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琉璃河遺址考古發掘負責人王晶為(wei) 大家介紹考古發掘使用的工具。

　　11月4日，圓明園澹泊寧靜遺址考古發掘現場，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張中華在介紹最新考古發現。

　　2021年9月14日，路縣故城遺址公園設置的模擬考古體(ti) 驗區。資料圖片/新京報記者 陶冉 攝

　　11月4日，圓明園澹泊寧靜遺址考古發掘現場，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張中華在介紹最新考古發現。A08-A09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浦峰（除署名外）

　　第一次撥通電話的時候，琉璃河遺址考古發掘現場負責人王晶正在工地上和隊員們(men) 探討考古發掘中的新發現。

　　1974年，兩(liang) 座西周大墓的發現讓琉璃河遺址走入人們(men) 的視野。北京地區出土的最大青銅器堇鼎和首博的鎮館之寶伯矩鬲（俗稱牛頭鬲），都出自這裏。自此，北京作為(wei) 燕國都城的麵紗逐漸被揭開。

　　嶄新的故事要從(cong) 2019年講起。伴隨著琉璃河遺址考古發掘的重啟，王晶這一代年輕的考古人走入考古現場，走入三千多年前的北京城。

　　然而，琉璃河遺址考古隻是近年來北京考古事業(ye) 的一個(ge) 縮影。北京城的曆史，在考古人員的手中，徐徐展開。

　　“太保墉匽”

　　一組鑄有相同銘文的青銅尊、卣、爵等器物，為(wei) 北京三千餘(yu) 年的建城史提供了不可置疑的實證。

　　琉璃河遺址考古發掘現場負責人王晶清楚地記得，這些青銅器出土於(yu) 去年冬天。“1902號墓葬是偏中小型的貴族墓，麵積僅(jin) 有7平方米，能夠在這麽(me) 小的區域內(nei) 出土青銅器，已經算是比較驚喜了。”

　　王晶和隊員們(men) 將幾件青銅器整體(ti) 提取到室內(nei) 。清理過程中，首先打開了青銅卣的器蓋，發現器蓋內(nei) 壁和器身內(nei) 底部都鑄有相同銘文，且比較清晰。“當時，第一眼就看到了‘太保墉匽’的內(nei) 容，感覺非常興(xing) 奮。”王晶表示。

　　卣中銘文可辨識：“太保墉匽，延宛匽侯宮……”大意為(wei) ：“太保在匽築城，隨後在匽侯宮進行宴饗。”

　　史書(shu) 記載：“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yu) 北燕。”銘文中出現的“太保”“墉匽”“匽侯宮”等內(nei) 容，有力地證明了三千餘(yu) 年前，周王重臣召公，親(qin) 臨(lin) 燕都也就是今天的琉璃河燕都遺址所在地，建造了燕國都城。

　　北京大學副校長孫慶偉(wei) 表示，青銅提梁卣上的銘文以無可爭(zheng) 議的文字資料為(wei) 北京三千餘(yu) 年的建城史提供了實證，在世界城市史研究上具有獨特價(jia) 值，堪稱“北京之寶”。

　　去年出土的錯蓋三千年的青銅簋也饒有趣味。M1901新出土的銅簋與(yu) 40多年前出土的圉簋紋飾相同，考古研究人員根據銘文推斷，這兩(liang) 件簋的蓋、身在下葬時應是混淆了。

　　自2019年開始，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聯合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多家單位，對琉璃河遺址的城址區和墓葬區開展了考古工作。

　　大幕拉開，琉璃河帶給人的驚喜不斷。三年間，琉璃河遺址新發現了宮殿區之外的成規模夯土建築，發掘了小型夯土建築3座，清理了西周早期墓葬5座，新出土青銅器、玉器等各類文物百餘(yu) 件。

　　遺跡類型豐(feng) 富、遺物內(nei) 涵複雜的琉璃河遺址，不僅(jin) 是北京三千餘(yu) 年城市文明的曆史見證，更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格局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例證。

　　晴天一身土 雨天一身泥

　　今年，琉璃河遺址考古的重點是城址區。王晶介紹，目前，考古人員正在對琉璃河城內(nei) 的一夯土遺址進行發掘。“這個(ge) 建築規模較大，符合西周燕都遺址的氣象。遺憾的是，城內(nei) 夯土建築被晚期堆積破壞，打破情況嚴(yan) 重，恐怕很難再複原建築本身的房屋結構。”

　　與(yu) 此前發掘的墓葬區不同的是，城址區發掘難度更高，有更多疊壓打破關(guan) 係，更多複雜現象。“最近一段時間，我們(men) 也在不斷克服這些困難。”王晶說。

　　白天，王晶會(hui) 和隊員們(men) 在考古現場進行田野發掘，晚上回到室內(nei) ，整理一天的照片、記錄、圖表，“我們(men) 會(hui) 定期開例會(hui) ，討論新發現，有時也進行一些分享和公眾(zhong) 考古活動。”

　　這樣的工作對王晶和隊員們(men) 來說已經習(xi) 以為(wei) 常。用王晶的話來說，就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雖然辛苦，但大家都樂(le) 在其中”。

　　夏天的時候，為(wei) 了讓工地內(nei) 的光線更充足，容易辨識，即便再熱，現場往往也不搭棚子。冬天的時候，為(wei) 了對遺址進行更好的保護，有時考古人員會(hui) 給它們(men) 蓋被子、搭棚子、加暖氣。

　　“土遺址由於(yu) 可展示性不強，往往得不到大家的重視。”在王晶看來，需要和天氣奮鬥的不是人，而是遺址。“有時候，我們(men) 甚至會(hui) 犧牲人在野外考古的舒適度，來更好地保護遺址。”

　　目前，琉璃河考古發掘團隊共有四十餘(yu) 人，包括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員、技師、合作高校的研究生和民工師傅，平均年齡隻有30多歲。

　　能夠深度參與(yu) 琉璃河遺址的考古工作，王晶感到十分興(xing) 奮，用她的話來說，就是“神往已久”。畢業(ye) 於(yu)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她，研究方向就是夏商周考古。“上學期間，老師也經常提到琉璃河遺址。”王晶回憶。

　　談及對琉璃河遺址的考古期待，王晶表示，琉璃河遺址真正的輻射範圍、建造城市時的布局理念、城內(nei) 與(yu) 城外的關(guan) 係以及不同人群的生存狀態，是他們(men) 一直想要去搞清楚的。

　　尋找城牆

　　與(yu) 此同時，通州東(dong) 部，路縣故城遺址的發掘也在進行。

　　2016年，為(wei) 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通州區潞城鎮開展了大規模考古工作，發現漢代路縣故城城址及其周邊的墓葬群，出土了大批重要文物。

　　今年，考古人員在東(dong) 漢水井中發現了木、竹簡牘，這在北京地區考古中尚屬首次發現。

　　當時，路縣故城遺址考古項目負責人孫猛正和同事清理城郊遺址區東(dong) 南部的一個(ge) 水井，發現了封泥匣。封泥匣一般附在簡牘上，中間下凹處填以封泥，漢晉時較為(wei) 常見。

　　他和同事據此推斷，水井裏麵有簡牘和封泥，於(yu) 是一點點仔細清理，最終發現了木、竹簡牘。

　　受保存環境、條件的限製，木簡、木牘的出土在南方及西北幹旱地區較為(wei) 常見，在北京的遺址中出土十分難得。孫猛介紹，木簡、木牘容易受損，目前還是以保護為(wei) 主，以後會(hui) 在做好保護工作的前提下進行解讀。

　　兩(liang) 漢道路的發現，對了解和認識城郊遺址區的範圍與(yu) 界線十分重要。此次考古還首次發現了魏晉時期最大規模的窖藏。孫猛介紹，窖藏以鐵器為(wei) 主，種類豐(feng) 富，包括日常生活用具、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工具、兵器等。他猜想，這可能和魏晉時期動蕩不安的背景有關(guan) 。

　　《漢書(shu) 》《水經注》《後漢書(shu) 》等史料記載，路縣設置於(yu) 西漢初年，屬漁陽郡；王莽改為(wei) 通路亭，隸屬於(yu) 通路郡；東(dong) 漢改“路”為(wei) “潞”，始稱潞縣。該城址就是兩(liang) 漢時期路（潞）縣的治所。

　　2016年，找到城牆，確定城址的邊界，是孫猛和同事麵臨(lin) 的任務。最終，考古人員通過全麵調查、局部鑽探和重點發掘，基本確定了城址的位置、範圍和形製。

　　這也是孫猛第一次專(zhuan) 門從(cong) 事城址考古。他表示，城址考古工作持續時間長、涉及內(nei) 容多，比較複雜。

　　文物保護與(yu) 城市發展並行

　　新世紀以來，北京進入各類建設曆史最快增長期，考古工作為(wei) 配合這些建設全麵展開，工作量呈幾何級數增長。

　　標誌性節點出現在2014年。當年，《北京市地下文物保護管理辦法》實施，明確要求舊城之內(nei) 建設項目總用地麵積1萬(wan) 平方米以上，和舊城之外2萬(wan) 平方米以上的建設工程，要進行考古調查、勘探。由此，“考古先行”的原則正式確立。

　　“北京對遺址、遺跡的保護由被動式保護變為(wei) 主動跟進式保護，走在了全國前列。”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張中華回憶，那時，社會(hui) 各界對地下文物資源的保護意識有了明顯提高，參與(yu) 地下文物保護和考古工作的熱情高漲。

　　這些年，在北京大大小小的工程項目現場，人們(men) 常常能看到考古人員的身影。考古研究不僅(jin) 在北京老城的整體(ti) 保護中發揮了基礎性作用，也配合著城市的建設和發展。

　　2017年，考古人員對明清時期的西板橋及河道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為(wei) 探討北京中心城區明代以來內(nei) 金水河水係的曆史麵貌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

　　去年，正陽橋明代鎮水獸(shou) 的出土，對研究正陽門前護城河及防禦、水利、交通體(ti) 係等具有重要價(jia) 值。

　　在西山永定河文化帶，金中都考古首次發現護城河、城牆、馬麵等外城城牆體(ti) 係，還發現了東(dong) 開陽坊、開遠坊、顯忠坊等城址遺存，對研究唐幽州、遼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古代城市更迭具有重要作用。

　　考古工作在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興(xing) 國際機場、冬奧會(hui) 、世園會(hui) 等國家重大項目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截至2021年底，北京考古研究院完成副中心考古發掘56項，發掘總麵積約23萬(wan) 平方米，發掘古墓葬、道路、水井等各類遺跡近萬(wan) 座。副中心發現的古代遺跡數量多、延續時間長、形製齊全、器物豐(feng) 富、分布集中，與(yu) 漢代路縣故城遺址建立起立體(ti) 結構、內(nei) 外互動的遺跡係統。

　　在張中華看來，文物保護和城市發展形成了雙贏的局麵，“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的理念得到了落實。

　　“下一步，不僅(jin) 是配合城市建設，我們(men) 還會(hui) 做一些主動性的考古工作，對北京的地下文物資源、北京城的曆史進行深入研究。”他說。

　　走向公眾(zhong)

　　伴隨北京考古事業(ye) 的迅速成長，近年來，“公眾(zhong) 考古”的概念也慢慢進入大眾(zhong) 視野，越來越多的人走入考古現場，尤以圓明園考古工地為(wei) 代表。

　　2016年，圓明園首次在微博、微信、直播軟件等新媒體(ti) 上直播考古實況，向公眾(zhong) 展示西洋樓遺址區的遠瀛觀考古現場。張中華回憶，當時考古人員還是拿著一台手機直播，設備簡單。

　　談起最初向公眾(zhong) 開放考古現場的決(jue) 定，張中華坦率、微笑著說，自己最初表示了反對。“當時，我還陸續寫(xie) 了好幾封抗議信。”

　　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圓明園考古工地向公眾(zhong) 開放以來，他們(men) 收到的都是公眾(zhong) 的鼓勵。他越來越感到，工地越開放，公眾(zhong) 越能包容和理解。

　　最近一次直播中，他表示，公眾(zhong) 考古確實給考古人員帶來了一些新挑戰。比如，考古人員接觸的都是專(zhuan) 業(ye) 領域知識，如何把這些內(nei) 容通俗易懂地向大眾(zhong) 科普，需要花一番工夫。但他常常身體(ti) 力行。

　　樂(le) 此不疲的還有王晶。在近日舉(ju) 辦的第二屆北京公眾(zhong) 考古季中，北京市文物局邀請20組家庭走進琉璃河西周燕都遺址的考古發掘現場，共同探秘“最早的北京城”。

　　20組家庭在王晶和隊員們(men) 的帶領下，實地體(ti) 驗考古勘探及發掘工作，試用探鏟、觀察土樣、收集陶片、記錄信息等。在與(yu) 公眾(zhong) 交流的過程中，王晶發現，一些人是帶著好奇心來的，能夠問到一些很細節的問題，聽到自己和隊員的講解後，才發現考古原來和他們(men) 想象的不太一樣。走的時候，公眾(zhong) 收獲滿滿，還對他們(men) 報以微笑，讓他們(men) 照顧好自己。

　　“模擬考古不會(hui) 破壞文物本身，還能讓公眾(zhong) 了解考古發掘的流程以及考古過程中要記錄的信息。”王晶說，“如果以誌願者或者臨(lin) 時隊員的身份真正參與(yu) 考古發掘，則需要經過專(zhuan) 業(ye) 培訓，不是拿上手鏟就能直接上手的。”

　　回顧這幾年與(yu) 公眾(zhong) 的接觸，王晶感慨良多，令她印象最為(wei) 深刻的還是去年冬天。

　　2021年12月19日，《2021琉璃河考古新發現》的網絡直播，引發了大眾(zhong) 對燕都遺址和主動性考古發掘的關(guan) 注。通過直播，觀眾(zhong) 們(men) 可以清楚地看到考古隊員們(men) 在零下的室外環境裏，站在滿是泥濘的墓坑裏艱苦工作，嘴裏不停地呼出哈氣，衣服上掛著冰冷的泥漿。

　　直播後，有人將滿滿三大箱暖手寶，放在了遺址外圍董家林村口的崗亭，托人送到了考古工作站，還特意將快遞單信息撕掉，隻留下了“房山群眾(zhong) ”幾個(ge) 字。

　　三箱東(dong) 西封箱不動，被妥善存放。當時，王晶和隊員們(men) 希望找到這位“房山群眾(zhong) ”，表示感謝，並邀請他一同參觀遺址，近距離感受考古工作的魅力。遺憾的是，他們(men) 最終沒能找到這位好心人。但這份來自陌生人的善意一直讓王晶感到很溫暖。

　　盡管目前考古工地上的事情繁多，但王晶表示，對於(yu) 短視頻、直播、媒體(ti) 的報道等，他們(men) 一直保持開放、歡迎的態度。“畢竟，公眾(zhong) 考古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men) 還要繼續做下去。”

　　特別的一年

　　今年，對北京的考古工作隊伍來說，也是特別的一年。

　　不久前，新組建的北京市考古研究院正式揭牌。從(cong) 1951年成立的文物調查組到文物工作隊，再到文物研究所、如今的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考古隊伍已經走過了70餘(yu) 年。名稱的變化體(ti) 現的是北京文物考古事業(ye) 波瀾壯闊的曆程。

　　去年5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建設工程考古事務中心）與(yu) 北京市古代建築研究所（北京市文物保護事務中心）整合，組建了北京市文化遺產(chan) 研究院。今年2月，北京市文化遺產(chan) 研究院調整設置為(wei)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並保留了北京市文化遺產(chan) 研究院牌子。

　　“名稱的變更，體(ti) 現了北京對考古工作的重視。人員組成上，我們(men) 也進行了優(you) 化，利於(yu) 今後考古事業(ye) 的發展。”張中華說。

　　根據北京地下文物資源的特點，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設置了燕文化、遼金元、明清三個(ge) 考古研究部；此外，還有文物保護研究部、文獻資料研究部等。“科技考古、實驗室考古、文物的現場保護等是下一步發展的重點，對文物保護工作能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張中華表示。

　　今年7月，人力資源和社會(hui) 保障部、國家文物局決(jue) 定，授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化遺產(chan) 研究院）“全國文物係統先進集體(ti) ”稱號。申報材料裏提到了去年的石窟寺專(zhuan) 項調查工作。

　　該調查曆時近六個(ge) 月，足跡遍及北京市9個(ge) 區，共對101處地點進行了核查，行程3500多公裏，確認32處石窟寺、33處摩崖造像，克服了時間緊、任務重、天氣寒冷、交通不便等困難。

　　張中華回憶，那時，正值2021年初北京最冷的時候，石窟寺往往建在山上。張中華和同事一進山就要待很久，沒有吃的也沒有住的地方，條件十分艱苦。

　　“考古調查在整個(ge) 考古鏈條中處於(yu) 最基礎的地位，是最重要的工作。通過調查，才能初步摸清遺址、遺跡的分布和保存狀況，為(wei) 下一步的考古勘探、發掘、保護和研究提供依據。”他說。

　　在張中華看來，探尋北京城市之源的路任重道遠。“從(cong) 金朝到元明清，北京一直作為(wei) 都城存在，我們(men) 希望找到更多北京‘何以為(wei) 都’的考古學證據。此外，北京處於(yu) 遊牧民族和中原民族交融的前沿地帶，我們(men) 想要弄清楚，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格局的形成過程中，北京的貢獻在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