上俱用錢文”，可見南北用銀差異明顯。除經濟、自然環境等因素外，從(cong) 日常生活的角度而言，這與(yu) 各地民眾(zhong) 的文化知識水平影響其對白銀的認知水平有關(guan) 。

　　就南北方文化程度而言，明清時期的南方地區，尤其是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除商書(shu) 、日用類書(shu) 、雜字書(shu) 等大量發行等原因外，各地私塾義(yi) 學興(xing) 盛，大眾(zhong) 教育較為(wei) 發達，民眾(zhong) 的文化水平相對較高。從(cong) 現有史料可知，南方識字率要明顯高於(yu) 北方。明人張岱就曾指出蘇杭地區村夫俗子已有一定的文學創作能力，再如清代經商風氣濃厚的徽州地區，當地民眾(zhong) 普遍有撰寫(xie) 排日賬的習(xi) 慣，兩(liang) 湖、江西地區民眾(zhong) 重視教育，因而其地在清代科舉(ju) 中也較為(wei) 興(xing) 盛。識字率高顯然是學習(xi) 白銀知識的前提，乾隆時期江蘇巡撫就曾指出：“江南民多識字，村農(nong) 孺子多知平色書(shu) 算。”而對於(yu) 福建、廣東(dong) 等地而言，大量家庭成員多有經商之舉(ju) ，子弟學徒經商也需掌握貨幣常識，因此也促進了相關(guan) 知識的學習(xi) 。

　　南北方民眾(zhong) 對於(yu) 白銀認知的差異，突出表現在對戥頭和銀色的掌握。首先，就戥頭知識而言，戥頭是一種比較精密的小秤，作為(wei) 古代稱量白銀的工具至明代得到發展和推廣。晚明傳(chuan) 教士克路士根據對江南的觀察後記載：“隻通過金銀的重量，每件東(dong) 西都按重量買(mai) 賣，因此人人在家裏都有秤和秤砣，那都是非常完備的”（《中國誌》）。再如明末的福建“今民間皆用銀，雖窮鄉(xiang) 亦有銀秤”。由此可見，白銀稱量知識在南方已深入鄉(xiang) 村，而在明代北方廣大地區則較為(wei) 少見。其次，就銀色知識而言，南北也存在一定差異。明清時期，銀色知識在南方部分地區民眾(zhong) 中已有一定程度的認知，典型如明中後期至清代蘇州、徽州、閩南等田土交易契約中就根據銀色劃分出多種名稱，成色高的稱“紋銀”，而低成色的則稱“八成花銀”“九三銀”“梅花銀”等，說明銀色在當地已有相應共識，而“北方鄉(xiang) 曲之氓，且多不識銀色，尤以用錢為(wei) 宜”。據此可知，南北方民眾(zhong) 貨幣知識差異比較明顯。

　　但也必須指出，在中國南北區域內(nei) 部，也存在一些局部性差異。譬如南方雖多用銀，但在一些邊緣山區，由於(yu) 大部分民眾(zhong) 較為(wei) 貧困，也存在用錢的情況。以粵西山區為(wei) 例，其山民多以用錢為(wei) 習(xi) 慣，而閩北山區甚至出現用穀物交易土地等情況。然而在一些特定山區，或因山林資源豐(feng) 富，或因礦業(ye) 開發，山區商品經濟發達，導致用銀依然較為(wei) 興(xing) 盛。這也表明，除了白銀知識之外，用銀多少也與(yu) 財富的積累、貿易發展程度等因素有關(guan) 。同樣，在北方雖多用錢，但在商品貿易較為(wei) 發達的局部地區，如明代山東(dong) 臨(lin) 清州因運河而興(xing) ，也存在大量用銀的情況，隻是相對南方而言，還是較為(wei) 少見。

　　因此，明清時期的白銀行用範圍的不同，除白銀流入量、商品經濟水平、民間習(xi) 慣等因素外，白銀認知水平也是造成地域流通差異的重要原因。北方教育水平、文化普及等，與(yu) 大部分南方地區相比差距較大，南方白銀知識傳(chuan) 播較廣導致白銀使用較普遍。地域用銀差異，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白銀認知水平對白銀流通的影響。

　　知識與(yu) 權力：白銀行用中的利益獲取

　　除前揭白銀行用地域範圍的差異外，明清時期白銀使用領域也存在差異，具體(ti) 表現在交易對象不同，而所用銀色有別。因此，擁有知識的人便容易從(cong) 中獲取利益，反之則受損，白銀行用中的利益獲取是知識與(yu) 權力關(guan) 係的反映。

　　據史料記載，西方傳(chuan) 教士曾觀察發現中國白銀流通過程中，民間用銀的成色從(cong) 八成到十成不等。從(cong) 具體(ti) 行用的角度而言，民眾(zhong) 在購買(mai) 日用食品或客棧住店、繳納賦稅時，使用的白銀成色是不同的，譬如一般將“低潮銀”（六七成）用於(yu) 食品等小額交易，而繳稅則需要足色銀。如此一來，為(wei) 防止利益受損，有些名目的交易必須加減成色，如《商賈便覽》中就將白銀灌鉛銅的“傾(qing) 煎論色”問題清晰展現。可見實際交易中，大多需要更改成色而支付相應商品，這不僅(jin) 要求交易雙方都明確各項交易對象所需銀色，也需獲取更改銀色的知識。

　　官府、商人、銀匠等擁有較多的白銀知識，與(yu) 百姓發生經濟往來時便有廣闊的套利空間。首先，官府征田稅時要求鄉(xiang) 民必須用銀兩(liang) ，實際上大多數農(nong) 民手中隻有銅錢，遂隻能赴銀鋪兌(dui) 換，銀鋪專(zhuan) 業(ye) 人士由於(yu) 熟諳白銀知識而多從(cong) 中取利，百姓利益容易在兌(dui) 換中受損。其次，所繳銀至官府，官府常雇傭(yong) 銀匠或設立官銀匠辨別稅銀銀色，並對百姓所繳稅銀進行處理，實際上多以低銀色為(wei) 由令民賠補。同時，一些經手者在稱量白銀時多不將戥砣放於(yu) 準星，又常將戥砣遊移不定，造成稱量不準繼而多收銀兩(liang) 。再次，商人對戥頭和成色亦較為(wei) 了解，而缺乏白銀知識的其他社會(hui) 群體(ti) 與(yu) 之交易，則容易上當受騙。商人在戥頭上做手腳便可輕鬆從(cong) 民眾(zhong) 手中牟利，如雍正時期順天府周邊奸商每遇交易兌(dui) 銀時節，即使用大戥蒙騙百姓。可以說，知識與(yu) 權力、利益正是互恰共生的，擁有白銀知識的人在白銀流通時更能占有權力並獲取利益。

　　在以往貨幣史研究中，我們(men) 經常強調國家信用在貨幣發行與(yu) 流通中的重要地位。而從(cong) 民眾(zhong) 日常生活的視角審視，民眾(zhong) 對白銀也有一個(ge) 認知、接受和使用的過程，這一過程的紐帶便是貨幣知識。貨幣能否流通順暢，一定程度上基於(yu) 貨幣知識在民眾(zhong) 心裏產(chan) 生的影響和認知程度。明代民眾(zhong) 的日常白銀知識水平存在南高北低差異，因此也帶來南方多用銀、北方多用錢的局麵。而到了清代，隨著白銀流入量增大及市場發展，出版行業(ye) 快速發展使得白銀知識由南向北擴散，白銀的行用範圍也擴展到全國，加上製錢供給較充足，全國範圍內(nei) 形成了小額用錢、大額銀錢兼用的新格局。知識和實踐相互促進，白銀的流入與(yu) 使用促進白銀知識的增長，白銀知識的普及也進一步擴展了白銀的流通與(yu) 行用，如此反複，相互影響，由此可以證明白銀認知程度與(yu) 白銀流通廣度存在一種耦合關(guan) 係。借此可以思考，一個(ge) 新貨幣體(ti) 係的構建和使用，除考慮政策導向、經濟發展因素外，也應考慮到民眾(zhong) 的知識因素。當下的貨幣史研究中，考察政治經濟層麵的可謂主流，當然也是根本，但從(cong) 日常知識與(yu) 技術操作層麵入手，或許不失為(wei) 未來貨幣史研究的一大突破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