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峴（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副教授）

　　在清代乾嘉學者中，焦循是卓有成就的學者之一。他不僅(jin) 在易學與(yu) 經學領域名噪一時，在史學和文學領域也有頗多建樹。

　　（一）

　　焦循的史學貢獻，首先體(ti) 現在對其家鄉(xiang) ，也就是揚州的地方誌和地方文獻的編纂上。嘉慶十一年，受時任揚州知府伊秉綬的邀請，焦循開始承擔《揚州圖經》《揚州文萃》和《揚州府誌》的編纂工作。麵對這一頗為(wei) 繁重的工作，焦循先是將揚州地區的地理沿革、山川名勝、名人奇事、金石藝文等等，全都仔細地整理了一遍。作為(wei) 乾嘉時期的著名學者，焦循的考據工夫本就十分了得，他先是與(yu) 當時的另外一位著名學者江藩合作，詳細鉤沉自周秦漢唐到唐宋元明間的各類史料，以揚州一地為(wei) 坐標，以曆史朝代為(wei) 層次，將上古以來發生在揚州的各類重要事件，一一加以考訂，編纂成了八卷本的《揚州圖經》一書(shu) ，讓人們(men) 通過閱讀此書(shu) ，就足以了解揚州曆史的概貌。

　　在廣泛閱覽史籍的過程中，焦循發現，自己祖宅附近的北湖，居然是一個(ge) 偉(wei) 人奇士輩出、名勝古跡遍地的地方，可惜卻沒有人對北湖的古跡、地理、名人事跡、著述等加以整理。於(yu) 是，焦循親(qin) 自動筆，把北湖一地的水係格局、地理變遷、風俗物產(chan) ，進行了係統整理，又廣泛搜羅曆史上從(cong) 當地走出的高官、將軍(jun) 、文人、學者的傳(chuan) 記與(yu) 著述，最後編訂成了《北湖小誌》一書(shu) 。同樣自幼生長在北湖附近的阮元在看到此書(shu) 後，對焦循大加讚賞，不僅(jin) 認為(wei) 此書(shu) 起到了很好的宣傳(chuan) 家鄉(xiang) 的效果，更認為(wei) 焦循在此書(shu) 的撰寫(xie) 中，展露出了一位優(you) 秀史家的才華。

　　隨著對揚州曆史和地方文獻的了解愈發深入，以及地方誌編纂經驗的日益豐(feng) 富，焦循還在及時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理論方法。比如伊秉綬在囑意焦循編纂《揚州文萃》的時候，本意是隻收錄籍貫為(wei) 揚州人的文章，用以展現揚州一地濃厚的文化氛圍。但焦循在遍覽時人著述之後，認為(wei) 這種編纂思路並不恰當。在他看來，如果僅(jin) 僅(jin) 收錄揚州人的文章，其實並不足以全麵展現當地的文化麵貌，而應該把所有跟揚州有關(guan) 人物的傳(chuan) 記、墓誌銘、行狀、文章、序跋、書(shu) 劄等文獻，予以全麵收集、整理，然後匯編成書(shu) 。為(wei) 此，焦循廣泛搜羅了以上各類文獻三百餘(yu) 篇，編訂成了多達二十七卷的《揚州足征錄》，從(cong) 而全麵、客觀地展現了當時揚州地區的文教風氣與(yu) 文化風貌。

　　纂集《揚州圖經》《北湖小誌》《揚州足征錄》以及《邗記》等書(shu) 的經曆，不但豐(feng) 富了焦循的地方誌和文獻編纂經驗，也切實提高了他對史學的認識水平。在焦循之前，戴震和章學誠曾就地方誌的編纂理念產(chan) 生過比較嚴(yan) 重的分歧：戴震主張，地方誌的編纂要以地理沿革為(wei) 核心；章學誠則認為(wei) ，地方誌不應該成為(wei) 地理專(zhuan) 書(shu) ，而更應該注重對曆史文獻的裁剪，凸顯文化意義(yi) 。焦循則在兩(liang) 者之間，提出了非常客觀的持平之論。在他看來，地方誌既要貫通古今，彰顯其曆史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也要能成為(wei) 靠得住的釋地之作，用以證實當時的地理事跡。因此，在《揚州府誌》的編纂中，焦循也起到了頂梁柱的作用，他與(yu) 姚文田、白熔等學者一起，編訂出了一套體(ti) 例清晰、詳略得當、兼收並采、校勘精審的《揚州府誌》，為(wei) 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曆史資料。

　　焦循在史學領域的另外一項重要貢獻，則是他在《春秋左傳(chuan) 補疏》中所著力提出的正統觀念。自東(dong) 漢以降，《左傳(chuan) 》的影響力逐漸壓過了《公羊》和《穀梁》，並產(chan) 生了賈逵、服虔、許淑、穎容等一批以注解《左傳(chuan) 》名家的學者。其中，又以杜預所撰寫(xie) 的《春秋經傳(chuan) 集解》流傳(chuan) 最廣、影響最大，後來也被孔穎達選中，用來編訂《五經正義(yi) 》。但在焦循看來，杜預所撰的《集解》，非但配不上這麽(me) 高的曆史地位，還嚴(yan) 重地曲解了《春秋》大義(yi) 。

　　焦循認為(wei) ，《春秋》大義(yi) 的核心，在於(yu) 誅討亂(luan) 臣賊子。而杜預其人，一方麵，曾經是曹魏政權的臣子，另一方麵他的父親(qin) 是受司馬懿的排擠而死。所以說，杜預本應該跟司馬氏家族有著不共戴天之仇。然而，杜預非但沒有為(wei) 君父複仇之心跡，反而投靠了司馬昭，幫助後者完成了統一事業(ye) ，自己變成了亂(luan) 臣賊子。在焦循看來，杜預因為(wei) 心虛的緣故，便在注解《左傳(chuan) 》的時候，屢屢為(wei) 弑逆之臣辯護，從(cong) 而完全背棄了誅亂(luan) 臣、討賊子的《春秋》大義(yi) 。因此，杜預注解的《左傳(chuan) 》，應當從(cong) 根本上予以徹底否定。這種力主弘揚正統的觀點，也引發了一時之潮流。在此之後，沈欽韓、李貽德、劉文淇等人的《左傳(chuan) 》著述，便都以摒棄杜注，發掘賈逵、服虔等漢人舊注為(wei) 風氣。究其源流，焦循才是這一學術風潮的引路人。

　　（二）

　　在文學領域，焦循同樣成就斐然。以他在晚年為(wei) 自己編訂的二十四卷《雕菰集》為(wei) 例，其中所收錄的，既不是經學論說，也不是史學著述，而是他在一生各個(ge) 時段所撰寫(xie) 的四百二十首詩和三百二十六篇文章。事實上，由於(yu) 焦循在經學、史學等學術領域的成績太過出色，人們(men) 往往會(hui) 忽略他在詩文創作方麵的出眾(zhong) 才情，以及他在文學理論和審美情趣方麵的獨到見解。焦循的詩作，既有古體(ti) 詩，亦有格律詩；既有紀事詩，又有述懷詩，他常常把自己的懷人感事之情，寄托在詩、賦、讚、頌、銘之中，用以表述心誌。而焦循的三百餘(yu) 篇文章，更是囊括了辯、論、解、說、考、記等二十四個(ge) 大類，既涵蓋了他在一生中不同時期的學術活動，也充分展現了他豐(feng) 富的人生閱曆與(yu) 生命曆程。

　　焦循之所以能夠寫(xie) 出這麽(me) 多風格各異的詩文作品，離不開他對審美和文論的深刻思考。而焦循在這兩(liang) 個(ge) 領域的成就，主要展現在他所編寫(xie) 的《劇說》和《花部農(nong) 譚》之中。其中，《劇說》是焦循將自己的經史考據功夫用於(yu) 戲曲史研究的成果，他通過廣泛搜集唐宋以來各類論說戲曲的文獻資料，以《桃花女》《殺狗勸夫》等地方戲曲中演繹的傳(chuan) 說故事為(wei) 例，將它們(men) 的來源、流傳(chuan) 、演變進行了非常詳盡的梳理與(yu) 研究。而在《花部農(nong) 譚》一書(shu) 中，焦循更是進一步在理論上提出了“揚花抑雅”的戲劇論，以及“形意相合”的時文論。

　　“花部”，是跟“雅部”對立的戲曲種類。所謂“雅部”，指的是當時流行的昆腔，頗受士大夫階層的喜愛，被認為(wei) 是一種高雅的曲種。而“花部”，則是指各種地方戲劇，在當時也被稱為(wei) “亂(luan) 彈”。從(cong) 名稱上我們(men) 就可以看出，花部的各個(ge) 曲種，在當時是頗受貶低的。但實際上，昆腔在乾隆、嘉慶年間，已經逐漸開始走下坡路了，而花部則憑借通俗易懂的語言和故事情節，在民間開始流行了起來。焦循的“揚花抑雅”論，就頗有為(wei) 花部抱不平的意味。在他看來，藝術真實不同於(yu) 生活表麵的真實，要想創作出富有生命力的劇作，首先必須塑造出讓人喜聞樂(le) 見的人物形象，然後還要有足夠的現實關(guan) 懷，讓觀眾(zhong) 能夠充分地代入和理解。雅部之所以會(hui) 沒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過於(yu) 煩瑣、流於(yu) 形式，反而是花部更能夠貼近觀眾(zhong) 、激發情感。

　　焦循認為(wei) ，文學的生命力，在於(yu) 不停地發展和變化。每一個(ge) 時代的文學，也都應該具有不同於(yu) 前代的特點。否則，隻是在舊有的文學形式中停滯不前的話，是沒有出路的。因此，焦循對中國文學發展的評價(jia) ，並沒有厚古薄今，而是將《詩經》、《楚辭》、漢賦、六朝五言詩、唐代律師、宋詞和元曲相提並論，甚至認為(wei) 關(guan) 漢卿在劇作上的成就，可與(yu) 屈原之《離騷》、李杜之詩作相媲美。焦循的這一觀點，在當時頗為(wei) 新穎，後世的王國維之所以對戲劇大感興(xing) 趣，寫(xie) 出《宋元戲曲史》這一力作，也是因為(wei) 受了焦循的影響。

　　焦循的文史之學，既有專(zhuan) 精細密的考據爬梳，也有抒發才情的詩文創作，與(yu) 他輝煌的經學成就，可謂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