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作者：葛承雍（中國文化遺產(chan) 研究院教授、陝西師範大學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蔡鴻生先生的名氣，不如他的學問那麽(me) 大。在學術界，“蔡鴻生”這個(ge) 名字，並非玉落大海、默默無聞，也算不上如雷貫耳、聲震八方，但在我看來，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先生”。

　　何謂“大先生”？在漢語中，“先生”是一個(ge) 尊稱，“大先生”更是對人格、品德、學業(ye) 上能為(wei) 人表率者的尊稱，隻有社會(hui) 的尊者、育人的能者、心懷家國學問的大者，方可稱為(wei) “大先生”。蔡鴻生先生就是這樣的“大先生”。他一生行事低調，遠離平庸，他的求真思索可以使後學受益終生，他的求新成果經得起曆史的長久推敲，多年以後依然可以在浩瀚書(shu) 海裏熠熠生輝。

　　蔡鴻生（1933—2021），廣東(dong) 汕頭人，曆史學家。1953年考入中山大學曆史學專(zhuan) 業(ye) ，1957年畢業(ye) 留校任教。曾任該校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長、《曆史大觀園》月刊主編。長期從(cong) 事中外關(guan) 係史的教學和研究，重點探討唐代粟特、突厥文化，俄羅斯館與(yu) 中俄關(guan) 係，嶺南佛門僧尼史事，廣州與(yu) 海洋文明，曆史研究的學理和方法等領域。著有《俄羅斯館紀事》《尼姑譚》《清初嶺南佛門事略》《唐代九姓胡與(yu) 突厥文化》《廣州海事錄：從(cong) 市舶時代到洋舶時代》等。

　　我不是蔡鴻生先生的親(qin) 炙弟子，頂多是個(ge) 私淑弟子，但是我對他的敬仰不亞(ya) 於(yu) 入室弟子。“文革”前，蔡先生30歲出頭，就在《曆史研究》等雜誌發表了幾篇有分量的論文。那時發表論文的機會(hui) 很少，比今天難得多，他不僅(jin) 發表了，而且其獨到的見解受到學術界重視。20世紀80年代我讀研究生時，曾仔細拜讀過他的論文，知道他的研究領域極為(wei) 廣泛，從(cong) 中古突厥到近代廣州，從(cong) 中西交通到海絲(si) 港口，融會(hui) 貫通，由博返約，在見麵之前，就已經對他非常敬重了。

　　1996年我去廣州開會(hui) ，在中山大學第一次拜見蔡先生，那時他63歲，滿頭鶴發，白眉低垂，精神矍鑠，很像一尊參透了世間萬(wan) 象的神。那次，蔡先生親(qin) 自帶我去了陳寅恪的故居，還講了一些他自己讀書(shu) 時的情況。1953年秋，他20歲，跨進中山大學曆史係的門檻。1955年，以“元白詩證史”選修生的身份聽陳寅恪先生講課。授課是在陳寅恪家裏，正式的選修生加上旁聽的教師，一共隻有幾個(ge) 人。陳先生講學很有魅力，借曆史、文學揭示古代社會(hui) 與(yu) 人性的衝(chong) 突，由表到裏啟發學生理解曆史，令人茅塞頓開。

　　如今，距離我們(men) 第一次見麵已經過去20多年了，蔡先生也已經去世整整一年了，但我對當年的情形記憶猶新，不由感到，要在新的環境下重新體(ti) 會(hui) 老一輩“大先生”的風神氣韻，回望他們(men) 作為(wei) 真正的學術耕耘者的心路曆程。

　　　沒有畢業(ye) ，隻有畢生

　　蔡先生上大學時，受到過嚴(yan) 格的思辨能力訓練，陳寅恪等老先生傳(chuan) 授的史學思維又給他的讀書(shu) 實踐增添了許多養(yang) 料。他多次和我聊起馬克思、費爾巴哈等西方哲人的著述，也談起陳寅恪、岑仲勉等人的學術貢獻，這與(yu) 他五六十年代的學習(xi) 背景有關(guan) 。那時的理論學習(xi) ，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為(wei) 他奠定了站得高、看得遠、走得長的學術基礎，因此才能在日後縱橫古今、聯通中西。

　　他也要求我讀一些西方曆史哲學著作，尤其是那些曆史哲學、宗教批判的經典。這些書(shu) 對人類的思想發展產(chan) 生過巨大影響，不僅(jin) 是學術經典，而且是如今我們(men) 理解西方社會(hui) 基本觀念的重要基礎。遺憾的是，這些書(shu) 我讀過就忘記了，隻了解了皮毛，沒能吸收運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

　　20世紀60年代，蔡先生還是一個(ge) 青年教師時，就已經具有環視世界的眼光和膽識了。他遊走在“西洋”與(yu) “西域”之間，發表了多篇引起學界關(guan) 注的高質量論文，後來又以突厥和九姓胡的研究名滿學界。他雖然成名很早，但始終執著於(yu) 學術，淡泊名利，以一介書(shu) 生的力量，播撒智慧，收獲果實。

　　蔡先生非常重視學術傳(chuan) 統的傳(chuan) 承。他說：“一個(ge) 學科需要幾代人努力，陳寅恪、岑仲勉這樣中山大學‘雙星’的班現在誰來接？過去，很多人不知道絲(si) 綢之路是什麽(me) ，現在人人皆知。但唐宋絲(si) 路與(yu) 明清絲(si) 路不同，鴉片戰爭(zheng) 以後中國絲(si) 綢的輸出與(yu) 曆史上的絲(si) 綢貿易也是不一樣的。地理大發現後，資本主義(yi) 的貿易與(yu) 以前的貿易大不一樣，廣州十三行也變成了絲(si) 綢之路貿易，走西口的也成了絲(si) 綢之路貿易。不懂這些，研究就走樣了。這就是陳寅恪講的‘要有通識’。”

　　2003年是法國漢學家沙畹的《西突厥史料》出版100周年。蔡先生對我說，《西突厥史料》是西突厥研究的奠基之作，即使百年之後，對於(yu) 沙畹這樣的國外傑出學者，我們(men) 也應該銘記。我遵照他的囑咐撰寫(xie) 了《西安出土西突厥三姓葛邏祿熾俟弘福墓誌釋證》，以示學術研究曆來是薪火傳(chuan) 承，百年不輟。他看了很高興(xing) 。

　　他鼓勵我克服困難，抓緊時間做一些前沿課題研究。他說，“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等到了老年就很難有創造力。確實，在國外學術界，一些知名學者一旦年齡大了，沒有新鮮思路，不出版新成果，不參加學術活動，很快就會(hui) 被人們(men) 遺忘。但在中國學術界，尊師尊老是我們(men) 的傳(chuan) 統，學術資格愈老愈得到尊重。可蔡先生不同，他受到人們(men) 的尊重，不僅(jin) 因為(wei) 他年高德劭，而且因為(wei) 他一直在給學術界帶來新的成果。進入古稀、耄耋之後，他仍然耕耘不輟，連續寫(xie) 出了一係列有分量的論文，敘述精彩，剖析精到，立論穩當，評論中肯，其記憶力與(yu) 學識功底常常使我無比歎服。按林悟殊教授所說，蔡先生頭腦越老越清楚、越老越睿智，他思考的學術問題從(cong) 來都是前沿、尖端的。

　　“沒有畢業(ye) ，隻有畢生”，“學問永遠在路上，花未全開月未圓”，“學海無涯，學無止境，學問是一個(ge) 望不到邊際的認識領域，有起點而無終點”，這些都是蔡先生常說的話。

　　言之有物，言之有趣

　　當知識的積蓄至深至厚時，思想的光芒往往就會(hui) 閃耀而出。進入蔡鴻生先生的學術世界，那裏有學問，更有思想。他對時代的感受和認識，散落在他的著述之中，隻有沉浸於(yu) 他的學術之河，才能分揀出他思想的結晶。

　　每當我讀他的書(shu) ，都會(hui) 感歎他知識麵的寬闊，不僅(jin) 時間跨度大，而且涉及範圍廣，《俄羅斯館紀事》（1994年）、《尼姑譚》（1996年）、《清初嶺南佛門事略》（1997年）、《唐代九姓胡與(yu) 突厥文化》（1998年）、《廣州海事錄：從(cong) 市舶時代到洋舶時代》（2018年），從(cong) 古代到近代，從(cong) 外事到宗教，從(cong) 理論到考證，彼此呼應，求索闡釋，均為(wei) 扛鼎之作。他的著述，往往不僅(jin) “言之有物”，而且“言之有趣”，文字清晰，語言精練，氣韻生動，有的如低回的慢板，有的如鏗鏘的快板，把學識的廣博和哲理的睿智融為(wei) 一體(ti) 。

　　《學境》（2001年）是他學術思想的總結性匯集，他在書(shu) 中直呼放眼世界做學問，堪稱先賢留給後人的遺教，其中的《精神生產(chan) 的曆史經驗》《陳寅恪史學的魅力》《學風、學位和學問》《為(wei) 自己的學業(ye) 進補》等文章都給我極大啟迪。可惜，很多學子沒有讀過這本書(shu) ，我極力督促我的博士生們(men) 認真閱讀。

　　《讀史求識錄》（2010年）是他為(wei) 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120周年匯編的文集，上輯選入了多篇他講述治學心得的文章，下輯的文稿結合“學理與(yu) 方法”的研究生課程，娓娓而談，猶如一位人文學者的精神史，提示我們(men) 在學術選擇、創新動因和釋讀求知的背後，洞悉時代演進的曆史大勢。最令我難忘的是，他沿著陳寅恪“讀史求識、脫俗求真”的遺教踐行不止。正如他說的，曆史的洞察力，並非“飽學”的自然結果，讀書(shu) 人中，有知之士摩肩接踵，但有識之士隻是鳳毛麟角。

　　蔡鴻生先生強調以古為(wei) 新，用新的學術眼光激活舊的文獻史料。在《唐代九姓胡與(yu) 突厥文化》《廣州海事錄》這兩(liang) 部書(shu) 中，他對經典文獻的細讀、精讀，以及對最新研究成果的吸納，都令我們(men) 佩服不已。

　　蔡先生說，做學問的宗旨，在於(yu) 求真理，探究曆史，需要有“辨真”的慧根。他多次教育我，要有很強的形象思維能力和過人的想象還原能力，要有走進當時環境的曆史感，因為(wei) 曆史的空白隻能用事理邏輯去彌補，透過虛實互補去尋找曆史發展中帶有規律性的東(dong) 西。他麵對文獻史料時，就有一種如曆其境、如溫舊夢、如對故人的感覺。

　　“粟特人在中國”的問題現在頗受中外學術界關(guan) 注，一般學者往往糊裏糊塗地把“粟特”混同於(yu) “九姓胡”，把“祆教”混同於(yu) “瑣羅亞(ya) 斯德教”，把“胡姓”混同於(yu) “胡人”，把“住戶”混同於(yu) “聚落”。蔡先生非常認真地說，粟特史概念必須明確化。他早早就指出，粟特不等於(yu) 九姓胡，祆教不等於(yu) 瑣羅亞(ya) 斯德教，胡姓不等於(yu) 胡人，住戶不等於(yu) 聚落。他對唐代九姓胡的研究，從(cong) 城邦與(yu) 聚落、胡律與(yu) 禮俗、節慶與(yu) 胡名、貢表與(yu) 貢品等方麵一一深入，緊緊抓住“朝貢”和“胡俗”兩(liang) 條線索，解決(jue) 了前賢沒有解決(jue) 的問題，提出了嘉惠後學的一係列卓越見識。他把外來的獅子、波斯犬、名禽、汗血寶馬以及胡名、胡神、胡食等等都作為(wei) 中西文化交流的鏡子來研究，取得了非凡的突破。比如對獅子的研究，他遍舉(ju) 中外文獻，從(cong) 朝貢、宗教、藝術、民俗等多個(ge) 視角進行分析。從(cong) 貢品史看，獅子作為(wei) 西域的貢品被引進中國，因其隻有觀賞性而無實用性，不能像汗血寶馬那樣養(yang) 殖和調習(xi) ，常常遭受卻貢、遣返或老死於(yu) 蟲蟻房中的冷遇，終於(yu) 銷聲匿跡，對中國曆史進程毫無影響；從(cong) 民俗史看，經過華夏文化的陶冶，獅子形象大放異彩，變成“四靈”的同伴，既受民間喜愛，也可登大雅之堂。由此得出結論：“曆代中國人所讚賞的，並非獅的形體(ti) ，而是獅的精神。”

　　外來宗教史也是蔡鴻生先生有貢獻的研究領域之一。他說，在從(cong) 事唐代蕃胡研究的時候，往往情不自禁地去敲一敲宗教之門。在《唐代九姓胡與(yu) 突厥文化》中，他否定了突厥木杆可汗父女事佛的客觀可能性，指出突厥人由信仰薩滿教轉向信仰佛教的背後隱藏著明顯的現世利益。

　　他首先提出了“三夷教”隨著社會(hui) 變遷而“三化”的概念，即景教方伎化、祆教民俗化、摩尼教異端化。他說“三夷教”一來就撞上華夷之分、胡漢之別的門檻，胡人入華各有獨特的背景，景教有官方批準的背景，摩尼教借回紇之勢有民族背景，祆教信眾(zhong) 以“興(xing) 生胡”為(wei) 基礎有商業(ye) 背景。這些提綱挈領的認識，為(wei) 我們(men) 研究外來宗教傳(chuan) 播奠定了基礎。他強調辨析宗教傳(chuan) 播過程中的曲折性和複雜性，佛教經過中亞(ya) 地區就有了變異，摩尼教在福建華化就有了地方變異。這些全景式的思考無疑擴大了研究的視野。

　　學術眼界，世界眼光

　　蔡先生眼界很高，他要求我讀書(shu) 寫(xie) 作要化艱澀為(wei) 靈動，對書(shu) 中遇到的難題或世人不解、誤解之處，要做到一經抉發闡釋，使人豁然開朗。他還說，做學問要有定力，一定要抵製淺薄化、哄鬧化、片麵化、狹隘化。

　　身處廣州，研究海洋文明無疑具有地利的優(you) 勢，但蔡先生不跟風做什麽(me) 熱點題目，更不渲染華而不實的說法，而是從(cong) 宏觀結合微觀的視角，研究從(cong) 古代市舶時代到近代洋舶時代的廣州海事。《廣州海事錄》從(cong) “舶”字、“鬼市”發凡，說明古代海舶的生活形態，由此延伸到市舶時代廣府的新事物，既有廣府波斯舶舊聞釋證、嶺南昆侖(lun) 奴的遺事，又有廣州宋代蕃坊人家和市舶宴的考證，一個(ge) 字、一個(ge) 詞就勾連起一簇簇文化景觀。

　　我到陽江考察“南海一號”沉船遺物，回程拜訪蔡先生，他結合沉船上發現的遺物與(yu) 遺跡，給我講述曆史現場的海舶生活，提示我觀察唐宋船舶上的貿易實物和船民生活用具，避免“見路不見人”“見舶不見人”“見物不見人”，真正研究海事史的人事本質。

　　我對海上絲(si) 綢之路研究一直是霧裏看花，終隔一層。我的小同學張世民研究員發現陝西涇陽唐代楊良瑤神道碑，記載了唐朝與(yu) 黑衣大食的官方交往，他邀請我寫(xie) 評論文章，我一直不敢多言。就是因為(wei) 蔡先生講的，海航生活中的舶人分工、海糧儲(chu) 備、淡水供應、疾病防治、祈禳儀(yi) 式等與(yu) 陸地定居大異其趣，不能將海洋學和人類學交融會(hui) 通，很難做出發覆之論。然而，蔡先生雙軌並進，他對近代俄羅斯館與(yu) 中俄關(guan) 係早就有深入研究，在洋舶時代又有新的視點透視，清代廣州的荷蘭(lan) 館、瑞典商行、俄美公司等皆被納入他的研究範圍，不僅(jin) 講清了廣州口岸與(yu) 腹地商幫、海幢寺與(yu) 清代“夷務”關(guan) 係，還通過詩文解讀細致剖析十三行商人的西洋觀，通過外銷畫考釋廣州手工業(ye) 。不誇張地說，他是世界知名的中外關(guan) 係史學家，他的一係列有建樹的研究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高度評價(jia) 。在國際學術界為(wei) 中國學者爭(zheng) 取學術地位和話語權，也是他畢生的追求。

　　如果說蔡先生是絲(si) 綢之路研究天空銀河中一顆啟明星，那麽(me) 在海潮奔湧、百舸爭(zheng) 流的海上絲(si) 綢之路浪聲中，他仍是“牽星過海”研究中興(xing) 階段的領航人。

　　蔡先生曾屢次告訴我，隨著時代的變化，要多讀西方與(yu) 中國有關(guan) 的書(shu) ，他說：“西羅馬一統天下沒有東(dong) 羅馬複雜，東(dong) 羅馬位於(yu) 地中海沿岸，涉及國家民族較多。夏登早就指出，要關(guan) 注東(dong) 羅馬對中國的影響。雖然現在發現不少東(dong) 羅馬貨幣，但是對大秦（東(dong) 羅馬）的了解還是隔靴搔癢，大家先看的是印度，後來又看波斯，但是對拂菻（大秦）知道的並不多。隨著文物出土和文獻閱讀的深入，應該對大秦有一個(ge) 新的認識。”“我們(men) 過去隻講希臘羅馬神話，後來加上了《聖經》，但對東(dong) 羅馬的東(dong) 西連基本常識都不了解，所以現在非常隔膜。歐洲學者，包括俄羅斯學者，很重視拜占庭，因為(wei) 其與(yu) 東(dong) 正教有關(guan) 。”“現在雖然到處講絲(si) 綢之路，但史學界很少探討新問題，大多是抄來抄去，寫(xie) 得毫無新意。”

　　2015年，我即將退休，蔡先生知道了很高興(xing) ，他說，你可以拋棄行政繁務，繼續擴大學術視野。德國《華裔學誌》主編顧孝永（彼奧特·阿達邁克）是莫斯科大學畢業(ye) 的博士，準備把他用俄文寫(xie) 的博士論文亞(ya) 美尼亞(ya) 景教研究送給我，我因為(wei) 不懂俄文，隨意放棄了這份贈送。蔡先生知道後，嚴(yan) 肅地批評我，不懂俄文，可以請人翻譯，並諄諄教導我：“你要注意亞(ya) 美尼亞(ya) ，亞(ya) 美尼亞(ya) 文明很古老，海上絲(si) 路申遺就是從(cong) 澳門到亞(ya) 美尼亞(ya) 。亞(ya) 美尼亞(ya) 商人足跡遍及東(dong) 西，但中世紀這段曆史，學界過去談得很少。張星烺的眼界是少見的，他編注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很豐(feng) 富，注意到了亞(ya) 美尼亞(ya) 。現在回頭看，這些老前輩的研究工作很不簡單。如今，不少人卻對過去奠基性的著作視而不見，故意不引用，裝作是自己讀原著發現的，有一種‘你看了文獻我也可以看’的態度，打馬虎眼。人文學科對資料的第一次引述解讀很重要，證明作者的眼光不一樣，我們(men) 對此要尊重。陳寅恪所引述的大多是舊資料，但是他有新解讀。現在都是電腦檢索，負麵作用是沒有學術規範。現在是有技術性規範，而沒有學術性規範。”

　　這幾年國家文物局舉(ju) 辦亞(ya) 洲文明展，亞(ya) 美尼亞(ya) 幾次參展，可惜懂得亞(ya) 美尼亞(ya) 文物與(yu) 文化關(guan) 係的人太少了，我作為(wei) 首席學術顧問，每每遇到困難，都會(hui) 想起蔡先生的教誨，真是追悔不及、懊悔萬(wan) 分。

　　學問人生，魅力人格

　　蔡先生始終謙和從(cong) 容，處世低調。他自謙說，我是嶺南“土著”，身處沿海地帶，又是一個(ge) 學術的“邊民”，涉足的學術領域不今不古、非土非洋。然而，他正是立足中國放眼世界，古今中外皆入彀中。

　　在20世紀五六十年的艱苦環境裏，他克服種種困難，堅守學術理想，在其專(zhuan) 業(ye) 領域內(nei) 持之以恒地辛勤耕耘。在國內(nei) 參考書(shu) 極缺的狀態下，能夠略人所詳、詳人所略，甚至把研究領域拓展至嶺南尼庵的女性遺民，取得了傑出的學術成就。每當查閱他的著作時，我總能感覺到世界就在他的胸中，用“胸中自有雄兵百萬(wan) ”比喻他的學術胸襟，再恰當不過了。

　　2007年10月至11月，蔡先生應邀在香港城市大學中華文化中心連續做了十次講座，主題是“中外文化因緣”，給學生和市民聽眾(zhong) 介紹了唐代中外貿易、宗教、民生風貌、宋代市舶製度以及清代的西洋觀念等。那時，我恰好也在香港城市大學康樂(le) 樓六層中華文化中心做講座，我們(men) 同住專(zhuan) 家公寓，數次暢談。中華文化中心主任鄭培凱教授宴請蔡先生、徐蘋芳先生夫婦和我，大家紛紛稱讚蔡先生的文章瀟灑流利，生動鮮明，在文獻中發現了新意。順便說一句，在香港，我自己不知體(ti) 貼老年人的苦楚，請他到一家西餐廳吃飯，竟然點了八分熟的牛排，讓他咬不動，而我隻顧聆聽他說話，沒有及時換菜，我為(wei) 此後悔了好長時間。

　　他80歲壽辰時，中山大學的弟子們(men) 準備給他過壽，但他不同意我去廣州給他祝壽，幾次打電話他一直婉拒。我提出由我出麵邀請中山大學當時的一位校領導出席，既體(ti) 現對一位資深學者的尊敬，也是對整個(ge) 教師群體(ti) 的鼓勵。但是，蔡先生堅決(jue) 不同意，他說：“我沒有什麽(me) 豐(feng) 功偉(wei) 績，隻是沒有虛度光陰，做了一些科研登山的事情。”我隻好作罷，請王媛媛博士代送了一個(ge) 花籃，略表我這個(ge) 編外弟子的衷心祝願。

　　他給我寫(xie) 信或贈書(shu) ，總要寫(xie) 上“承雍先生指正”，對此我羞愧難當，更加深切感到他的虛懷若穀。我多次對學生說過，蔡先生要是在北京工作，聲名一定要比京城那些著名高校的教授還要高，偏於(yu) 一隅的嶺南限製了他聲名的傳(chuan) 播。但是他總是說，人生最快意的，莫過於(yu) 自身的潛能得到充分發揮，至於(yu) 是否能獲得曆史的認可，那是身後的事，生前的吹捧炒作沒有太大的意義(yi) ，最終的定位還得靠實實在在、能傳(chuan) 世的文章。

　　蔡先生嚴(yan) 謹的治學風格、寬厚的待人之道，對後輩學人啟迪莫大。曆經了80多年的風風雨雨，蔡鴻生這位一輩子研究曆史的“大先生”安然走入曆史，我們(men) 對他敬之仰之。

　　本版蔡鴻生照片由張雷拍攝

　　《光明日報》（ 2022年02月1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