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在建設早期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在建構著早期的精神文明。早期書(shu) 寫(xie) 就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寶貴文獻。對這些文獻，我們(men) 不僅(jin) 需要從(cong) “信史”的角度進行考量，還需要從(cong) 文化記憶和中華民族早期精神文明建構等角度進行多層麵分析。本期推出的三篇文章，分別從(cong) 《史記·五帝本紀》的書(shu) 寫(xie) 與(yu) 司馬遷的古史觀，銅器銘文書(shu) 寫(xie) 中所體(ti) 現的生命觀念，儒家“禦”這一概念的哲理化三個(ge) 方麵，探討其中所體(ti) 現的豐(feng) 富文化內(nei) 涵及其文化價(jia) 值。

　　作者：龍文玲（廣西大學文學院教授）

　　《史記·五帝本紀》構建了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傳(chuan) 承的古史譜係，這一譜係長期遭到質疑，並被一些學者視為(wei) 中國神話曆史化的例證。然而，隨著地下文物不斷出土，史前文明不斷發現，不僅(jin) 需重新審視司馬遷構建的五帝譜係，而且更需重新理解其為(wei) 何書(shu) 寫(xie) ，以及其中蘊藏的古史觀念。

　　　廣搜史料、以雅求美的書(shu) 寫(xie) 原則

　　關(guan) 於(yu) 《五帝本紀》的書(shu) 寫(xie) ，該篇篇末的“太史公曰”，給出了三個(ge) 重要信息：

　　一是創作動機：“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shu) 》獨載堯以來”。說明司馬遷的創作緣於(yu) 《尚書(shu) 》沒有記載堯以前的曆史，希望補綴曆史缺憾，補齊中國上古史發展脈絡。這樣的使命感，體(ti) 現了司馬遷“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勇氣和魄力。

　　二是文獻來源：“孔子所傳(chuan) 宰予問《五帝德》及《帝係姓》，儒者或不傳(chuan) 。餘(yu) 嚐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dong) 漸於(yu) 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係姓》章矣”。說明司馬遷所據文獻以傳(chuan) 世文獻為(wei) 主，田野考察資料為(wei) 輔。傳(chuan) 世文獻，主要有《尚書(shu) 》、諸子百家著作、《五帝德》《帝係姓》《春秋》《國語》等；田野考察資料，主要是司馬遷前往傳(chuan) 說中五帝到過的空桐、涿鹿、東(dong) 海、江淮等地，向當地長者調研獲得的口耳相傳(chuan) 資料。

　　三是文獻處理方式：“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餘(yu) 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參以前段所引，可知司馬遷將搜集到的田野資料與(yu) 傳(chuan) 世的古文進行過對比分析，剔除“不雅馴”者，而保留下典雅之訓。所謂“古文”，即王國維《〈史記〉所謂古文說》所雲(yun) ：“若《五帝德》、若《帝係姓》、若《諜記》、若《春秋曆譜諜》、若《國語》、若《春秋左氏傳(chuan) 》、若《孔氏弟子籍》，凡先秦六國遺書(shu) ，非當時寫(xie) 本者，皆謂之古文。”司馬遷將田野考察資料與(yu) 《五帝德》等古文典籍對比分析後，還得出了它們(men) 對五帝風教記載具有一致性的重要結論。

　　以上信息，表明了《五帝本紀》書(shu) 寫(xie) 的基本原則：全麵網羅文獻資料，擇雅黜野，析理探賾，按照時間先後次序，對五帝曆史進行整齊編排。

　　就《五帝本紀》對五帝譜係的言說看，黃帝為(wei) 少典之子，傳(chuan) 位給其子顓頊，顓頊傳(chuan) 位給族子帝嚳，帝嚳傳(chuan) 位給其子堯；堯將帝位禪讓給同族玄孫舜。這一帝位傳(chuan) 承依據的不是嫡長子繼承製，而是繼承者的德才。如顓頊“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帝嚳“順天之義(yi) ，知民之急”；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舜“行厚德，遠佞人”。並且，五帝均勤政愛民，知人善用，重視教化，功勳卓著，深受百姓擁戴。這樣的書(shu) 寫(xie) ，展示的是一幅理想的政治圖景，體(ti) 現的是一種以雅求美的古史書(shu) 寫(xie) 原則。

　　隱藏的文化記憶

　　盡管《五帝本紀》是以傳(chuan) 世文獻和田野考察為(wei) 基礎的，但其真實性卻長期遭到質疑。如歐陽修《帝王世次圖序》認為(wei) ：司馬遷所作本紀，堯、舜、夏、商、周，皆出於(yu) 黃帝，導致“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梁玉繩《史記誌疑》還指出，按五帝世係，舜為(wei) 堯族玄孫，則舜娶堯女“是以族曾孫娶曾祖姑，不更瀆倫(lun) 亂(luan) 序乎！”且鯀、禹曆仕顓頊至舜四朝，實在過於(yu) 長壽；“堯舜在位，幾百五十年”，亦令人難以置信。

　　對此，一些學者試圖從(cong) 考古學角度論證《五帝本紀》的可靠性。如隋雲(yun) 鵬《〈史記·五帝本紀〉的考古學基礎》提出：“《史記·五帝本紀》具備了堅實的考古學基礎。換言之，距今約四五千年前的五帝時代確實存在著這樣一群偉(wei) 大的部落聯盟最高統治者，他們(men) 篳路藍縷、朝乾夕惕，創造了了不起的人類文明。”一些學者試圖從(cong) 民族學角度肯定《五帝本紀》的合理性。如孫錫芳《〈史記·五帝本紀〉五帝譜係合理性探究》認為(wei) ：“五帝譜係不是五帝的家譜，而是對於(yu) 中國上古氏族部落乃至民族曆史發展軌跡的反映。”

　　以上不同的觀點，促使我們(men) 重新思考司馬遷為(wei) 何如此書(shu) 寫(xie) 。由司馬遷“餘(yu) 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看，他搜集的關(guan) 於(yu) 五帝事跡的文獻中，除有“不雅馴”的內(nei) 容外，可能還有不一致乃至相矛盾的內(nei) 容。比如，就《五帝本紀》載堯舜禪讓一事，司馬貞《正義(yi) 》引《括地誌》雲(yun) ：“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dong) 北十五裏。《竹書(shu) 》雲(yun) 昔堯德衰，為(wei) 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裏。《竹書(shu) 》雲(yun) 舜囚堯，複偃塞丹朱，使不與(yu) 父相見也。”《竹書(shu) 》，即西晉時出土於(yu) 戰國魏安釐王墓的《竹書(shu) 紀年》。由此記載，可知關(guan) 於(yu) 堯舜更替還另有說法：舜取代堯靠的不是和平禪讓，而是血腥武力。但司馬遷在寫(xie) 作中，選擇了有助於(yu) 表現美善政治的和平禪讓，而對武力取代的說法予以忽視，體(ti) 現了以雅求美的書(shu) 寫(xie) 原則。

　　如果一定要從(cong) 曆史真實的角度去要求《五帝本紀》的話，無論如何是無法理解司馬遷對《竹書(shu) 》這類材料的忽視的。但如果從(cong) 文化記憶理論去考量，就能理解《五帝本紀》書(shu) 寫(xie) 的合理性。事實上，《五帝本紀》承載的乃是自孔子以來人們(men) 對“盡善盡美”德政的美好記憶，是建立在關(guan) 於(yu) 五帝時代回憶的基礎上的文化書(shu) 寫(xie) 。正如德國學者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所說：“回憶文化則著重於(yu) 履行一種社會(hui) 責任。它的對象是群體(ti) ，其關(guan) 鍵問題是：‘什麽(me) 是我們(men) 不可遺忘的？’”在司馬遷看來，不可遺忘的是五帝時代的君明臣賢、關(guan) 注民生、“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的德政文化。因此，他選擇了稱頌五帝德政之美的文獻。正如他在《太史公自序》裏對《五帝本紀》的概括：“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wan) 世載之。”在此，他強調的不是五帝具體(ti) 的風教業(ye) 績，也不是帝位更迭的具體(ti) 細節，而是黃帝開創的法天則地的政治秩序，以及顓頊等四帝遵序形成的可以萬(wan) 世效法的法度規範。

　　繼往開來的古史觀

　　漢武帝時代，國力強盛，疆域空前闊大。誠如司馬遷《太史公自序》所說：“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當時中華大地上，各民族往來、融合，盛況空前。回溯過去，是為(wei) 了構建當下，開創未來。受時代感召，司馬遷通過對古史的回溯，對五帝時代進行整齊、重構，“為(wei) 後世史家立則發凡”（錢鍾書(shu) 《管錐編》）。基於(yu) 此，他描繪的五帝時代藍圖除了君明臣賢、以德治國之外，還有兩(liang) 個(ge) 重要特征：

　　一是幅員遼闊的大一統。黃帝時代東(dong) 至於(yu) 海，南至於(yu) 江，西至空桐，北至涿鹿；顓頊時代東(dong) 至蟠木，南至交阯，西至流沙，北至幽陵；帝堯時代東(dong) 至暘穀，南至南交，西至昧穀，北至幽都。這些五帝疆域的描述，其實是建立在古史傳(chuan) 說與(yu) 漢帝國實際疆域基礎上的想象，體(ti) 現的是漢武帝時代大一統的思想。

　　二是民族和諧的大融合。根據傳(chuan) 世文獻和考古發現，五帝其實並非直係親(qin) 屬關(guan) 係，而是分屬於(yu) 遠古時代中華大地上的不同氏族。但在《五帝本紀》中，顓頊、帝嚳、堯、舜都是黃帝的子孫。此外，夏禹、殷契、周後稷均為(wei) 黃帝玄孫，秦、匈奴亦為(wei) 黃帝的後代，東(dong) 越、南越、西南夷的先君也都可以溯源到黃帝。這一書(shu) 寫(xie) ，其實是將漢武帝以前各民族的文化記憶進行了重構，表現了早期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

　　要而言之，《五帝本紀》是司馬遷在大量早期文獻和文化記憶基礎上所進行的文化建構。它雖然不是“信史”，卻包含了上古以來各民族豐(feng) 富的曆史記憶，說明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雖有“拚湊”之痕，卻符合中華民族多源共生的融合過程，體(ti) 現了大一統的文化理想。正因為(wei) 如此，“炎黃”作為(wei) 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才被後世所認可，在中華民族的發展中起著無可估量的巨大凝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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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2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