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鳴鏑】

　　作者：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

　　從(cong) 特朗普執政時期發動中美貿易戰以來，意識形態對立越來越嚴(yan) 重。拜登政府從(cong) 意識形態出發把中美關(guan) 係簡單地界定為(wei) “美國民主製度和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競爭(zheng) ，似乎讓中美關(guan) 係回到了冷戰狀態。

　　特別是在最近的俄烏(wu) 衝(chong) 突中，西方媒體(ti) 和政客通過社交媒體(ti) 的鼓噪，讓東(dong) 西方的意識形態對立越發嚴(yan) 重，甚至將中國和俄羅斯綁在一起放在西方國家另一邊。

　　不幸的是，東(dong) 西方的對立不僅(jin) 僅(jin) 表現在政治上，在知識界也呈現這樣的特征。一些西方知識分子也是這樣看待世界，用意識形態將世界簡單地一分為(wei) 二，看作“民主”和“專(zhuan) 製”的對抗。

　　最近西方就有知識分子用意識形態來解釋中國的抗疫，實質上則是為(wei) 西方抗疫失敗辯護，我將其稱之為(wei) 典型的用“民主”道德價(jia) 值觀來粉飾失敗。

　　同時，他們(men) 也用“民主”和其他的道德觀來批評中國的抗疫。在他們(men) 眼中，即使西方失敗了，也是雖敗猶榮，因為(wei) 他們(men) 堅持了“民主自由”。即使有人堅持極端的個(ge) 人主義(yi) ，抗議注射疫苗、抗議戴口罩，都是可以的。

　　這種行為(wei) 確實符合西方所謂的“民主自由”。但問題在於(yu) ，如果一個(ge) 人這麽(me) 做不僅(jin) 隻影響到自己，還會(hui) 影響到整個(ge) 公眾(zhong) 社會(hui) ，這樣的行為(wei) 很難說依然在西方所倡導的“民主自由”範疇內(nei) 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從(cong) 傳(chuan) 統上來講，也是具有邊界的。一個(ge) 人因自律而得自由，當你影響到他人時，就不能看作是完全的個(ge) 體(ti) 行為(wei) 。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往往是在公共空間中，戴口罩和打疫苗已經遠遠超出了個(ge) 人行為(wei) 的範疇，如果由於(yu) 極端的個(ge) 人主義(yi) 向他人傳(chuan) 播了病毒，事實上就踐踏了他人的生命健康權。

　　即使西方有時也倡導人們(men) 自由地選擇死亡，但如果看看美國、意大利等國家在疫情暴發初期有多少老年人因此而失去生命，相信很多有道德良心的西方知識分子對此也會(hui) 持批評態度。

　　目前美國每天仍然有近1200名民眾(zhong) 因為(wei) 新冠肺炎疫情而死去，但用“民主自由”包裝之後，這種放任疫情的行為(wei) 也變得可接受了。在西方這種話術之下，中國的抗疫成功自然也沒有什麽(me) 了不起的了，因為(wei) “民主的失敗”優(you) 於(yu) “專(zhuan) 製的成功”。

　　但知識分子和學者們(men) 應該實事求是地看待和評估。“專(zhuan) 製”是西方學者根據西方的政治經驗建構出來的概念。中國的政治形態曆來是符合中國文明的，既不是西方所說的“民主”，也不是西方所說的“專(zhuan) 製”。

　　特別是近期香港疫情的反複，是許多老年人沒有注射疫苗，加上當地居住空間狹窄、人口高度密集等客觀因素引起的暴發。總有人喜歡從(cong) 政治的角度來談香港的疫情，這不符合科學的規律。

　　一些西方知識分子沒有保持近代以來的實證主義(yi) 傳(chuan) 統和嚴(yan) 謹的學術作風，受到了意識形態的影響，僅(jin) 僅(jin) 從(cong) 媒體(ti) 上獲得的一些片麵信息就構建了一個(ge) “稻草人”，對一些中國根本不存在的事進行攻擊，這是令人遺憾的。

　　從(cong) 科學層麵來說，中國並不是像西方以為(wei) 的“絕對清零”，而是動態清零政策，即目標是清零，但並不是追求零感染，而是說把疫情控製在可控的範圍內(nei) ，不讓疫情全麵暴發，危及社會(hui) 整體(ti) 的健康和安全。並且，中國的管控模式、防疫標準也是根據客觀情況的變化不斷調整，越來越精準。

　　動態清零固然有成本，但中國的抗疫是在“算大賬”，因為(wei) 疫情控製有力，中國可以迅速恢複生產(chan) ，保障整體(ti) 社會(hui) 生活的正常運行。可以看看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全球哪些國家生產(chan) 恢複得最快最好，毫無疑問還是中國。

　　同時，中國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價(jia) 值也被考量在成本之內(nei) 。實際上，保障每一位老百姓的生命健康是中國的主導原則，這也可以解釋為(wei) 什麽(me) 民眾(zhong) 對防疫政策接受和支持。放任疫情肆虐，讓人們(men) “自由地”死去，這既不符合中國文化，也不符合亞(ya) 洲文化。亞(ya) 洲文化當中的集體(ti) 主義(yi) 與(yu) 西方崇尚的極端個(ge) 人主義(yi) 不同，無論是中國、日本還是新加坡，都仍然很重視集體(ti) 主義(yi) ，個(ge) 人權利的實現要基於(yu) 對集體(ti) 權利的尊重。因此，我認為(wei) 中國目前的管控模式下，成本與(yu) 收益是非常均衡的，中國的死亡人數和死亡率都非常低。諷刺的是，一向宣稱生命權力至上的西方，死亡人數卻遠遠超出中國。

　　從(cong) 本質上來看，用意識形態來解釋抗疫這樣一件本應從(cong) 科學角度出發的事，就很容易變成“自以為(wei) 的道德”，形成“雙標”——西方人死於(yu) 疫情是“死得其所”，而中國人的健康生活反而沒了道理，這無論從(cong) 哪個(ge) 角度來說都是說不通的。

　　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確實影響了知識分子之間的交流和實地考察，導致了意識形態傾(qing) 向的流行。近代西方社會(hui) 科學的進步是由於(yu) 科學代替了宗教，實事求是代替了意識形態，目前又回歸了意識形態，這無疑是一種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