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光磊、裴新偉(wei)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

　　在當前中國社會(hui) 中，確實存在著貧富差距現象以及教育資源分布不夠均衡等階層流動受阻的表現，但尚不能說已經達到了一些研究成果和網絡段子所強調的“階層固化”的地步。所謂的“階層固化”，其實是大眾(zhong) 對子女通過努力是否能夠改變命運的焦慮心理、個(ge) 別“二代成員”的“炫耀型行為(wei) ”，以及某些自媒體(ti) 的誇大宣傳(chuan) 等共同加持下，階層流動障礙因素在大眾(zhong) 輿論中的社會(hui) 放大。

　　現在，中國社會(hui) 的階層流動仍然強勁。從(cong) 總體(ti) 階層來看，自1978年至今，代際流動率從(cong) 38%一路上升到71%，也就是說，與(yu) 父輩相比，平均每100個(ge) 人中職業(ye) 階層地位發生改變的人數由改革開放初期的38人增加至最近的71人。而且，在20個(ge) 具有代表性的國家中，中國代際關(guan) 聯係數相當低，排第17位。這表明無論是從(cong) 國內(nei) 看，還是從(cong) 國際比較看，中國社會(hui) 的開放性相對較高。實際上從(cong) 我國社會(hui) 成員構成的巨變來看，我國農(nong) 業(ye) 勞動者已減少到2億(yi) 人以內(nei) ，農(nong) 村人口減少到了5億(yi) 人左右。這表明農(nong) 業(ye) 勞動者階層的子女中青年人向上流動的機會(hui) 多，社會(hui) 仍呈現高流動特征。

　　問題出在了對階層流動的認識上。在部分人的觀念中，急劇性、跨越性的階層流動才屬於(yu) “向上流動”。事實上，階層流動區分為(wei) 結構性流動與(yu) 非結構性流動。從(cong) 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初期，由於(yu) 製度變化的影響，階層流動以急劇性、跨越性、大規模的結構性流動為(wei) 主。進入社會(hui) 平穩運行期後，社會(hui) 流動模式從(cong) 機會(hui) 少、長距離的“高鐵模式”向機會(hui) 多、距離短的“地鐵模式”轉變，以有序性、漸進性和穩定性為(wei) 特征的非結構性流動成為(wei) 階層流動的主流。在此期間，先賦性因素對階層流動的影響整體(ti) 趨於(yu) 弱化，後致性因素的影響則日益強化，父代職業(ye) 對子女選擇相同職業(ye) 的影響力度不斷下降，代際間差別得以瞬間彌補的概率有所降低，這是社會(hui) 結構變遷過程的一個(ge) 普遍規律，也是一種可喜的變化。

　　當然，這樣說，並不意味著中國目前階層流動不存在任何障礙，相反，目前確實還有不少因素影響階層流動。影響階層流動的因素有製度與(yu) 政策等宏觀因素、製度外“間隙”行為(wei) 機製等中觀因素，以及差異化的個(ge) 體(ti) 能動性等微觀因素。

　　應對階層流動的障礙因素，需要社會(hui) 各界齊發力：首先，需要通過調整或廢除有損公平的製度與(yu) 政策，減少或避免“照顧”“尋租”等製度外“間隙”行為(wei) ，以及促進城鄉(xiang) 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措施，切實保障社會(hui) 成員實現階層流動的機會(hui) 相對公平。同時，需要通過合理有效的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將收入分配差距控製在適當的範圍之內(nei) ；加大對低收入家庭，特別是農(nong) 村困難家庭的幫扶力度，減少低收入階層社會(hui) 成員代際傳(chuan) 遞的比例，幫助他們(men) 中有條件的子女能夠較為(wei) 順暢地邁入中等收入群體(ti) ，並帶動他們(men) 整體(ti) 家庭麵貌的改變。其次，處於(yu) 弱勢地位的社會(hui) 成員，需要在坦然麵對既有階層流動障礙因素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個(ge) 體(ti) 在實現階層流動中的能動性，多渠道提升自身的受教育水平與(yu) 職業(ye) 技能，堅定決(jue) 心與(yu) 毅力，逐步實現“向上流動”。最後，要營造積極“向上流動”的社會(hui) 輿論環境，主流媒體(ti) 要利用自身的專(zhuan) 業(ye) 與(yu) 資源優(you) 勢，深度報道和挖掘新聞事實、解答公眾(zhong) 疑惑、引導大眾(zhong) 輿論；政府、平台和行業(ye) 協會(hui) ，要創新對自媒體(ti) 的規範與(yu) 引導，使其客觀、公允地宣傳(chuan) 報道社會(hui) 熱點問題，不宜將階層流動障礙因素誇大解讀，避免對社會(hui) 成員特別是青少年產(chan) 生不良的心理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