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廣學

　　當編輯部把高高的一大摞《袁世碩文集》打印稿交與(yu) 我負責時，我的內(nei) 心掀起了陣陣波瀾，既惶恐，又興(xing) 奮。惶恐的是，袁先生作為(wei) 學術大家，馳譽海內(nei) 外，“邈然予小子”，何能承此重任？興(xing) 奮的是，我的博士導師杜桂萍教授是袁先生的及門弟子，編輯師祖文集，對我來說，實在是一種難得的勝緣。於(yu) 是，我臨(lin) 淵履薄，黽勉從(cong) 事。如今，這套墨綠色的《文集》正散發著淡雅而清新的書(shu) 香，整齊地端立在我的眼前。

　　《蒲鬆齡著述事跡新考》（第一冊(ce) ）、《孔尚任年譜》（第三冊(ce) ）、《文學史學的明清小說研究》（第四冊(ce) ），早已是古代文學研究領域的標誌性成果；本次出版，在舊版基礎上進行了一定的整合與(yu) 增訂。《〈聊齋誌異〉知解散論》（第二冊(ce) ）、《文學史理論·交流》（第五冊(ce) ）均為(wei) 本次新編。前者對《聊齋誌異》的藝術特色和18篇名作進行了深切獨到的分析和鑒賞；後者包含了袁先生對文學史理論基本問題的多維探索，又收有為(wei) 師友、弟子論著所作的大量序跋。《文集》既有袁先生治學理念、研究方法的夫子自道，又有在此理念、方法的指導下作出的突破性成果。讀者若能前後參證，悉心尋繹，必能得到諸多的啟發。

　　袁先生高度重視理論素養(yang) 。他曾明確指出：“在整個(ge) 的知識結構中，理論因素是帶有方向性的、最有活力的因素。”（《治學經驗二談》，《煙台大學學報》1991年第8期）袁先生的理論意識自覺、強烈、持久，像一條紅線，貫穿於(yu) 其學術生涯的每一個(ge) 階段。翻開《文集》第五冊(ce) “上編走向理論”，16篇論文中，有對文學史相關(guan) 理論問題的獨到見解，有對風行一時的接受理論的犀利評點，有對闡釋學巨著《真理與(yu) 方法》的大膽質疑，有對20世紀50年代“美學大討論”五大觀點的切實研判。在袁先生的其他論著中，我們(men) 還可捕捉到馬克思主義(yi) 哲學、西方形式主義(yi) 文論等深淺不一的印記。袁先生對理論的閱讀之廣、思考之深、運用之活、收獲之豐(feng) ，在當代卓有建樹的古代文學研究專(zhuan) 家中，實屬罕見。

　　與(yu) 重視理論素養(yang) 密切相關(guan) 的，是袁先生大力倡導問題意識。他曾專(zhuan) 門撰寫(xie) 《以問題意識引領學術研究》加以論述，此文開宗明義(yi) ：“開展學術研究，關(guan) 鍵要有問題意識。可以說，學術研究靠問題意識引領。”（《人民日報》2015年11月30日第7版）袁先生研究每一個(ge) 課題，撰寫(xie) 每一篇論文，必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如研究蒲鬆齡事跡著述，袁先生想考索的是“這位文學家的生平事跡、生活狀況和創作方麵的情況，以及《聊齋誌異》的流傳(chuan) 情況”（《文集》第一冊(ce) 第3頁）。梳理孔尚任交遊，袁先生是“為(wei) 探索孔尚任創作《桃花扇》的思想根源和素材來源，提供一些情況和材料”（《文集》第三冊(ce) 第197頁）。翻開《文集》第四冊(ce) 《文學史學的明清小說研究》，更是袁先生“問題意識”主張的集中呈現：“這些文章可以說是以研討問題為(wei) 主，是為(wei) 求得對這幾部小說名著的某些方麵的認知，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文集》第四冊(ce) 第2頁）問題意識已成為(wei) 袁先生學術研究的標識和底色。

　　袁先生的文學史研究，既強調曆史主義(yi) ，又堅持文學本位。強調曆史主義(yi) ，則需考證；堅持文學本位，又需詮釋。袁先生對考證的地位有著明確的認識：“在文學史研究中，考證是從(cong) 屬於(yu) 文學史的基本任務，即有助於(yu) 曆史地解析、評論作品，建構文學的曆史係列，展示文學發展的曆史麵貌，可以說是文學史研究的基礎工作。”他認為(wei) ，史實考證應該為(wei) 理論詮釋服務，歸宿在於(yu) 對作品的詮釋，“詮釋最根本的、也是最有意義(yi) 的任務是對作品描述的內(nei) 容作由表及裏、由淺入深的意義(yi) 層麵的闡釋。”

　　綜觀袁先生的文學史研究著述，往往首先通過考證的方法，探明作家的創作史實，理清文本的外部關(guan) 係，真正做到知人論世；又運用詮釋的方法，深入分析文本，讓文學研究回到文學本身。這樣的研究就真正避免了“過分關(guan) 注材料的搜集和梳理，而忽視從(cong) 材料中可能獲得的最終含義(yi) ”（［美］勒內(nei) ·韋勒克、奧斯汀·沃倫(lun) ：《文學理論》，劉象愚、邢培明、陳聖生、李哲明譯）。如袁先生考察蒲鬆齡和顧青霞的關(guan) 係，即是精彩一例。袁先生通過考證，發現蒲鬆齡對年輕貌美、才藝不凡的顧青霞的感情非同一般，甚至有“付與(yu) 可兒(er) 吟與(yu) 聽”的親(qin) 昵失態的詩句。在此基礎上，袁先生把蒲鬆齡的這段感情曆程和《聊齋誌異》中的《嬌娜》《白秋練》聯係起來，發現這兩(liang) 篇小說中的女主人公都有顧青霞的影子，寄托了作者對顧青霞早逝的哀思。可見《聊齋誌異》中的一些篇章和蒲鬆齡的生平經曆有密切關(guan) 係，這說明《聊齋誌異》並不全是聽來的奇聞逸事，至少有部分作品就是他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編織的故事，蘊含了他的身影和心跡，於(yu) 是魯迅“用傳(chuan) 奇法，而以誌怪”的經典論斷便不完全準確。這樣精到的研究，如層層剝筍，啟人心智，開人眼界，給予讀者的不僅(jin) 僅(jin) 是新穎獨到的觀點，更是富有方法論意義(yi) 上的啟迪。像這樣考證細密、詮釋精妙的研究在袁先生《文集》中為(wei) 數甚多。

　　袁先生的學術生命豐(feng) 富、舒展、遼闊。《文集》所收，均是袁先生的個(ge) 人成果。此外，他還曾主持編纂《元曲百科辭典》，主持整理《王士禛全集》，與(yu) 殷孟倫(lun) 合注《聊齋詩詞選》，與(yu) 徐仲偉(wei) 合著《蒲鬆齡評傳(chuan) 》，與(yu) 鄒宗良合校《醒世姻緣傳(chuan) 》，等等。這些或主編或合作的論著，也都花費了袁先生大量的時間和心血，也都產(chan) 生了很大的學術影響，可惜沒有選入《文集》，至多收有個(ge) 別《前言》。《文集》所收之精粹與(yu) 袁先生態度之矜慎，亦由此可見一斑。

　　近二十年來，袁先生在從(cong) 事專(zhuan) 業(ye) 著述之餘(yu) ，主編了《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高等學校文科教材）、《中國古代文學史》（馬克思主義(yi) 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等國家級教材，彰顯出一代優(you) 秀學人的家國情懷與(yu) 社會(hui) 擔當。這些教材，響應國家政策，惠及萬(wan) 千學子。作為(wei) 教材主編，或發凡起例，或組織協調，或最終統稿，工作量之巨大、繁重，非局外人所能體(ti) 會(hui) 。每念及此，即會(hui) 對袁先生的高風亮節欽佩不已。

　　《文集》所收論著，戛戛獨造，足以代表其名山事業(ye) ；《文集》外之學術活動，影響深遠，又可見其學人擔當。打通《文集》內(nei) 外，方能看出袁先生完整的學術人生、全麵的學術圖景及其學術背後的拳拳之心與(yu) 眷眷之情。

　　如今，袁先生已逾鮐背之年，但依然懷抱著對學術的一腔赤子之心，筆耕不輟。其極具學術價(jia) 值的論文《元雜劇三家考實》已於(yu) 今年《文學遺產(chan) 》第1期刊發，其以數十年學術功力鑄就的《錄鬼簿校箋》也將很快付梓。這種“活到老，學到老”的以學術為(wei) 誌業(ye) 的精神不能不令後學感佩動容。（杜廣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