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慶英先生離我們(men) 而去了，在表達沉痛哀悼之情的同時，我的腦海裏也不時浮現出和他合作共事二十餘(yu) 年中的一些往事。

　　我在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讀書(shu) 之時，和陳慶英老師初次建立了聯係。那時我正跟隨陳得芝老師讀中國古代史方向博士生，計劃圍繞元代西藏地方曆史展開自己的專(zhuan) 題研究。1991年，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我寫(xie) 信求助於(yu) 正在青海社會(hui) 科學院工作的陳慶英先生，他欣然以所譯達倉(cang) 宗巴·班覺桑布《漢藏史集》相贈，對我的博士學位論文的撰寫(xie) 及元代西藏曆史研究幫助良多。1993年7月，我博士研究生畢業(ye) 來到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曆史宗教所（2000年分為(wei) 曆史研究所、宗教研究所）。8月，陳慶英先生從(cong) 青海社會(hui) 科學院調到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擔任曆史宗教所所長。他是我的領導，由此我們(men) 也成了同事，直到2009年他退休，我們(men) 一直合作共事。我得到過他很大的幫助，從(cong) 他那裏也學到了很多。

　　圖為(wei) 陳慶英先生（左3）主持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曆史研究所會(hui) 議，討論《西藏通史》相關(guan) 工作 （圖片由張雲(yun) 提供）

　　我們(men) 剛到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就一起承擔了由總幹事多傑才旦先生布置的兩(liang) 項任務：一由陳慶英先生負責，將西藏社會(hui) 科學院恰白·次旦平措先生主編的《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與(yu) 西藏曆史的本來麵目》藏文資料集翻譯為(wei) 漢文。在陳老師的帶領下，大家齊心協力，順利完成了這項具有重要政治意義(yi) 的學術資料翻譯工作，該書(shu) 在1997年11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發行。一由多傑才旦先生牽頭的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重點課題“元以來中央政府與(yu) 西藏地方關(guan) 係史研究”，該課題具體(ti) 由鄧銳齡先生具體(ti) 負責，鄧先生、陳先生、祝啟源先生和我分別撰寫(xie) 有關(guan) 章節，鄧先生負責統稿，最後階段我還兼任課題學術秘書(shu) 工作，我們(men) 時常聯係，交換觀點和信息，也密切了彼此之間的關(guan) 係。該書(shu) 出版延宕多年，於(yu) 2005年由中國藏學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多傑才旦主編，鄧銳齡副主編，鄧銳齡、陳慶英、張雲(yun) 、祝啟源著《元以來西藏地方與(yu) 中央政府關(guan) 係史研究》）。後來，由陳慶英、高淑芬主編《西藏通史》（中州出版社2003年），我也應邀參與(yu) 其中，承擔了第一編、第二編的撰稿工作。其他科研課題的研究與(yu) 合作還有不少，陳慶英先生的學術造詣、學術威望和人格魅力，很好地把大家團結在一起，保障了課題的順利完成。

　　由拉巴平措總幹事負責的國家財政專(zhuan) 項撥款的國家哲學社會(hui) 科學重大項目《西藏通史》，讓我們(men) 一起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歲月。起初階段，課題的具體(ti) 負責人是陳慶英先生，他為(wei) 課題的設計、人員選擇和重大原則的確立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課題執行過程中，他帶領我們(men) 經常一起召開學術研討會(hui) ，一起到西藏各地調研，一起解決(jue) 遇到的學術難題。最後階段，組織委托我擔負課題的責任，我積極協助拉巴平措、陳慶英兩(liang) 位總主編，與(yu) 各卷主編和撰稿人認真修改、查漏補缺，解決(jue) 了一個(ge) 又一個(ge) 難題，期間均有陳慶英先生的大力支持。《西藏通史》體(ti) 現了中國藏學界的通力合作，體(ti) 現了中國藏學研究者的責任擔當，也體(ti) 現了中國藏學的研究水平。2016年該書(shu) 順利出版（拉巴平措、陳慶英總主編，張雲(yun) 執行總主編《西藏通史》8卷13冊(ce) ，中國藏學出版社2016年）時，我們(men) 一起懷著喜悅和感慨分享了不平凡的過程，作為(wei) 總主編之一的陳慶英先生也在這個(ge) 過程中與(yu) 大家加深了了解，建立了更深厚的友情。

　　圖為(wei) 陳慶英先生（右4）帶領課題組成員在西藏調研期間與(yu) 西藏社會(hui) 科學院、西藏大學專(zhuan) 家合影 （圖片由張雲(yun) 提供）

　　提到陳慶英先生，大家幾乎會(hui) 異口同聲地說他學問好，人品好，對此，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特別是曆史所的同誌體(ti) 會(hui) 尤深。我的第一部學術著作《青藏文化·吐蕃卷》，1995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作為(wei) “絲(si) 綢之路文化”叢(cong) 書(shu) 的一種出版時，他就撰寫(xie) 了《對青藏高原古文化的新探討——“絲(si) 路文化吐蕃卷”簡評》（《中國藏學》1996年第3期），予以推介，多所獎掖和提攜。1997年我申報的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唐代吐蕃與(yu) 波斯文明關(guan) 係問題研究”獲得資助，他是推薦人之一，該書(shu) 後來順利出版（《上古西藏與(yu) 波斯文明》，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年），包涵他的支持與(yu) 幫助。2010年到2020年，我擔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曆史研究所所長十年，除了完成《西藏通史》這項重大課題之外，還組織了一些學術活動，完成了一些其他重要科研任務，這些都得到過陳慶英先生的細心關(guan) 照。

　　陳慶英先生的淵博學問的取得，既有個(ge) 人的天賦和紮實的語言（漢語、藏語和外語）基礎，又有良好的學術訓練（師承王堯、王輔仁、胡坦、東(dong) 噶·洛桑赤列、洛桑群覺等先生）和獨到領悟，既有豐(feng) 富的實地調查和青海牧區生活實踐，更有數十年如一日堅持不懈的勤奮鑽研。此外，陳慶英先生謙虛而嚴(yan) 謹的治學態度，以及尊師重道的修為(wei) ，也為(wei) 我們(men) 樹立了良好的榜樣。大家都知道他古藏文水平高，藏漢曆史文獻翻譯能力強，貢獻大，但是他卻自稱自己“並不精通藏文”，“在開初的階段，也就是上個(ge) 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自信心還比較強，還覺得自己有一些發現和創造。但是到2000年以後，這種自信無形中慢慢消失了，感覺到自己不懂的地方太多了，寫(xie) 文章、做講座反倒覺得不那麽(me) 有把握了。不那麽(me) 敢下筆，不那麽(me) 敢發揮了”。他表現出虛懷若穀的胸襟，以及對藏學研究的敬畏之心，展現出一個(ge) 優(you) 秀學者崇高而又質樸的精神境界。王堯先生生病期間，他約我們(men) 幾位一同前往醫院看望，王堯先生去世後，他約我們(men) 一起撰寫(xie) 懷念文章，在《www.easyfundingllc.com》雜誌刊登，以緬懷王先生的非凡功績，用行動詮釋了中國學人真誠而厚道的品格。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所有著良好的學術傳(chuan) 統，而這種學術傳(chuan) 統的形成與(yu) 鄧銳齡先生、陳慶英先生的卓越努力和成就是密切相關(guan) 的。我們(men) 感恩陳慶英先生的創造性工作，感恩他的辛勤培養(yang) 和無私奉獻，我們(men) 也十分懷念和他在一起融洽相處、追求學問追求真知的日子。（新利平台 特約撰稿人/張雲(y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