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尚希（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黨(dang) 委書(shu) 記、院長）

　　近年來，無論是財政政策中的減稅降費，還是貨幣政策中的結構性工具，都是圍繞企業(ye) 做文章，基本思路是保市場主體(ti) 。市場主體(ti) 活力如何？發展現狀如何？未來前景怎麽(me) 樣？在很大程度上取決(jue) 於(yu) 一個(ge) 焦點問題，即企業(ye) 成本。可以說，企業(ye) 成本集中反映了宏觀經濟運行的狀態。調研發現，近年來我國許多企業(ye) 的綜合成本是上升的。當然，這裏所講的成本，不是財務會(hui) 計的定義(yi) ，而是一個(ge) 負擔的概念。政府為(wei) 了對衝(chong) 企業(ye) 成本負擔上升而采取各類政策措施，尤其是減稅降費力度非常大。但從(cong) 調研的數據來看，減稅降費的空間已經非常有限。

　　減稅降費的速度跟不上公共風險轉化為(wei) 企業(ye) 成本的速度

　　從(cong) 當前來看，外部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持續增多，公共風險不斷擴大，再通過減稅降費對衝(chong) 企業(ye) 成本負擔的速度，已經遠遠趕不上不確定性及公共風險內(nei) 部化為(wei) 企業(ye) 成本的速度。例如，供應鏈遭受衝(chong) 擊的風險、經濟下滑的風險、結構性失業(ye) 的風險等等，都會(hui) 轉化為(wei) 企業(ye) 成本。

　　另外，持續多年減稅降費導致財政空間收窄，意味著財政自身風險在擴大。如果風險增加的速度大於(yu) 財力增長的速度，那麽(me) ，通過現有政策手段對衝(chong) 公共風險的可持續性會(hui) 變弱。這也意味著，要降低環境的不確定性，實現公共風險收斂乃至最小化，僅(jin) 僅(jin) 依靠宏觀政策是不夠的，還需要通過一係列改革舉(ju) 措來破解結構性和長期性問題。比如，我國的城鄉(xiang) 二元結構，妨礙了農(nong) 民群體(ti) 的發展空間，也令其收入和勞動技能難以有效提升。這是當前我國推動共同富裕、促進社會(hui) 和諧所麵臨(lin) 的最大潛在風險。

　　政府、企業(ye) 和個(ge) 人權衡風險的邏輯是不同的

　　無論是政府、企業(ye) ，還是個(ge) 人，做決(jue) 策時都會(hui) 權衡風險。一般情況下，風險權衡的原則是兩(liang) 害相權取其輕。這裏可把“害”理解為(wei) 風險，哪個(ge) 風險小就選哪個(ge) ，個(ge) 人、企業(ye) 可能都是采取這種風險權衡方式來進行決(jue) 策。而政府在風險權衡上的原則恰恰相反，不論是政策也好，還是改革也好，應該是兩(liang) 害相權取其重，是奔著公共風險而去的，哪個(ge) 公共風險更大，就更應該去幹哪個(ge) 事，化解處置風險和防範風險。比如，新冠疫情暴發了，防控疫情風險就會(hui) 擺到優(you) 先級。這樣就有利於(yu) 降低公共風險水平，從(cong) 而降低企業(ye) 的風險成本。

　　從(cong) 戰略上講，當前風險的優(you) 先級在哪兒(er) ？城鄉(xiang) 二元結構導致龐大群體(ti) 的發展空間受限是其中之一。具體(ti) 來說，農(nong) 民工收入增長和勞動技能提高已經遇到天花板，我們(men) 的內(nei) 需難以持續擴大，經濟增長的內(nei) 生動力減弱、失業(ye) 可能會(hui) 隨之增加，風險就會(hui) 形成一個(ge) 鏈條，不斷演變、相互疊加。可以說，戰略上的風險都集中反映在“人”身上，反映在每一個(ge) 公民、階層和群體(ti) 的公平發展機會(hui) 上。再具體(ti) 一點，更是集中反映在占人口大多數（按照戶籍）的農(nong) 民身上。讓農(nong) 民從(cong) 低收入到中等收入，一部分再從(cong) 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這樣才有希望形成一個(ge) 橄欖型社會(hui) 。另外，農(nong) 民工在城裏不能享受市民的平等待遇，消費也就難以擴大。勞動力的漂移不定，特別是下一代也漂移不定，怎麽(me) 可能形成穩定的勞動力市場和消費不斷升級的消費群體(ti) ？因此，要擴大內(nei) 需，就必須沿著農(nong) 民市民化、城鎮化的這條路徑去推進。不然的話，擴大內(nei) 需戰略依然會(hui) 落在相機抉擇的戰術上。若戰略被戰術所替代，未來社會(hui) 領域的公共風險就會(hui) 擴大（如人口質量），企業(ye) 成本會(hui) 上升，我國經濟可能提前落入低增長軌道，甚至出現公共風險與(yu) 低增長相互強化導致經濟螺旋式下行。對此，不可掉以輕心。

　　公共投資、公共消費跟人走，才是有效的

　　從(cong) 風險權衡的角度探討，從(cong) 短期看，要擴大內(nei) 需，應在2.9億(yi) 存量的農(nong) 民工上做文章，加快其市民化進程，並以公共消費帶動私人消費，從(cong) 而擴大社會(hui) 總需求。從(cong) 長期看，必須以公共消費促進人力資本的平等積累，縮小群體(ti) 、階層之間的能力差距，為(wei) 發展的機會(hui) 公平創造條件。這也是我們(men) 現在反複強調的，發展必須以人民為(wei) 中心。如果從(cong) 農(nong) 民市民化這個(ge) 擴大內(nei) 需的路徑來看，很多公共投資就得圍繞城市群、都市圈和城市空間結構優(you) 化去布局，規劃基礎設施項目的思路就應從(cong) 按照地域轉向“跟人走”。現代化的過程是一個(ge) 人口、家庭遷徙的過程，人口重新分布的過程，而且這個(ge) 過程是主流。這就意味著當前的大量公共投資在空間單元上就不能一刀切地落到全國的縣市，因為(wei) 大部分縣市人口都在淨流出。如何進一步擴大有效投資？隻有堅持項目跟人走，才是有效的投資。

　　同樣地，共同富裕問題，如果從(cong) 人的角度進行度量，最大的問題不是收入和財富差距的問題，而是消費差距所帶來的人力資本積累的差距。如果我們(men) 的參照係隻放在物上，很可能落入平均主義(yi) 陷阱，解決(jue) 不了根本問題。這也是為(wei) 什麽(me) 西方的貧富差距難以縮小的原因。因為(wei) 他們(men) 的社會(hui) 運行遵循的是物本邏輯或者說是資本主導邏輯。我國要促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就必須堅持人本邏輯，這也是一個(ge) 風險判斷的參照係。貧富差距上的最大風險不是看收入、財富基尼係數有多大，而是看大眾(zhong) 的消費差距（消費基尼係數）有多大。消費反映大眾(zhong) 的生活水平，是人力資本積累的過程，直接決(jue) 定是否會(hui) 產(chan) 生貧困的代際傳(chuan) 遞。當政府的公共消費可以彌補因收入和財富差距所導致的個(ge) 人家庭消費缺口時，就可以促進人的能力提升，並縮小能力差距，防止家庭的貧困一代一代傳(chuan) 遞，為(wei) 人的縱向流動創造條件。因此，公共消費也要跟人走，促進社會(hui) 公平才是有效的。

　　風險是基於(yu) 人的，離開人這一主體(ti) 來考慮風險沒有意義(yi) 。所以，識別和判斷風險的邏輯自然而然地嵌入了以人為(wei) 本的邏輯，否則，就會(hui) 導致風險誤判。同樣，當前宏觀經濟麵臨(lin) 的許多風險問題，也需要回到如何以人民為(wei) 中心，以人為(wei) 本的發展理念上。隻有這樣，我們(men) 才能更加準確地權衡風險、判斷風險，並有效應對風險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