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蘇傑（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副教授）

　　商周時期數量巨大、內(nei) 容豐(feng) 富的青銅器銘文，體(ti) 現了中華文明獨特的書(shu) 寫(xie) 文化。相比於(yu) 其他文獻，銘文能基本反映書(shu) 寫(xie) 的原貌，因而對研究中國早期社會(hui) 的曆史、文化、思想等，有著重要的價(jia) 值。商周銅器銘文的書(shu) 寫(xie) 之所以如此繁盛，除了物質條件的進步與(yu) 社會(hui) 需求等因素外，思想、情感層麵的追求也是一個(ge) 重要原因。用文字進行書(shu) 寫(xie) 是人類文明進步史上的大事，因為(wei) 它代表著思想、情感的傳(chuan) 播可以突破時空的限製。《墨子·兼愛下》提到，今人不與(yu) “先聖六王”同時，卻能了解其德行，“以其所書(shu) 於(yu) 竹帛，鏤於(yu) 金石，琢於(yu) 盤盂，傳(chuan) 遺後世子孫者知之”。可見，古人早已認識到書(shu) 寫(xie) 之於(yu) 思想傳(chuan) 承、文明演進的價(jia) 值。而在“傳(chuan) 遺後世子孫”方麵，銅器銘文（即所謂“金石”“盤盂”）更有著無可比擬的優(you) 勢。當古人認識到生命的有限性之後，青銅材質所具有的永存性，便寄托了他們(men) 對“永恒”的希冀，或者說是對生命“不朽”價(jia) 值的追尋。

　　中國早期關(guan) 於(yu) 生命價(jia) 值的體(ti) 認，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三不朽”說。《左傳(chuan) ·襄公二十四年》記載晉範宣子與(yu) 魯叔孫豹討論何謂“死而不朽”。範宣子認為(wei) ，自己家族自古至今皆有官職，這便是不朽。但叔孫豹認為(wei) 這隻是“世祿”，並非不朽，真正的不朽應如魯國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即死後其言論仍能流傳(chuan) 後世。進而他便論述了“三不朽”的觀念：“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即當時人們(men) 認為(wei) 要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德、功、言三者的樹立與(yu) 傳(chuan) 承，這樣才能實現人生的崇高價(jia) 值。此種“生命價(jia) 值觀”後為(wei) 儒家所繼承並發揚，構成了中華文明的重要思想底色。當然，“三不朽”的價(jia) 值觀並非《左傳(chuan) 》所創，它應來自更久遠的傳(chuan) 承，並有逐步演化的過程，這一點便可從(cong) 銅器銘文的發展中找到線索。

　　最早的銅器銘文非常簡單，有的僅(jin) 由一個(ge) 或數個(ge) 名詞組成，稍複雜的也僅(jin) 是一個(ge) 主謂句。商代晚期才有長篇銘文，其主要進步是能完整敘述一連串事件且有清晰的因果聯係。比如《小子[~符號~]卣》（《集成》5417，《集成》指《殷周金文集成》）銘文有四十七字，敘述器主參與(yu) 一項軍(jun) 事行動有功因而受到上級的賞賜，又因此製作了銅器以祭祀、告慰其亡母。顯然，這類銘文的書(shu) 寫(xie) 重心是“功勳”與(yu) “賞賜”，它代表著主人最有價(jia) 值的榮譽，因此他希望通過銅器精確地傳(chuan) 達給祖先或後世。故而，此類銘文往往具備嚴(yan) 密而完整的因果敘事。事實上，商周銘文絕大多數內(nei) 容都是圍繞這一主題展開的，因為(wei) 對當時的貴族來說，用銘文記錄其所立的功勞和所受的封賞，不僅(jin) 是其人生價(jia) 值的展現，也是其家族政治地位的宣示和保障。由此亦可見，“三不朽”中“立功”的價(jia) 值觀，有著深刻的社會(hui) 政治基礎，也在銅器銘文中有充分的體(ti) 現。

　　到了西周早期，出現了長達百字甚至數百字的篇章，不過大部分仍以紀功、紀賞為(wei) 主。但與(yu) 此同時，也有部分銘文出現了新變，比如開始大量使用“引文”。以西周早期《大盂鼎》（《集成》2837）為(wei) 例，此銘除了開篇與(yu) 結尾為(wei) 常見內(nei) 容外，正文以四個(ge) “王若曰”或“王曰”領起，詳細記錄了周王對器主的訓話，其中既有對商周換代的經驗總結，也有對周王及器主祖先功勳的稱頌，還有對器主的誇讚、期許與(yu) 封賞。器主將此類言辭完整書(shu) 寫(xie) 於(yu) 銅器之上，除了彰顯其家族之榮譽外，顯然也有傳(chuan) 承曆史經驗的意圖。又如西周早期《何尊》（《集成》6014），銘文也如實記錄了周武王初遷成周之後，對包括器主“何”在內(nei) 的“宗小子”的一場訓誥。此外更有一種形式特殊的銘文，其全篇都包含於(yu) 引文之內(nei) ，實際上可視為(wei) 大段言辭的抄錄。如西周早期《沈子它簋蓋》（《集成》4330），全銘皆包含在由“它曰”領起的引文之內(nei) ，且開篇即謂“拜稽首，敢敏昭告”，明確指出器主通過銘文進行“昭告”的意圖。這類形式特殊的銘文產(chan) 生於(yu) 西周早期，在西周中晚期趨於(yu) 興(xing) 盛，春秋時期仍有相當數量，至戰國時才最終消亡。

　　西周銘文的這一變化，不由使人想到“三不朽”中的“立言”說。孔穎達謂：“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chuan) 。”銘文無論是將上級（特別是周王）的訓誥作如實記錄，還是將自己的想法書(shu) 寫(xie) 於(yu) 銅器，都是基於(yu) 其言辭有“可傳(chuan) ”的價(jia) 值。而如西周早期的《作冊(ce) 益卣》（《集成》5427），其銘文以“作冊(ce) 益作父辛尊，厥銘宜曰”開篇，自陳作銘之宜，更體(ti) 現出明顯的“立言”意圖。另一方麵，西周銘文的文采也有顯著進步，其寫(xie) 作模式趨於(yu) 多樣化，且出現了刻意修辭的例子。比如西周早期《毛公旅方鼎》（《集成》2724）將銘文寫(xie) 成了七七、四四的整齊韻句（第三句五言，但首字為(wei) 虛詞），而西周晚期《虢季子白盤》（《集成》10173）則采用了倒敘的手法。以上這些例子足以說明，“立言”這一獨特的價(jia) 值觀在西周時期得到了發展。

　　銘文至西周中晚期達到鼎盛，出現了如《史牆盤》（《集成》10175）、《毛公鼎》（《集成》2841）這樣登峰造極的名篇。此時的銘文中出現了較多對祖先美德與(yu) 自身品行的歌頌，最有代表性的即為(wei) 《史牆盤》。該銘文采用雙線敘事，先鋪寫(xie) 文王以來七代周王的崇高美德和偉(wei) 大功勳，接著又順次敘述器主家族曆代祖先的各類美德，最後歸結到器主自身，強調其孝友、勤勉的品性，可以看出它自始至終都以“德”作為(wei) 核心。銘文的此種變化，應與(yu) 當時社會(hui) 對“德”的強調有關(guan) 。周人崇德，但西周早期所謂的“德”似乎更多與(yu) 天命相連，所以銘文中提到周文王、武王之德，往往將其與(yu) “受大（天）命”進行關(guan) 聯。如《毛公鼎》謂“丕顯文武，皇天引厭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史牆盤》對文、武二王也主要稱頌其受天命滅殷之德，而對成、康、昭三王，則主要稱頌其治國之功，隻有對穆、恭二王，才更強調其仁德（銘文稱“祇顯穆王”“申寧天子”，天子即恭王）。聯係現代學者認為(wei) 穆王時代存在較大政治變革的觀點，銘文的這一變化或許就與(yu) 此有關(guan) 。總之，西周中期銘文開始強調與(yu) 後世相似的“德”，其中既包括對君王之德、祖先之德的頌美，也有對器主自身之德的顯揚，可見“立德”的價(jia) 值觀於(yu) 此時已基本形成。

　　綜上，從(cong) 青銅器銘文不同階段的發展可見古人多樣的生命價(jia) 值觀。這些觀念在曆史進程中逐漸演化、積澱，最終形成了“三不朽”說。這是中國早期對生命“超越價(jia) 值”的深刻體(ti) 認，也是一種崇高的精神追求。除此之外，銅器銘文中也有大量祈禱長壽、安康以及享樂(le) 的話語，這說明古人對生命自身的現實價(jia) 值也並不忽視。正是豐(feng) 富的生命價(jia) 值觀，造就了中國早期文化多彩的麵貌，也奠定了此後中國人基本的人生價(jia) 值取向。

　　而正如前文所說，銅器銘文對中國早期各領域研究都有著重要的價(jia) 值。如果從(cong) 《漢書(shu) ·郊祀誌》所載漢宣帝時出土先秦有銘銅器算起，銘文的重新發現和研究已有兩(liang) 千多年的曆史。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發現的先秦有銘銅器（含有著錄而原器散逸的）已近兩(liang) 萬(wan) 件，時代則涵蓋了商代早中期直至戰國末期。以往的銘文研究對其書(shu) 寫(xie) 或文學層麵蘊含的規律與(yu) 價(jia) 值缺少足夠的重視。事實上，在商周銘文漫長的發展曆程中，其書(shu) 寫(xie) 模式就曾有過較為(wei) 複雜的演化，其修辭技巧也存在逐步提升的過程。這對於(yu) 我們(men) 探討先秦文學，特別是商代與(yu) 西周文學的演進，有著極為(wei) 重要的意義(yi) 。而在此過程中，我們(men) 更可以通過銘文來分析當時人們(men) 思想與(yu) 情感的變化，正如上文對早期生命價(jia) 值觀的探討。因此，從(cong) 書(shu) 寫(xie) 與(yu) 文學角度對商周青銅器銘文進行全麵而深入的研究，是必要且有益的，應引起學界的關(guan) 注。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2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