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陽光（洛陽師範學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曆史文化學院教授）

　　在21世紀以來的唐代史研究中，新出土墓誌的整理與(yu) 研究成為(wei) 一個(ge) 非常重要的學術熱點。與(yu) 大量墓誌整理著作和研究論文同時出現的，還有關(guan) 於(yu) 墓誌真偽(wei) 的辯論。如引人注目的日本朝臣備書(shu) 丹的《唐鴻臚寺丞李訓墓誌》，其真偽(wei) 就曾掀起學術波瀾，中日學者均參與(yu) 其中。此外，還有一些流散唐墓誌的真偽(wei) 也引起學者們(men) 的關(guan) 注，就其內(nei) 容、書(shu) 法等展開討論。究其原因，主要在於(yu) 一段時間以來，隨著城市的擴張、城市基礎建設的加快、各類生產(chan) 活動以及非法盜掘等，使得大量深埋於(yu) 地下的墓誌重見天日。唐代墓誌紋飾精美，書(shu) 法水平高超，名人墓誌以及由知名文人、書(shu) 法家撰文或書(shu) 丹的墓誌成為(wei) 民間收藏追逐的目標，也滋生了偽(wei) 造墓誌牟利的現象。

　　早期墓誌翻刻與(yu) 作偽(wei) 主要集中在北魏以前的墓誌及碑刻上，尤其是北魏墓誌。然而，由於(yu) 早期碑刻、墓誌對作偽(wei) 者文史功底、書(shu) 法素養(yang) 以及刻工要求很高，作偽(wei) 成本高，使得存世量大、內(nei) 容更為(wei) 豐(feng) 富的唐代墓誌逐漸成為(wei) 作偽(wei) 的重災區。近年來，此風愈演愈烈，甚至一些內(nei) 容較為(wei) 簡單的下層官吏和普通民眾(zhong) 墓誌也出現翻刻作偽(wei) 的現象。一些偽(wei) 誌被國有以及民營博物館征集收藏，拓本出現於(yu) 墓誌整理著作中，甚至被作為(wei) 新史料加以使用。有感於(yu) 此，王素在《長安高陽原新出土隋唐墓誌·序》中指出，“盜掘的中古墓誌，來源不清楚，真偽(wei) 不清楚，出土的時間和地點不清楚，僅(jin) 憑不知是從(cong) 真石還是從(cong) 偽(wei) 石上拓印的拓本進行整理和研究，心裏是否踏實成為(wei) 一個(ge) 令人困惑的問題”。因此，對各種出版物中的唐誌區分真偽(wei) 並加以辨析是很有必要的。筆者依據自身長期搜集、整理唐代墓誌的經驗，對相關(guan) 問題加以分析與(yu) 說明，期望促進唐代墓誌的更科學的整理與(yu) 使用。

　　唐代墓誌作偽(wei) 的幾種類型

　　從(cong) 目前出版物中所見有問題的唐墓誌來看，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

　　翻刻墓誌。由於(yu) 多數作偽(wei) 者不具備專(zhuan) 業(ye) 知識，為(wei) 了避免露馬腳，大多數偽(wei) 誌都是翻刻唐墓誌原石，這也是目前唐誌偽(wei) 品中最為(wei) 常見的類型。如《鄧師並夫人陳氏墓誌》《王沼墓誌》《王公亮墓誌》等。此外，近年來在刊物上發表的《張羲之妻阿史那氏墓誌》《蕭齡之墓誌》《盧公亮墓誌》均係翻刻品。由於(yu) 是按照原石進行翻刻，盡管其中一些高質量的翻刻惟妙惟肖，但多數翻刻品刻製都比較粗糙，文字走樣變形，且有真品參照，容易辨別。但唐代墓誌的翻刻還存在一些值得警覺的新情況：如一些以往並不受到關(guan) 注的墓誌也被翻刻，這些墓誌誌主多為(wei) 下級官吏或婦女，體(ti) 量小，內(nei) 容簡單，書(shu) 法亦不精，易於(yu) 被翻刻而蒙混過關(guan) 。此外，還存在作偽(wei) 者刻意隱藏原石而專(zhuan) 門售賣翻刻拓本的情況。如筆者所見《孔昌寓墓誌》拓本，書(shu) 法走樣，刻工粗劣。然而就內(nei) 容而言，記載其家族世係情況甚詳，文字流暢，對仗工整，符合唐代前期駢體(ti) 文的風格。且其生平可以和《新唐書(shu) ·孔述睿傳(chuan) 》及《金石錄》所收《孔昌寓碑》中相關(guan) 記載相互印證。筆者推測，作偽(wei) 者很難憑空捏造出與(yu) 傳(chuan) 世文獻如此吻合的偽(wei) 誌，應該是《孔昌寓墓誌》原石已經出土，隻是藏家秘而不宣，故而有翻刻本流出。

　　翻刻並改刻。此種作偽(wei) 並非原樣翻刻，而是在翻刻過程中改動其中的內(nei) 容，通常是將墓誌內(nei) 容與(yu) 唐代著名文人及書(shu) 法名家聯係起來。如《賈勵言墓誌》偽(wei) 品，在墓誌首題後另起一行添加“河南伊闕縣尉李華撰文並書(shu) ”，表明該墓誌由盛唐著名文士李華撰文、書(shu) 丹，而洛陽師範學院河洛古代石刻藝術館所藏《賈勵言墓誌》原石則沒有。再如《蔡鄭客墓誌》偽(wei) 品，增加“原汲郡新鄉(xiang) 縣尉李頎書(shu) ”的款識，借以將偽(wei) 誌書(shu) 法與(yu) 盛唐邊塞詩人李頎聯係起來，以期求得高價(jia) 。

　　原石改刻。此類情況使用的都是墓誌原石。隻是在原石的空白處添加一些內(nei) 容，借此攀附名人，抬高身價(jia) 。目前所見有《康子相墓誌》《李寶會(hui) 墓誌》《楊元卿妻陳氏墓誌》《宇文弁才墓誌》等。《康子相墓誌》在墓誌最後空白處添加許敬宗撰文的內(nei) 容。《李寶會(hui) 墓誌》則在原石右下角空白處加刻了“右拾遺徐浩撰”。《宇文弁才墓誌》則是改刻年號兼增刻名人題署。該誌本是初唐貞觀年間入葬的墓誌，牟利者為(wei) 抬高墓誌價(jia) 格，先將宇文弁才及妻李氏遷葬的時間改刻為(wei) 永泰元年，又在空白處添加了“朝請郎行河南縣丞韋應物撰並書(shu) 於(yu) 永泰元年歲次乙巳十月丁酉朔十三日己酉遷記”的題記。

　　偽(wei) 刻。此類偽(wei) 品主要是照搬傳(chuan) 世文獻或出土墓誌內(nei) 容加以裁剪拚接，甚至臆造，故而多數內(nei) 容前後矛盾，存在官職、地理、年代錯誤等硬傷(shang) ，違背曆史常識，如《郭萬(wan) 墓誌》《袁欽望墓誌》《崔迢墓誌》《徐守謙墓誌》《郭奕衝(chong) 與(yu) 妻張氏合祔墓誌》等。《郭萬(wan) 墓誌》書(shu) 法卑弱，無唐人風範。首題“後唐板授汝州刺史郭府君墓誌銘”，以中宗神龍中興(xing) 為(wei) 後唐，有違史實。《郭奕衝(chong) 與(yu) 妻張氏合祔墓誌》首行出現“中軍(jun) 內(nei) 閣總判”的怪異官職，亦很荒唐。

　　以上類型中，隻有原石改刻之類，經過去偽(wei) 存真的辨析，可視作原石，其他均為(wei) 偽(wei) 品。有些學者會(hui) 認為(wei) ，翻刻墓誌既然以真品墓誌拓本為(wei) 藍本，單純就研究而言似乎無關(guan) 緊要，例如前麵提及的《孔昌寓墓誌》。實際上，在沒有見到原石拓本的情況下，我們(men) 很難知道翻刻品的內(nei) 容是否完全按照原石翻刻。由於(yu) 作偽(wei) 者隻為(wei) 牟利，加之自身水平的限製，使得翻刻品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問題。如一些墓誌由於(yu) 自然鏽蝕導致一些內(nei) 容漫漶不清，翻刻者無法正確辨識內(nei) 容，就照貓畫虎，甚至妄自改動。如《裴向妻盧氏墓誌》翻刻品大體(ti) 遵循原石內(nei) 容，但誌文十六行提及其第五子時，原石名字漫漶不清，翻刻品遂臆刻為(wei) “迎”，然據《裴向墓誌》原石拓本，當為(wei) 裴邃；“盧氏一女，婚配中書(shu) 舍人李肇”，原石此處雖漫漶，但大致可以辨識，而翻刻本改為(wei) 李華，或為(wei) 偽(wei) 冒知名文人李華。

　　辨別唐代墓誌偽(wei) 品的幾個(ge) 要素

　　既然民間流散的唐代墓誌中存在著偽(wei) 品的情況，那麽(me) ，我們(men) 又如何辨別呢？筆者認為(wei) ：可以通過以下三個(ge) 方麵進行綜合分析以辨別真偽(wei) 。

　　墓誌書(shu) 法。唐代墓誌書(shu) 法的時代特征極為(wei) 明顯。不同時代風格的書(shu) 法作品不可能突然穿越到另一個(ge) 時代，並且一個(ge) 時代的書(shu) 風也很難模仿。葉昌熾就指出，即便是唐代書(shu) 法水平較差的碑誌，“然書(shu) 雖不工，自有氣韻，雖宋元名家之筆，亦未能遽到”。絕大多數偽(wei) 品，即便是翻刻品，書(shu) 法幾乎都達不到原石書(shu) 法的水準。如《王紹文墓誌》，該墓誌為(wei) 杜審言撰文，宋之問書(shu) 丹，二人均為(wei) 極負盛名的文人。有學者撰文給予該墓誌很高評價(jia) ，然而，其書(shu) 法並非唐人書(shu) 風。且其夫人袁氏延載二年八月卒於(yu) 神都溫柔裏是一個(ge) 明顯的硬傷(shang) ，因為(wei) 這年正月即改元證聖。一些原石改刻年號或增加名人題署，文字與(yu) 原石風格絕不類似，有一定書(shu) 法素養(yang) 的研究者僅(jin) 僅(jin) 從(cong) 書(shu) 風中就可以辨識。

　　鏽蝕及風化痕跡。墓誌本身是石灰岩，入土之後，雨水、土對墓誌都會(hui) 造成侵蝕，尤其會(hui) 在誌石表麵形成坑坑窪窪的凹痕以及結成堅硬的土鏽，墓中的攀爬植物也會(hui) 在石上形成印痕，出土之後誌石也會(hui) 出現自然的風化。這些情況很多都會(hui) 反映在拓本上。而翻刻的墓誌卻沒有這樣的痕跡，作偽(wei) 者隻能采用人工做舊的手段來達到。最常見的方法就是用硬物敲擊偽(wei) 品本身來作偽(wei) ，但這樣的痕跡不是自然形成的，故而非常生硬。如陝西曆史博物館征集自洛陽的《劉莒墓誌》翻刻品，墓誌麵平整如新，但四邊卻人為(wei) 敲擊出殘損的痕跡，作偽(wei) 痕跡明顯。研究者隻要認真觀察，不難辨別真偽(wei) 。

　　墓誌內(nei) 容。這主要針對偽(wei) 刻墓誌。如《崔迢墓誌》，由於(yu) 是郭行餘(yu) 撰文，劉禹錫書(shu) 丹，故而引起唐代文學研究者的關(guan) 注。實際上，該誌漏洞甚多：從(cong) 墓誌行文的口吻來看，明顯是崔迢的二子撰寫(xie) ，而非郭行餘(yu) 。郭行餘(yu) 的題署“前鄉(xiang) 貢進士、楚州刺史”，此種題署不符合墓誌撰寫(xie) 的常規。其六代祖崔昂的仕宦經曆，先北齊散騎常侍，然後又魏鴻臚、光祿等卿，前後次序顛倒。五代祖崔君洽曾任聘陳使，墓誌誤為(wei) “聘陳仕”，這是劉禹錫絕對不可能犯的錯誤。從(cong) 該墓誌書(shu) 法而言，亦非唐人書(shu) 風。再如《武文林墓誌》實際上是利用《武文瑛墓誌》內(nei) 容加以篡改而成的。隻是將原石的“曹州別駕”改為(wei) “洛州別駕”，“公諱文瑛，字布舉(ju) ，太原人也”改為(wei) “公諱文林，字永舉(ju) ，大聖人也”。作偽(wei) 手法拙劣，文字醜(chou) 陋，內(nei) 容怪誕。我們(men) 隻要熟悉唐代文獻資料以及墓誌撰寫(xie) 的慣例，時常關(guan) 注新出土唐代墓誌的情況，就不難辨析這類偽(wei) 作。鑒於(yu) 目前，絕大多數作偽(wei) 者不具備古文撰寫(xie) 的能力，篡改、粘貼現有的墓誌文字是作偽(wei) 最為(wei) 主要的方式，可以利用功能強大的古籍全文檢索係統，將疑偽(wei) 的內(nei) 容進行檢索對照，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對待流散墓誌需要注意的問題

　　對流散民間的唐代墓誌在使用時既要秉持科學審慎的態度，但也不必草木皆兵，求之過深。除非墓誌內(nei) 容有明顯違背曆史年代、職官製度、行政建置的問題，否則不要輕易否定墓誌內(nei) 容。首先要考慮的是書(shu) 法風格以及墓誌風化鏽蝕痕跡，然後才是對具體(ti) 內(nei) 容的考證。此外，由於(yu) 知名文人、官員以及書(shu) 法家一直是作偽(wei) 者仿冒的重點，和這些人物有關(guan) 的墓誌一定要多加注意。

　　之所以說單純從(cong) 墓誌內(nei) 容判斷其真偽(wei) 並不可靠，這是因為(wei) 墓誌文本作為(wei) 主觀書(shu) 寫(xie) 的產(chan) 物，畢竟會(hui) 受到當時政治局勢、宗教信仰、社會(hui) 風俗、誌主家族內(nei) 部因素，甚至不同地域書(shu) 寫(xie) 者水平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其中許多具體(ti) 細節是我們(men) 無法確知的。早在20世紀30年代，岑仲勉在《貞石證史》中就認為(wei) 不應該“過信石刻”。即便是沒有任何疑問的唐墓誌，也會(hui) 存在難於(yu) 解釋清楚的問題。他為(wei) 此專(zhuan) 門列舉(ju) 多例父子、夫妻墓誌中存在的郡望、名諱、曆官、享齡等內(nei) 容記載相互矛盾的情況加以說明。

　　例如，數年前西安出土的《閻用之墓誌》，為(wei) 中唐著名文人獨孤及撰，另有傳(chuan) 世文本收入《毘陵集》。令人莫名的是：墓誌中有關(guan) 閻立德家族世係居然少了一代。傳(chuan) 世文本為(wei) ：“其裔孫慶在隋為(wei) 少司空，慶生毗，毗生立本、立德。”而墓誌文本為(wei) “其裔孫慶在隋為(wei) 少司空，慶生立本、立德。”按照常規判斷，墓誌一定是存在問題的。然而，細審墓誌拓本，並不存在作偽(wei) 的可能。極可能誌文在寫(xie) 作時發生了疏誤，原石被摹勒時未被發現，直至埋入地下。直到問題發現後，獨孤及又做了修訂，傳(chuan) 世文本後來收入文集。

　　陳麗(li) 萍《唐〈嗣趙王妃竇氏墓誌〉釋讀》對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發掘的竇婌墓誌進行了研究。她注意到民間還流散有一方《唐嗣趙王故妃竇舜舜墓誌》，從(cong) 該墓誌內(nei) 容及書(shu) 法來看，並不存在疑問。然而，兩(liang) 方墓誌誌主均為(wei) 嗣趙王妃竇氏，均為(wei) 竇孝慈孫、竇希璥女。竇婌三十二歲為(wei) 嗣趙王妃，開元十一年七月卒於(yu) 崇賢裏；竇舜舜四十二歲、開元九年為(wei) 嗣趙王妃，開元十年十月十二日卒於(yu) 延福裏。如果兩(liang) 方墓誌誌主各有其人，當為(wei) 姊妹，但二人為(wei) 嗣趙王妃的時間有重疊。如果兩(liang) 方墓誌為(wei) 同一人，又難以解釋兩(liang) 方墓誌內(nei) 容的差異。為(wei) 何會(hui) 出現這樣的情況，目前還沒有合理的解釋。因此，寧欣就曾針對《陳守禮墓誌》中存在的一些無法解釋通的疑問提醒研究者：對於(yu) 來源不明的出土墓誌，使用要謹慎，同時要重視其內(nei) 容的考辨。

　　就筆者所見，目前刊布的唐代墓誌絕大多數都是沒有問題的，偽(wei) 品隻是極少的一部分。就如《李訓墓誌》，雖非考古發掘品，但無論是書(shu) 法風格，還是墓誌行文及內(nei) 容，都沒有什麽(me) 可以質疑的。尤其是誌主的家族成員信息在傳(chuan) 世文獻中可以得到印證，其家族成員的墓誌此前也在西安、洛陽相繼出土。因此，其贗品的結論並不能成立。一些學者針對墓誌中出現的一些書(shu) 寫(xie) 錯誤、難於(yu) 理解的典故等就懷疑其真偽(wei) ，也是不必要的。要知道在目前的條件下，憑空製作而不是翻刻一方無懈可擊的偽(wei) 品唐代墓誌難度極大。民間流散的大量唐代墓誌雖然來源不明，但隻要經過認真的辨析，並不影響其內(nei) 容本身的真實性與(yu) 史料價(jia) 值，完全可以研究使用。

　　鑒於(yu) 目前民間流散唐代墓誌數量較大、偽(wei) 誌時有出現的情況，未來對這部分墓誌的搜集與(yu) 整理工作仍舊是唐代文獻整理中極為(wei) 重要的部分，任重而道遠。在這個(ge) 過程中，勢必要對一些唐誌偽(wei) 品進行辨析。而對待這些墓誌的態度應該是：不盲目追求新資料，也不必過分質疑墓誌資料的真偽(wei) ，兩(liang) 者都要求研究者沉著冷靜，既不要嘩眾(zhong) 取寵，也不能杯弓蛇影。厘清出土文獻與(yu) 傳(chuan) 世文獻的關(guan) 係，要注意對已刊布資料的消化與(yu) 吸收，既使新資料的作用得到最大發揮，又不盲目追求新資料的快速刊布和發表，避免急功近利，這才是墓誌整理與(yu) 研究者必須秉持的心態。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00年以來流散唐代墓誌的整理與(yu) 研究”〔19BZS004〕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