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欣

　　匯聚全國20餘(yu) 家文博機構186件/組精美文物的“雲(yun) 想衣裳——絲(si) 綢之路服飾文化特展”，正於(yu) 成都博物館熱展，將古代絲(si) 路之上盛大磅礴的服飾文化、繁盛精致的衣冠王國和浸潤著千年文化自信的人文曆史圖景為(wei) 人們(men) 一一呈現，引發頗多關(guan) 注。

　　魏晉南北朝時期，原本為(wei) 中國所創且獨有的育蠶技術沿絲(si) 路西傳(chuan) 。這在“魏晉社會(hui) 連環畫”甘肅高台壁畫磚上多有展現。畫像磚上的采桑圖通過磚表現采桑養(yang) 蠶的日常生活場景，佐證了當時養(yang) 蠶和紡織技藝的傳(chuan) 播，也讓我們(men) 從(cong) 人物著裝上看到了當時流行服飾的剪影

　　從(cong) 桑林祈雨、神樹扶桑的典故，到馴養(yang) 家蠶、繅絲(si) 織綢的史實，絲(si) 綢的故事彰顯出中國哲學中“天人合一”的和諧思想。絲(si) 綢通過絲(si) 綢之路，對華夏衣冠文化乃至全世界人類文明產(chan) 生深遠影響。與(yu) 此同時，中國享有“衣冠王國”盛名，其實也離不開傳(chuan) 統服飾在文化融合中的不斷發展。特別是當一件衣服、一塊布料、一縷絲(si) 線、一簇蠶繭隨著貿易往來、民族融合、技術交流，在絲(si) 綢之路上來來回回，碰撞交融，延展出太多豐(feng) 滿華夏衣冠文化的生動情節。

　　【楚漢錦繡與(yu) 絲(si) 路初開】

　　以方物的異地存在見證物質交流

　　在歐亞(ya) 大陸上，各區域人群遷徙活動頻繁，無形中衍生出服飾文化的交流。史載最早的遊牧民族——斯基泰人東(dong) 遷南下，將波斯波利斯浮雕上的尖帽形象和編法帶至天山東(dong) 部的吐魯番地區。這種又直又硬、以毛為(wei) 主要材質的高尖帽成為(wei) “新疆三大古文化”發源地之一蘇貝希文化中重要的服飾標誌。差不多與(yu) 此同時，處於(yu) 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原絲(si) 綢也通過一條還談不上具備規模和固定性的自然通道，向西越過阿爾泰山再傳(chuan) 往北方。

　　雖然今人難以甄別諸如《穆天子傳(chuan) 》之類奇書(shu) 典籍的敘事真偽(wei) ，但充滿浪漫主義(yi) 色彩的楚風紋飾和當時中國獨家生產(chan) 的織錦在遙遠的俄羅斯境內(nei) 巴澤雷克古墓中的存在，著實觀照出絲(si) 綢所承載的中華文化在這段古老過往中的高光時刻。出土自荊州馬山1號墓的鳳鳥花卉紋錦袍既體(ti) 現了中國傳(chuan) 統服飾“衣作秀，錦為(wei) 緣”的基本標準，也展現出楚人想象中高貴且神秘的鳳鳥造型特有的辨識度。在巴澤雷克古墓中發現的絹地蔓草鳥紋刺繡馬韉由起源於(yu) 商周時期的中國最傳(chuan) 統針法鎖繡來表現；胸腹圓潤、下肢微曲的神鳥，頭冠明顯、長尾善舞，與(yu) 花冠倒掛的曼妙枝葉相連理，和以錦袍大身絹地刺繡為(wei) 代表的一係列誇張風格鳳紋具有明顯的關(guan) 聯度。從(cong) 衣料到馬具，也是絲(si) 綢之路上的一種入鄉(xiang) 隨俗。這件錦袍也是一件典型的深衣。深衣是當時最流行的單品，它取代了早期上衣下裳的二部式服裝，可謂中國傳(chuan) 統儒學思想物質化表達的典範：深衣上下連綴、廓形簡練、長度適宜、方便穿用，它的下擺齊平象征公平、衣背中縫垂直象征正直、衣領方正象征無私。深衣作為(wei) 士人以上階層的常服、士人的吉服、庶人的祭服，廣泛出現在現世生活中，服色依季節時令、穿著者的身份地位和著裝場合不同而變化。

　　馬山楚墓中還出土了著名的舞人動物紋錦，一件有對龍、對鳳、對麒麟、對舞人在鋸齒形框架中魚貫而列的經錦，被認為(wei) 是中國最古老的通幅大花紋提花織物。盡管此時的織錦紋樣並不精美，略顯單調和稚氣，但中國是唯一掌握織錦生產(chan) 技術的國家，簡單的幾何紋織錦也被傳(chuan) 到了巴澤雷克盆地。

　　到了漢代，政府一方麵“鑿空”沙漠綠洲絲(si) 綢之路和經營西域，另一方麵大力發展官營織造機構，這些豐(feng) 功偉(wei) 績為(wei) 絲(si) 綢成為(wei) 東(dong) 西貿易中的大宗商品並逐漸成為(wei) 中華文明的代表性文化符號提供保障。西漢初年，開始出現胡人穿漢裝、漢人穿胡服的現象；東(dong) 漢早期，以皇權為(wei) 中心的衣冠製度得到全麵推行。

　　從(cong) 絲(si) 綢作為(wei) 重要物資的對外交流來看，在西域以及更西邊的世界中，都留下了漢式經錦多彩的印記。秦漢時期，帝王特別重視祭天地儀(yi) 式，秦始皇、漢武帝等都曾登臨(lin) 泰山舉(ju) 行過封禪大典，因此漢錦上也以超凡脫俗的雲(yun) 氣和珍禽異獸(shou) 形象彰顯時代特征。漢式“雲(yun) 氣動物紋錦”有相對固定的色彩搭配和紋樣組合，遵循陰陽五行學說的五色顯花、連綿如山的雲(yun) 紋、現實或想象中的動物以及穿插其中的寄托美好願望的銘文。如此精美且蘊含中國古典哲學核心思想的衣料也是不可替代的高檔禮品選項。尼雅遺址高規格主墓中出土的“五星出東(dong) 方利中國”錦，被製作成了當地人狩獵時必備的護膊，很有可能就是產(chan) 自蜀地遠行西域的經典之作。仔細一看，在這件織錦上遊走於(yu) 祥瑞雲(yun) 氣間的還有鴕鳥、孔雀等非中原地區出產(chan) 的動物。與(yu) 之相近的時期，葡萄、猛獸(shou) 捕獵等外來元素紋樣也躍然綢上。絲(si) 路開通之後多方文化互通有無，交相輝映的盛況時見一斑。

　　【魏晉風流與(yu) 胡漢並行】

　　以胡漢服飾單品的互鑒見證風俗混交

　　隨著時間的推移，經由絲(si) 綢之路上發生的文化融合越發深刻和頻繁。魏晉南北朝時期，原本為(wei) 中國所創且獨有的育蠶技術沿絲(si) 路西傳(chuan) 。這在“魏晉社會(hui) 連環畫”甘肅高台壁畫磚上多有展現。畫像磚上的采桑圖、采帛機絲(si) 束圖、晾衣圖、剪布圖、開箱圖通過“磚”（畫麵）表現采桑養(yang) 蠶、繅絲(si) 織布等日常生活場景，佐證了當時養(yang) 蠶和紡織技藝的傳(chuan) 播，也讓我們(men) 從(cong) 人物著裝上看到了當時流行服飾的剪影。

　　漢樂(le) 府詩《陌上桑》中如此描繪美麗(li) 堅貞的秦羅敷，“緗綺為(wei) 下裙，紫綺為(wei) 上襦”。女性身著上襦下裙早在戰國時期就已出現，漢代男性身著上襦下袴也很常見，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典型的漢族服飾襦和裙再度盛行，且以襦裙袖子的大小體(ti) 現穿著者的社會(hui) 階級。從(cong) 有著“世界最大的地下畫廊”美譽的嘉峪關(guan) 新城魏晉墓出土了出遊圖畫像磚、擠奶圖畫像磚以及仕女圖畫像磚。擠奶圖中的主人公身著小袖襦裙，說明她是日常進行勞作的平民。小袖襦裙的腰線逐步升高，多與(yu) 異色圍裙搭配，持續流行到隋唐。另有以小袖襦裙為(wei) 基礎的大袖襦裙，多為(wei) 貴族女性所用，和男性襦裙一樣，受褒衣博帶風影響，廣袖而飄逸。

　　“衣裳博大”的褒衣博帶是魏晉風骨在服飾上的真實寫(xie) 照。魏晉名士風流，從(cong) 容出入，望若神仙，褒衣博帶在南朝更受文人士大夫的追捧，還滲透到各個(ge) 階層。在敦煌莫高窟北周第290窟窟頂東(dong) 坡佛傳(chuan) 故事中的國王與(yu) 大臣，衣著褒衣博帶，位於(yu) 右側(ce) 的相師手抱太子、頭戴合歡帽、帽後還垂發辮，體(ti) 現出呼胡漢並行的特點。北魏孝文帝推行“太和改製”，大量吸收漢文化，後來的西魏、北周政權實施胡漢並重政策，亦助推了胡漢交融的服飾體(ti) 係的建立。

　　這一時期政權更迭頻繁、戰亂(luan) 連綿，玄學興(xing) 起、佛教傳(chuan) 入、波斯希臘等文化西風東(dong) 漸，多元文化思潮的風起雲(yun) 湧也被服飾紋樣所記錄。

　　在青海、新疆出土的織錦上，出現了希臘太陽神與(yu) 佛教文化元素相結合的紋樣，以青海都蘭(lan) 縣熱水墓出土的北朝簇四雲(yun) 珠太陽神紋錦為(wei) 代表。

　　位於(yu) 織錦中部的圓形紋樣，外圈是由聯珠紋和卷雲(yun) 紋構成。回顧中國漢代織錦上的雲(yun) 氣紋樣，這種卷雲(yun) 紋帶有明顯的希臘化藝術特征，因此也被稱為(wei) “渦雲(yun) 紋”；聯珠紋則是薩珊波斯藝術中標誌性的裝飾元素。在紋樣單元視覺中心，古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赫利俄斯交腳坐在蓮花寶座上，他頭戴寶冠、上頂華蓋，身穿交領衫，身後頭光聚集，雙手持禪定印。紋樣中還包含天馬、龍首、佛幡以及聯珠圈外左右對稱的漢字“昌”和“吉”等。多文化符號在此薈萃，借用今天的流行話語——毫無違和感。

　　產(chan) 生於(yu) 波斯的祆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流行於(yu) 西域的高昌、於(yu) 闐等地。野豬紋、翼馬紋等象征祆教中諸神的動物形象也因此大量出現在織物和服飾上，充滿了異域風情。

　　【隋唐華麗(li) 與(yu) 多源匯流】

　　以新穎樣式見證文化重疊後的創新

　　中原地區聯絡外部世界並拓展本土文化影響力的壯舉(ju) ，以唐代的表現為(wei) 巔峰。彼時，當政治上實現了南北統一，當對外關(guan) 係向西延伸至中亞(ya) 、波斯、阿拉伯半島、地中海地區，向東(dong) 涉足朝鮮半島和日本島，中國文化以海納百川之勢，兼容並包之力，又翻開了承前啟後、濃墨重彩的新篇章。

　　唐代建立起了“品色服”製度，以官品定服色，以服色明確區別尊卑貴賤的等級。冠服製度配合政府完備的官僚等級體(ti) 係，根據等級與(yu) 場合不同對冠服及搭配作了詳細的規定。其中祭祀、政治活動等重大場合需穿著的禮服作為(wei) 儒家傳(chuan) 統審美和禮儀(yi) 製度精神的體(ti) 現。後來公服和常服也被納入服飾製度。可見統治者完善以服飾為(wei) 符號的標示體(ti) 係，且以此為(wei) 基礎鞏固政權和穩定社會(hui) 秩序的堅決(jue) 意誌與(yu) 強勁執行力。

　　唐代男裝中既繼承了漢式冠冕衣裳，日常服飾又自然選擇了北方遊牧民族係統中易於(yu) 穿戴和實用的品類比如襆頭、圓領袍衫、革帶和長靿靴。甘肅省慶城縣趙子溝穆泰墓出土的彩繪男俑就是一位唐代常見的男子形象，他頭戴黑襆頭，身穿黑底白花團領內(nei) 衣，外罩黑色右衽曳地長袍，袍左下擺提起掖在束腰的黑色革帶下。襆頭作為(wei) 男服中重要的首服，由東(dong) 漢時期的幅巾發展演變而來；史載後周武帝在方帕上裁出四腳，並將四腳結長向後襆發，襆頭由此得名。

　　唐代女裝承襲了魏晉以來流行的襦裙裝束，上身著襦、衫、襖，下身束裙，同時流行在襦裙外增加半臂與(yu) 帔帛等。唐初，很有可能是在龜茲(zi) 等地區的影響下，才出現半臂與(yu) 帔帛搭配在一起的穿法。帔帛應是受西亞(ya) 文化影響在中國產(chan) 生的一種“時裝”，逐漸發展成為(wei) 宋明女裝中的霞帔。半臂，也稱半袖，是套穿在長袖衣外的短袖上衣。成都博物館收藏的圓領、斜襟寶花紋半臂格外考究，在款式和紋樣上都彰顯時代性。主花紋為(wei) 大型團窠寶花，這種花紋上下左右呈對稱狀，華麗(li) 富貴。

　　中國絲(si) 綢博物館收藏有一件寶花紋錦袍，大窠的寶花以八朵正麵花瓣為(wei) 花芯，再以八朵盛開的側(ce) 式寶花為(wei) 第二層，最外層也為(wei) 八朵花葉兼存的寶花，層層寶花開。寶花紋是唐代對團窠花卉的一種稱呼，造型多為(wei) 對稱放射狀，把盛開或半開的花、蕾以及葉組合在一起，形成更具裝飾性的團。寶花前期相對比較簡單，後與(yu) 地中海一帶流行的忍冬和卷草，以及中亞(ya) 盛載的葡萄、石榴等圖案組合，形成了更加繁複瑰麗(li) 的紋樣。

　　不單紋樣層麵，中國傳(chuan) 統的織造技術和服飾文化在西傳(chuan) 過程中，也吸取了當時飛速發展的中亞(ya) 緯錦的精華，創製出新的品種。緯錦的出現是中國紡織史上的重要裏程碑，後逐漸成為(wei) 後世的織繡主流。《隋書(shu) 》有載的何稠和《曆代名畫記》中提到的竇師綸就是在此過程中做出傑出貢獻的兩(liang) 位工藝美術大師。隋文帝收到波斯進獻的精美金錦後讓何稠進行仿製，得到了比原物更加精美的織品。唐太宗時，益州大行台檢校修造竇師倫(lun) 突破傳(chuan) 統織錦的裝飾風格，吸收外來文化元素，在寶花基礎上組織設計出許多錦、綾新花樣。其主要特征是以花卉團窠或卷草作環，內(nei) 含雉、鬥羊、翔鳳、遊麟等相對應的動物紋樣。後來因竇師倫(lun) 被封為(wei) “陵陽公”，故這些紋樣又被稱作“陵陽公樣”。

　　緙絲(si) 的技法可能來自西域的緙毛技術，最晚從(cong) 唐代就開始有緙絲(si) 製品出現。緙絲(si) 采用所謂“通經斷緯”的織法，以本色作經，彩色絲(si) 作緯，用小梭將各色緯線依畫稿以平紋組織緙織。發展到宋代，緙絲(si) 成就了諸多巧奪天工的工藝美術作品，再到元代，成為(wei) 蒙古帝國皇室製作禦容肖像的主要工藝。

　　華夏之韻，文化悠長；服飾之好，絲(si) 路回響。絲(si) 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行至唐代形成“段落式的小結”。隨後的政權更迭中仍然承襲服飾製度、延續技藝革新。宋代服飾在樣式上多承襲唐代，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伊始便“詔複衣冠如唐製”，始終將服飾製度的確立作為(wei) 鞏固江山社稷的重要舉(ju) 措。在海外，日本島和朝鮮半島也深受中國文化影響，常以唐為(wei) 基準點；代表和服經典的“十二單”作為(wei) 典型的貴族女性服飾，依舊保留唐文化的影響。朝鮮半島在新羅統一三國後采用唐代官服，在相當長的曆史階段裏，仍用“唐衣”來指代用於(yu) 典禮、重大節日等的禮服。

　　在絲(si) 綢之路上，各民族和各地區的文化融會(hui) 貫通，是中國文化更新的重要動力。伴隨民族融合的深入發展，多重文化交流形成的複合型服飾文化最終匯入新的中華文化象征體(ti) 係。

　　（作者為(wei) 浙江理工大學服裝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