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業(ye) 考古於(yu) 20世紀初濫觴於(yu) 歐洲，在20世紀50年代被引入日本，之後得到迅速發展。遺憾的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鹽業(ye) 考古在我國卻是個(ge) 空白。

　　1999年，在國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四川成都平原及周邊古代鹽業(ye) 的景觀考古學研究”國際合作項目得以實施，這是首次在中國開展的一次重要的鹽業(ye) 考古實踐，其曆史作用不容低估。接下來，隨著長江三峽忠縣中壩遺址考古發掘的連續進行，中國的鹽業(ye) 考古終於(yu) 拉開序幕，步入正軌。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忠縣(洽甘)井河穀中壩遺址的發掘，揭示出一大批製鹽遺跡，出土大批製鹽遺物，展示了三峽地區上迄新石器時代晚期、下至20世紀，長達4500年的鹽業(ye) 發展編年史。其中，尤以先秦時期的製鹽遺跡和遺物最為(wei) 豐(feng) 富。2006年，在德國圖賓根大學舉(ju) 辦的聚焦“四川盆地古代鹽業(ye) 的比較觀察”國際學術會(hui) 議上，著名的國際鹽史專(zhuan) 家傅漢斯教授強調：長江三峽(洽甘)井河穀的新發現填補了四川盆地史前鹽業(ye) 生產(chan) 的資料空白，對於(yu) 全麵理解四川鹽業(ye) 的長期發展、特別是對了解史前時期的鹽業(ye) 考古有著難以估量的價(jia) 值。

　　2000年，中美兩(liang) 國學者分別在美國加州大學和東(dong) 亞(ya) 考古學第二屆年會(hui) 上介紹了長江上遊鹽業(ye) 考古調查和發掘的初步成果。當中壩遺址的田野工作結束以後，中外學者又先後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德國圖賓根大學舉(ju) 辦了兩(liang) 次有關(guan) 中國鹽業(ye) 考古的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其目的在於(yu) ，希望研究世界其他區域製鹽遺跡的考古專(zhuan) 家能夠關(guan) 注中國的考古新發現，並盡快建立一個(ge) 盡可能廣泛的國際合作群體(ti) ，推進國際鹽業(ye) 考古與(yu) 中國鹽業(ye) 考古進行比較研究。

　　可以說，“成都平原及周邊地區古代鹽業(ye) 的景觀考古學研究”奠定了中國鹽業(ye) 考古的第一塊基石，其示範性效應引發了學界對鹽業(ye) 考古的興(xing) 趣和重視，從(cong) 而讓更多學者開始在他們(men) 的研究領域中領會(hui) 到鹽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由此產(chan) 生的積極作用是對鹽業(ye) 考古和鹽史研究的全麵推動。

　　2000年後，中國鹽業(ye) 考古的重心轉向渤海灣南岸。2002年，北京大學與(yu) 山東(dong)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萊州灣和膠東(dong) 半島進行了全麵的鹽業(ye) 考古調查，確認分布在萊州灣沿岸的大量遺址屬於(yu) 製鹽產(chan) 業(ye) 性質，遺址中遺留的大量盔形器則是該地區一種特有的製鹽器具。

　　接下來展開的一係列考古調查相繼發現了大批先秦至宋元時期的製鹽遺址群，每個(ge) 遺址群又包含若幹製鹽作坊，從(cong) 數十座到上百座不等，如此大規模的製鹽遺址在世界範圍內(nei) 也極為(wei) 罕見。通過對壽光、廣饒、昌邑等地製鹽作坊遺址的考古發掘，首次揭露出商代晚期、西周時期、東(dong) 周時期和宋元時期的製鹽作坊和大批製鹽遺跡，研究者對商代晚期以來萊州灣地區的製鹽作坊布局、製鹽原料、製鹽器具、工藝流程等有了深入的了解，該研究也因此榮獲2009年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進而引起中外學者對這一區域鹽業(ye) 考古的關(guan) 注。

　　近些年來，中國的鹽業(ye) 考古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從(cong) 東(dong) 南沿海到華南地區，從(cong) 西北、西南到長城沿線和東(dong) 北地區，各地不斷有新的發現，在很多方麵填補了鹽業(ye) 考古的空白。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繼長江三峽地區發現史前時期的製鹽遺址後，在東(dong) 南沿海的浙江寧波大榭島再次發現屬於(yu) 錢山漾文化(距今4300—4000年)製作海鹽的遺址，其成熟的工藝顯示，當地的製鹽產(chan) 業(ye) 很可能是從(cong) 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延續發展下來的。這一新的發現彰顯出鹽業(ye) 考古正在成為(wei) 中國考古學中非常富有潛力的研究領域。

　　根據現有的考古證據，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在長江三峽、渤海灣沿岸和晉南解池等鹽業(ye) 資源豐(feng) 饒之地就已經存在製鹽產(chan) 業(ye) 和相關(guan) 的貿易活動。但是，隻有當鹽業(ye) 生產(chan) 發展到一定規模之後，才能被考古學家所觀察到。也就是說，中國早期的鹽業(ye) 開發和利用可向前推進至更早的史前時期。

　　事實也確實如此，由於(yu) 早年缺乏鹽業(ye) 考古知識，無法辨識製鹽遺跡和遺物的特殊形態。如今，研究人員通過十餘(yu) 年鹽業(ye) 考古的實踐、反思和比較研究，對以往一些考古發現的內(nei) 涵有了新的理解，如廣東(dong) 珠海寶鏡灣遺址出土的一批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陶棍”、淇澳島東(dong) 澳灣商周時期的爐灶遺跡等應屬於(yu) 製鹽產(chan) 業(ye) 的遺留；對香港海岸沙丘遺址早年發掘的一批南朝至唐代窯爐的再研究，也得出了新的認識。可以說，這些都是在長江三峽鹽業(ye) 考古示範效應下取得的研究成果。

　　根據現有考古資料，四川成都平原、四川鹽源、雲(yun) 南滇池周邊、江西清江盆地等顯露出的一些蛛絲(si) 馬跡，正亟待加強鹽業(ye) 考古調查研究加以證實。

　　可以說，短短20餘(yu) 年，中國的鹽業(ye) 考古展現出極為(wei) 迅猛的發展勢頭，一係列重要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不僅(jin) 迅速填補了中國鹽業(ye) 考古的空白，創建了一個(ge) 新的考古分支學科，也迅速彌補並縮短了我國與(yu) 國外在這一研究領域的巨大差距。如果今天重新撰寫(xie) 一部中國鹽業(ye) 史，各地出土的大量實物資料將使這部著述更加鮮活、充實、生動和富有生命力。

　　(李水城 作者係四川大學文科講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