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組有關(guan) 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最新數據，讓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上海光機所信息光學與(yu) 光電技術實驗室主任司徒國海既喜又憂。

　　喜的是，過去5年我國發明專(zhuan) 利產(chan) 業(ye) 化率整體(ti) 呈穩步上升態勢，2022年增至36.7%，創5年新高；憂的是，其中的企業(ye) 發明專(zhuan) 利產(chan) 業(ye) 化率為(wei) 48.1%，高校發明專(zhuan) 利產(chan) 業(ye) 化率為(wei) 3.9%，科研單位發明專(zhuan) 利產(chan) 業(ye) 化率為(wei) 13.3%。

　　“才3.9%！”司徒國海調研發現，目前高校和院所的成果與(yu) 企業(ye) 的需求匹配度不高，存在大量“沉睡”專(zhuan) 利，“有貨無市”。

　　一段時間以來，我國科技領域論文數量位居世界前列，2022年熱點論文數量更是首次取得排名全球第一的傲人成績。在司徒國海看來，這表明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已達到一定高度，然而，基礎研究中的創新性成果並不簡單等同於(yu) 生產(chan) 力。

　　政府工作報告對今年工作的建議提到“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強”。不少代表委員認為(wei) ，加快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讓更多的創新性成果從(cong) “書(shu) 架”走上“貨架”，對於(yu) 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至關(guan) 重要。

　　那麽(me) ，象牙塔裏的科研成果為(wei) 何“沉睡”，又該如何喚醒它們(men) 呢？

　　有的政策一邊踩油門一邊踩刹車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航天科工航天三江銳科激光副董事長、總工程師閆大鵬，曾經在南京理工大學做教授，他深知科研人員職務成果麵臨(lin) “不敢轉”“無法轉”等諸多問題。

　　他舉(ju) 例說：財政資金投入在研發過程中形成的資產(chan) ，包括發明專(zhuan) 利等無形資產(chan) 或裝備設置等有形資產(chan) ，如果無法順暢賦權給技術發明人，就會(hui) 嚴(yan) 重影響科研人員的創新積極性和創造性，造成創新資源的極大浪費。

　　2015年，我國修訂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有人稱之為(wei) 中國版拜杜法案，將在科技成果和市場之間架起一條快速通道。

　　8年來，市場上的確湧現了不少科技成果。但閆大鵬認為(wei) 這還遠遠不夠，距離科技自立自強的目標尚有較大距離，有關(guan) 規定還有待進一步細化。

　　“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公司法等上位法距離最後一次修訂已經很久，亟待加快推進相關(guan) 現行國家層麵法律的修訂。”閆大鵬說，比如，其中尚未明確規定財政資金形成的科技成果所有權如何處置，所有權處置如何與(yu) 科技成果轉化直接掛鉤。

　　如今，雖然主要在企業(ye) 從(cong) 事科技創新工作，但閆大鵬因為(wei) 兼職教授的緣故，也經常往高校和科研院所跑。他發現，近年來，各級政府出台了一係列激勵創新的政策，旨在為(wei) 科研人員鬆綁減負賦能，但往往是“一邊在踩油門、一邊在踩刹車”，致使高校、科研機構成果轉化在政策落地過程中很容易“死機”。

　　一個(ge) 具體(ti) 的問題就是財政預算一體(ti) 化等“一竿子插到底”的經費管理模式。在閆大鵬看來，這些容易造成將高校、科研機構科研人員當作行政人員管理，將科研經費完全等同於(yu) 行政經費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製約了科研人員創新創造的動力和活力。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船舶集團七二五所所長王其紅也提到，目前國家尚未出台關(guan) 於(yu) 國有科研院所與(yu) 跟投相關(guan) 的指導文件，使得科研人員難以享受到股權激勵帶來的收益。

　　根據相關(guan) 文件規定，當國有科研院所的科研創新成果具備一定的產(chan) 業(ye) 轉化條件、擬設立科技產(chan) 業(ye) 公司加速產(chan) 業(ye) 化進程時，程序上卻無法引入職工股權，持股人身份有待進一步放寬。

　　閆大鵬感慨道，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產(chan) 業(ye) 化率低，已成為(wei) 當前製約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的“瓶頸”。

　　今年全國兩(liang) 會(hui) ，他帶來一份建議——通過引入“科研法人”製度，充分授予高校、科研機構戰略科學家或首席科學家及其科研團隊在項目研究方案製定、技術路線選擇、科研經費管理、團隊人員選聘、科研崗位設置、職稱評審、績效考評、薪酬福利及參與(yu) 成果應用轉化等市場主體(ti) 活動方麵的獨立自主權。

　　“我們(men) 要從(cong) 頂層製度設計上破解科技成果轉化中核心技術發明人的權責匹配等方麵的瓶頸問題，使科研人員有責任感和獲得感，從(cong) 而真正調動科研人員積極性，最大限度釋放創新潛力和活力。”閆大鵬說。

　　“從(cong) 1到10”成為(wei) 亟待突破的卡點

　　從(cong) 事機器人研究多年，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自動化所研究員趙曉光有個(ge) 很深的感受，科技成果轉化“一個(ge) 巴掌拍不響”，需要需求和供給兩(liang) 側(ce) 都發力，但目前兩(liang) 方麵動力和能力都顯得不足。

　　企業(ye) 是成果轉化的需求方和受益方，但趙曉光調研發現，目前一些企業(ye) 僅(jin) 僅(jin) 局限於(yu) 滿足眼前的市場需求，沒有更長遠的規劃，沒有將企業(ye) 的發展與(yu) 國家的戰略發展緊密結合，企業(ye) 的高質量人才儲(chu) 備也不足，在挖掘企業(ye) 真實需求、破解企業(ye) 麵臨(lin) 的技術難題和亟須解決(jue) 的關(guan) 鍵技術方麵，缺乏足夠的能力。

　　科技成果的源頭，大多來源於(yu) 大學和科研院所，主要的科技力量和人才，也集中在大學和科研單位。但目前的主要問題是，它們(men) 的研究課題，大多麵向世界前沿領域，從(cong) 生產(chan) 實踐中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jue) 問題的機製尚不健全。

　　趙曉光告訴記者，麵向世界科技前沿的研究成果，在為(wei) 企業(ye) 服務過程中，需要科研人員深入企業(ye) 了解實際情況，量身定製滿足企業(ye) 需求的解決(jue) 方案並組織科研團隊與(yu) 企業(ye) 密切合作，攻堅克難，將技術成果落地在企業(ye) 付諸實施。

　　遺憾的是，這個(ge) 落地實現成果轉化的過程，費時費力，並且不被大學或科研單位重視，因此科研人員沒有足夠的動力深入開展轉化工作。

　　更為(wei) 嚴(yan) 峻的是，科技成果從(cong) 樣機到小批量測試的“卡點”難以突破。

　　根據趙曉光20多年的科研經曆，科技成果從(cong) 一個(ge) 想法(0階段)到樣機研製成功(1階段)，有國家科研經費的支撐，科研人員通常能夠依靠單位和團隊的力量，攻堅完成，並通過樣機驗證理論、方法和算法的效力，驗證原理的正確性和工程應用的可行性。

　　相應地，從(cong) 樣機(1階段)到小規模應用測試階段(10階段)困難要大得多，因為(wei) 這個(ge) 階段風險大，投入高，需要完成實驗室樣機的工程設計、外觀設計、降低成本以及性能測試，有可能在這個(ge) 階段發現樣機的成本過高、市場的需求點掌握不準確、技術超前、市場尚未培育起來等問題，需要對樣機進行優(you) 化甚至重新研製。

　　“從(cong) 這個(ge) 角度說，科技成果‘從(cong) 1到10’比‘從(cong) 0到1’還要難。”趙曉光說，在成果轉化的路上，“從(cong) 1到10”的階段已經成為(wei) 亟待突破的卡點。

　　司徒國海也注意到這一問題，“從(cong) 1到10”這個(ge) “中間階段”鏈條不完備，缺乏實施專(zhuan) 利產(chan) 業(ye) 化的高端專(zhuan) 業(ye) 人才、資金、設備和場地，正是科技成果轉化目前麵臨(lin) 的障礙之一。

　　通常來說，一項創新性技術從(cong) 取得原理突破和實驗驗證到產(chan) 業(ye) 化落地，中間仍然需要持續多年、不斷優(you) 化迭代的研發過程。他告訴記者，這個(ge) 過程的研發不應該由高校和院所的專(zhuan) 利權人來承擔，目前大多數中小微企業(ye) 也不一定具備相應的研發能力。

　　“對接兩(liang) 頭的中間階段有所缺失，專(zhuan) 利產(chan) 業(ye) 化鏈條處於(yu) 斷裂狀態。”司徒國海說。

　　他建議加強“從(cong) 1到10”項目的支持力度，優(you) 化人員評價(jia) 機製，引導政府主導的產(chan) 業(ye) 基金、社會(hui) 資本更多支持中間階段項目的投資，支持中小微企業(ye) 承擔和參與(yu) 國家科技項目。

　　趙曉光也建議豐(feng) 富科技成果轉化的融資渠道，解決(jue) 從(cong) 樣機到小批量應用測試的卡點。她說，相關(guan) 部門可以製定樣機小批量試製與(yu) 測試扶持政策，在納入研發經費加計扣除範疇的基礎上，建立小批量試製產(chan) 業(ye) 聯合基金。

　　急需一批既懂科技又懂市場的人

　　在采訪過程中，“橋梁”是代表委員談及的一個(ge) 高頻詞。

　　司徒國海說，高校和科研單位專(zhuan) 利產(chan) 業(ye) 化率較低的原因，不是專(zhuan) 利的技術含量不夠，也並非專(zhuan) 利技術前景不樂(le) 觀，而是成果和市場之間的“橋梁”不夠堅固，轉化環節和鏈條還不夠完備。

　　國家知識產(chan) 權局發布的《2022年中國專(zhuan) 利調查報告》顯示，48.7%的受訪企業(ye) 專(zhuan) 利權人反映，“缺少高端專(zhuan) 業(ye) 人才”是製約企業(ye) 專(zhuan) 利產(chan) 業(ye) 化的最主要原因。

　　“這裏的高端專(zhuan) 業(ye) 人才就是成果和市場之間的重要‘橋梁’。”司徒國海說，這些高端專(zhuan) 業(ye) 人才包括技術經紀人和創新技術產(chan) 業(ye) 化專(zhuan) 業(ye) 人員等，要能溝通供給側(ce) 和需求側(ce) ，即能快速掌握自己專(zhuan) 業(ye) 領域的發明專(zhuan) 利的技術和原理，作出成熟度和實施價(jia) 值的研判，對接企業(ye) 需求，並實施或指導完成專(zhuan) 利技術的產(chan) 業(ye) 化研發。

　　他因此建議，加強發明專(zhuan) 利產(chan) 業(ye) 化高端人才培養(yang) 體(ti) 係。以項目和實踐培養(yang) 包括技術經紀人和創新技術產(chan) 業(ye) 化專(zhuan) 業(ye) 人員等在內(nei) 的專(zhuan) 利產(chan) 業(ye) 化高端專(zhuan) 業(ye) 人才，暢通其職業(ye) 和職稱發展通道。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所長劉中民也建議為(wei) 企業(ye) 與(yu) 科研人員搭建交流對接的橋梁——還是國家級的。

　　“我建議政府牽頭持續舉(ju) 辦形式多樣的科技成果轉化對接活動，促進企業(ye) 與(yu) 高校、科研院所開展實質性產(chan) 學研合作。建立國家級對接平台，使對接活動‘製度化’和‘定期化’。”劉中民說。

　　他還建議大力發展科技服務業(ye) ，培育壯大科技中介服務機構，培育一批懂科技、懂技術、懂市場、懂管理的技術轉移經紀人，為(wei) 科技成果轉化提供市場化、專(zhuan) 業(ye) 化的全方位服務。

　　今年兩(liang) 會(hui) 期間，民進中央提交了一份有關(guan) 完善高校專(zhuan) 利轉化政策體(ti) 係、更好發揮高校科技創新支撐作用的建議，其中就提到“加強轉化服務隊伍建設，豐(feng) 富金融財政支持模式”。

　　這條建議提到，截至2021年年底，我國高校發明專(zhuan) 利平均維持年限為(wei) 4.6年，明顯低於(yu) 全國6.9年的平均水平。這說明高校專(zhuan) 利整體(ti) 穩定性不高，難以吸引市場主體(ti) 進行專(zhuan) 利轉化。

　　原因之一在於(yu) ，高校技術轉移機構與(yu) 市場化技術轉移機構的合作力度不足。民進中央在建議裏提到，建立多元化市場化運營專(zhuan) 業(ye) 服務機構，建立“課題組專(zhuan) 員+專(zhuan) 業(ye) 機構人員”模式，由技術經理人輔助發明人轉化專(zhuan) 利並加強專(zhuan) 利轉化追蹤。完善適應不同類型、不同階段的專(zhuan) 利轉化規律的金融支持模式。

　　這和司徒國海提出的“加強發明專(zhuan) 利產(chan) 業(ye) 化高端人才培養(yang) 體(ti) 係”不謀而合。

　　他說，以前，不少科研人員寫(xie) 完論文，成果就上了書(shu) 架、進了櫃子，希望以後可以打破這種“學界自我循環”的局麵。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邱晨輝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