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遊汝傑（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上海地方方言調查研究”負責人、複旦大學教授）

　　廣袤大地，錦繡山河。當代中國生活著五十六個(ge) 民族，他們(men) 使用一百多種語言。這些語言分屬五大語係，即漢藏語係、阿爾泰語係、南亞(ya) 語係、南島語係和印歐語係。各大語係在地理上所占的麵積，以漢藏語係最大，阿爾泰語係次之，其餘(yu) 三個(ge) 語係所占麵積皆甚小。就單種語言來說，以漢語及其方言使用人口最多，地理分布最為(wei) 遼闊，遍布全國各地。

　　漢語方言的形成和地理分布

　　漢語及其方言具有悠久的曆史。先秦經典《禮記·王製》中說：“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所謂“五方之民，言語不通”，究竟是指不同民族的語言不同，還是方言不同？難以判定。這一段話是對中國語言地理差異的最早記載。這些不同的語言或方言，可以統稱為(wei) 華夏語言。華夏語言伴隨著華夏民族的融合，在北方混化成漢語，所謂“雅言”就是它的標準語，《詩經》就是用“雅言”記錄的。漢語和中華民族及其文化一樣，都具有“多元一體(ti) ”的特征。

　　北方的漢語隨著曆代北方漢人的南遷，又與(yu) 南方各地的土著居民語言融合，以北方古漢語為(wei) 主體(ti) ，形成後世各種南方方言。漢語南方各大方言中吳語、湘語、粵語、贛語、平話的直接源頭應是古代北方漢語，是直接從(cong) 古漢語分化的。閩語和徽語則是從(cong) 吳語分化的，客方言是從(cong) 贛語分化的，可以說是次生的。

　　上述各大方言除了徽語形成的曆史尚不明確以外，其他方言都是在南宋之前就形成了，至此南方各方言的宏觀地理格局已基本奠定。元明之後方言地理隻是發生若幹局部或微觀的演變。

　　漢語是世界上方言最為(wei) 複雜的語言之一。關(guan) 於(yu) 現代漢語方言的分類和分區，主要有三種不同意見：七區說，即官話、吳語、湘語、閩語、粵語、贛語、客家話；十區說，即官話、晉語、徽語、吳語、閩語、粵語、客家話、湘語、贛語、平話；三區說，即北部方言（官話）、中部方言（吳語、湘語、贛語）、南部方言（閩語、粵語、客家話）。

　　本文采用十區說。各種漢語方言以北方和西南地區的官話使用人口最多，漢語方言的種類則以中國東(dong) 南部最為(wei) 複雜，徽語、吳語、閩語、粵語、客家話、湘語、贛語都集中在東(dong) 南部。

　　移民方式與(yu) 方言地理分布類型

　　現代漢語方言在地理分布上的不同類型，是古代漢族人民移民方式不同造成的。曆史上五種不同的移民方式，造成五種不同的現代方言地理類型。

　　占據式移民和內(nei) 部一致的大麵積方言區。本來使用同一種方言的居民大規模地移居地廣人稀的新地，有可能造成方言大麵積一致性。北方方言區地域遼闊，內(nei) 部相當一致，各地居民可以互相通話，其根本原因要從(cong) 移民史實中尋找。自漢代以來北方方言的地域大致限於(yu) 長城以南長江以北，六朝之後北方方言大規模越過長江。在長城以北和西南地區，則是一直到明清時代，北方方言才隨著大規模的移民運動，遍布了東(dong) 北的大片土地和雲(yun) 貴各地大大小小的中心城市，覆蓋大半個(ge) 中國。

　　墨漬式移民和方言的蛙跳型傳(chuan) 布方式。移民如果不是遍布成片的廣大地區，而是先後選擇若幹不相連屬的地點定居下來，然後逐漸向周邊移居，好像滴在白紙上的墨水慢慢浸潤開來。他們(men) 的方言也因此各自向四周擴散。不過從(cong) 整體(ti) 來看，他們(men) 沒有連成一片，而被別的語言或方言分隔開來。移民方言的傳(chuan) 布好像青蛙跳著前進。官話在廣西、貴州、雲(yun) 南的傳(chuan) 布即是蛙跳型的，在城鎮和某些農(nong) 村地區通行的官話，常常被平話或少數民族語言隔離開來。

　　蔓延式移民和漸變型方言。方言相同的居民本來聚居在一個(ge) 地區，後來逐漸從(cong) 中心地帶向四周較荒僻的地方蔓延滲透，久而久之，離中心地帶越遠的地方，方言的變異就越大。這有三方麵原因：一是移民越走越遠，與(yu) 中心地帶方言的接觸也就越來越少，這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是很自然的；二是移民方言和土著方言難免接觸和交融；三是這個(ge) 方言區的兩(liang) 頭難免受鄰區方言的影響。就整個(ge) 方言區來看，方言在地理上是漸變的。例如：今天的吳語區最初從(cong) 蘇州、無錫和紹興(xing) 、諸暨一帶，向整個(ge) 蘇南和浙北蔓延，進而傳(chuan) 布至浙南，最後擴展到浙西南。吳語也因此逐漸變化，並融合當地語言，以至今天南北吳語不能通話。

　　板塊轉移式移民和相似型方言。移民離開祖輩生息的家園，大規模遷移到與(yu) 原居地不相連屬的大片土地，他們(men) 的方言至今仍與(yu) 原居地的方言基本相似。這種板塊轉移式的移民運動，一般來說曆史不會(hui) 太長。例如閩南人向外移居，使閩語傳(chuan) 播到台灣、海南島、廣東(dong) 南部沿海和東(dong) 南亞(ya) ，形成閩語的新板塊。除海南省的瓊文話外，各板塊的閩語皆與(yu) 今天的閩南話很相似。

　　閉鎖型移民社會(hui) 和孤島型方言。移民到達新地之後，聚居在一個(ge) 較小的地域內(nei) ，自成社區，與(yu) 周邊的本地人很少接觸交流，那麽(me) 這些移民的方言就有可能長久保留原有的麵貌或某些特征。與(yu) 周圍大片本地方言相比，這種外來的方言就像大海中的孤島，即“方言島”。因閉鎖型移民社會(hui) 造成的方言有一個(ge) 共同的特征，即島內(nei) 外方言分屬兩(liang) 大類或差別較大，不易相互交融。例如閩語包圍中的官話方言島——福建南平話；吳語包圍中的閩語方言島——浙江餘(yu) 姚觀城衛裏話；西南官話包圍中的湘語方言島——四川中江、金堂、簡陽、樂(le) 至四縣交界的老湖廣話。

　　方言地理與(yu) 人文地理

　　方言地理不僅(jin) 是地理現象，也是一種人文現象，因此研究方言地理必須聯係它的文化背景。漢語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跟中國文化的固有特點關(guan) 係很大。方言地理與(yu) 人文地理關(guan) 係密切，特別是人口地理、曆史政區地理、地方戲曲地理、交通地理、民俗地理、經濟地理、自然地理。在這裏，我們(men) 主要談談方言地理與(yu) 曆史政區地理、地方戲曲地理和交通地理的關(guan) 係。

　　秦代開始建立的郡縣製度兩(liang) 千多年來一直穩定發展，對漢語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影響極大。研究漢語方言地理的人不難發現：舊府州轄境內(nei) 的方言內(nei) 部有很大的一致性。這樣的例子在許多地方都可以找到，如浙江的溫州府、江蘇的徐州府、上海的鬆江府，其方言的內(nei) 部一致性都是顯而易見的。如果從(cong) 中國文化的特點來考察，這種現象是很容易理解的。

　　一方麵，自古以來中國的經濟是自給自足的農(nong) 業(ye) 經濟，曆代實行重農(nong) 抑商政策。承平時代百姓安居樂(le) 業(ye) ，廝守田廬，鄉(xiang) 土和宗族及地域觀念很強，除非有戰禍和天災的威脅，都視背井離鄉(xiang) 為(wei) 畏途。是故方言世代傳(chuan) 承，不易變更。這樣的文化背景使曆史行政區劃與(yu) 漢語方言區劃，尤其是次方言區劃有著相輔相成的關(guan) 係。另一方麵，我國自秦代開始實行郡縣製度，即地方行政管理製度，其曆史之悠久、區劃之嚴(yan) 密、管理之有效，為(wei) 世所罕見。舊府（或州）是若幹縣的有機組合體(ti) ，府治即一府的文化中心，也是本府權威方言之所在。在農(nong) 業(ye) 經濟社會(hui) 裏，人們(men) 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大都不超出本府之外。上述兩(liang) 方麵的文化背景自然使得一府之內(nei) 的方言趨於(yu) 一致，因此曆史行政地理還可以作為(wei) 構擬古代漢語方言區劃的重要線索。此外，在給現代漢語方言分區的時候，也可以把曆史行政地理列為(wei) 重要的參考項，在府境長期穩定的地區尤其應該如此。例如南宋時代福建的福州相當於(yu) 今閩語閩東(dong) 片，興(xing) 化軍(jun) 相當於(yu) 莆田片，泉州和漳州相當於(yu) 閩南片。

　　漢語方言地理格局是宋代奠定的，宋代的行政區劃和現代方言區劃，事實上有不少重合之處。例如，現代廣東(dong) 省方言基本分為(wei) 三大區，即以廣州為(wei) 中心的粵語，以梅州為(wei) 中心的客家話和以汕頭為(wei) 中心的潮州話（閩南話的一種）。其中粵語和客家話分界線的北段和南段跟宋代的行政區界線完全吻合，北段即廣州府跟英德府和連州的界線，南段即廣州府跟惠州的界線。

　　中國的地方戲曲，包括曲藝，約有400種，傳(chuan) 統劇目數以千計。比較著名的流行劇種有京劇、昆曲、越劇、黃梅戲、粵劇、豫劇、秦腔、川劇、評劇等50多種，又以京劇流行地域最廣，幾乎遍及全國。

　　從(cong) 最廣泛的意義(yi) 來說,任何一種戲曲，其起源都局限於(yu) 一定地域，采用當地的方言，改造當地的民間歌舞而成。換句話說，任何劇種在其雛形階段都是地方戲，其中少數後來流行於(yu) 全國，而大部分仍然以地方戲的形式存在。區別這些地方戲的最顯著特征是方言而不是聲腔，因為(wei) 有的地方戲可以兼容幾種聲腔，如川劇就包含了昆、高、梆、黃四種聲腔，再加上四川民間小調。長期以來藏戲在青海始終流行不起來，就是因為(wei) 所使用的方言與(yu) 青海藏族的安多方言不同。安多方言沒有聲調，這在中國各種方言中是很特殊的。20世紀40年代以後使用安多方言的安多藏戲出現以後，不過幾十年,就已普遍流行於(yu) 青海地區。地方戲曲是用方言演唱的，雖然它也吸收書(shu) 麵語成分和某些別地的方言成分，但是它畢竟是以某一地的方言為(wei) 基礎的，聽眾(zhong) 一般隻限於(yu) 該方言地區或跟該地方言相近的地區。如果當地觀眾(zhong) 聽不懂唱詞和說白，那麽(me) 這種戲曲在該地自然是沒有多大生命力的，所以戲曲的流行範圍和方言地理有密切的關(guan) 係。

　　方言地理與(yu) 交通地理關(guan) 係也很密切。古代交通，河流占重要地位。這有兩(liang) 方麵原因：一是河流有行船之便；二是山地丘陵地帶的河流雖然沒有航運之利，但是河穀平地卻自然成為(wei) 交通的孔道,移民往往是溯河而上或沿河而下。河流的沿岸往往是可以墾殖的山穀平地，所以一條河流的流域也常常成為(wei) 一個(ge) 經濟區。在同一個(ge) 經濟區，方言自然容易接近，並且往往能夠維持相對的獨立性。在每一個(ge) 這樣的流域或經濟區自然會(hui) 形成一兩(liang) 個(ge) 中心城市，所以古代的縣城也大多是沿河穀而設置的。方言片境界線與(yu) 河流流域大致重合，這樣的方言區以福建省和浙江省最為(wei) 典型。例如在浙江太湖流域相當於(yu) 吳語太湖片，甬江水係流域相當於(yu) 太湖片的甬江小片。曹娥江水係和錢塘江下遊流域相當於(yu) 太湖片的臨(lin) 紹小片，苕溪流域相當於(yu) 太湖片的苕溪小片。楠溪、甌江(下遊)、飛雲(yun) 江和驁江流域相當於(yu) 甌江片，椒江水係流域相當於(yu) 台州片。

　　山川形勢對於(yu) 方言地理影響如何，其背後的決(jue) 定因素是“交通條件”。交通便利的地區，方言容易保持一致。交通係統不同的兩(liang) 個(ge) 地區的方言往往歧異，例如吳語太湖片是平原水網地帶，便於(yu) 舟楫交通，所以方言內(nei) 部很一致，自古以來同屬一個(ge) 方言片。浙江多獨流入海的河流，河穀平地有利交通，所以每個(ge) 流域或幾個(ge) 流域即自成一個(ge) 方言片。

　　中國古代行政區劃最重要的標準是“山川形便”原則，通常會(hui) 選擇山嶺作為(wei) 縣與(yu) 縣之間、府與(yu) 府之間、省與(yu) 省之間的界線。因此大的山脈兩(liang) 側(ce) 常常分屬不同行政區域，或者說江河的分水嶺往往是省、府、州的分界線。例如浙江寧波府和紹興(xing) 府的界線是大明山；台州府和金華府的分界線是大盤山。這也就間接阻礙了山脈兩(liang) 側(ce) 的人們(men) 來往。所以方言地理、行政地理與(yu) 自然地理具有明顯的一致性。山脈、河流與(yu) 行政區劃界線重合時，對方言區劃的影響力會(hui) 極大增強。浙江各方言片皆如此。例如甌江北岸的永嘉縣講永嘉話，南岸的溫州市講市區話。

　　方言區劃的形成是人口地理、行政地理和自然地理合力作用的結果。影響漢語方言地理的外在因素，以人口地理最為(wei) 重要，行政地理次之，自然地理再次之。

　　地名的區域文化特征

　　地名是一類特殊的詞匯，是人們(men) 在社會(hui) 生活中給地理實體(ti) 、行政區域或居民點所起的專(zhuan) 有名稱。地名中包含著豐(feng) 富的社會(hui) 生活、文化曆史和地理環境的內(nei) 涵。

　　地名用字，尤其是地名的通名部分的用字，往往因地區不同而不同，一個(ge) 地區的地名用字常常自有特點。例如浙江和福建普遍用“溪”字稱較大的河流，如浙江的苕溪、鬆陰溪，福建的建溪、崇溪等；也用“浦”字稱河流，如黃浦江，原稱“黃歇浦”，後改名“黃浦江”。“浦”和“江”同義(yi) ，這個(ge) 地名的構造是疊床架屋。江南一帶常用“港”稱較小的河流，如蘇南的張家港、上海的攔路港，錢塘江上遊稱為(wei) 常山港。

　　長江下遊的太湖平原是全國聞名的水稻高產(chan) 穩產(chan) 地區，幾千年來人們(men) 為(wei) 了確保水稻等水田作物的生長，興(xing) 修了大量的堤、堰、塘、埭、閘等水利設施。堤和閘的含義(yi) 全國一致。堰是可以溢流的擋水堤壩；埭是堵水的土壩。因為(wei) 這些水利工程是當地經濟生活的命脈，所以也就自然成了當地許多地名的通名。在比例尺為(wei) 一百五十萬(wan) 分之一的太湖流域地圖上可以找到四十幾個(ge) 這一類的地名，其中以埭為(wei) 通名的地名有黃埭、埭溪、鍾埭、徐賢埭等。由此可以看出當地水田作物栽培的發達。

　　壯語地名用字中最常見的是“那”字，“那”在壯語中是“水田”的意思。在現代地圖上，這些含“那”字地名多至成千上萬(wan) ，例如那樂(le) 衝(chong) 、那魯、那洲、那龍等，散布於(yu) 我國西南地區和東(dong) 南亞(ya) 。這些地名90%以上集中在北緯21度至24度之間，並且大多處於(yu) 河穀平地，適宜稻作。古代壯族居民習(xi) 慣將“那”（水田）用於(yu) 地名，說明稻作在古代壯族生活中的極端重要性。“那”字地名的分布也顯示古代人工栽培的水稻在華南和東(dong) 南亞(ya) 的地理分布，這些地名的曆史也為(wei) 人工栽培水稻的曆史提供了間接證據，而這些地名的繁複表明古代壯人稻作文明的發達。

　　地名與(yu) 交通路線的關(guan) 係也非常密切，因此古代的交通製度也常常在後世的地名上留下印記。在秦漢時期完善起來的驛傳(chuan) 製度在我國曆史上長期實施，在古代驛路上,每隔一定距離就要設置郵、亭、驛、置、傳(chuan) 舍等設施，以供來往人員休息、馬匹更換之用。這些驛站的地名可以為(wei) 追尋古代交通路線提供重要線索。

　　元代的驛傳(chuan) 製度稱為(wei) “站赤”，“站赤”是蒙古語的譯音，明清以後簡稱為(wei) 站，現代的車站之“站”即源於(yu) 此。站赤的組織規模很大，能供歐亞(ya) 兩(liang) 大洲交通。今天地名中以“站”為(wei) 通名的以在黑龍江省最為(wei) 典型。由璦琿(清代黑龍江城)往西到嫩江縣有二站、三站，由嫩江往北到漠河更有二十幾個(ge) 此類地名。

　　漢語方言表麵上看起來紛繁歧出，細究起來卻有相同的源流，這就是古代北方的漢語，所謂“雅言”。語音上聽起來差別大，但是構成語言的基本單位“語素”是基本一致的。古代漢語從(cong) 北方跟著移民擴散到南方各地，同時吸收本土語言成分，形成不同的漢語方言。漢語及其方言的主體(ti) 是共同的，但構成成分是多元的，它與(yu) 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一樣，都有鮮明的“多元一體(ti) ”特征。

　　語言和文化共生。由古暨今，廣袤錦繡的中華大地養(yang) 育了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也孕育了燦爛多姿的中華文化及其語言。每一個(ge) 中國人都在日常生活裏使用國家通用語言、其他語言和方言，共奏豐(feng) 富多彩的中華樂(le)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