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王安石誕辰1000周年。自20世紀初，梁啟超為(wei) 王安石及其變法翻案以來，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已是學界的主流意見，盡管還有不同的反對意見甚或是比較激烈的反對聲音。然而不論肯定者還是否定者，大都認為(wei) 王安石變法失敗了，而且討論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一直是王安石及其變法研究中的熱門話題。除了少數學者，如鄧廣銘先生曾明確指出“新法的被推翻不等於(yu) 新法的失敗”外，學界幾乎沒有正麵討論過王安石及其變法是否失敗這一問題。借紀念王安石誕辰一千周年之際，筆者談談對這個(ge) 問題的看法。

　　說王安石及其變法失敗主要有三個(ge) 根據，即：元祐更化、紹興(xing) 初期的亡國元凶論，南宋中晚期的儒教異端論。下麵分別簡述其過程。

　　元祐更化從(cong) 表麵上看確實將新法推翻了。但是新法真的被推翻了嗎？高太後取“元祐”作為(wei) 哲宗的第一個(ge) 年號，是有深意的，這個(ge) 年號是取仁宗“嘉祐”和神宗“元豐(feng) ”年號中各一個(ge) 字，表明元祐更化有因有革。最新研究表明，元祐更化基本上延續了這一初衷。如王安石推行的科舉(ju) 、經學和教育改革，司馬光不僅(jin) 不反對，反而高度稱讚其為(wei) “百世不易之法”。青苗法放貸取息被推翻，但比舊常平倉(cang) 製度有重大改進的賑濟內(nei) 容得以繼續實施，免役法改為(wei) 差雇並行，保甲法也隻是改了部分內(nei) 容，而將兵法基本沿襲。元祐更化的最大變化是後世所稱用所謂厚重“君子”代替了輕率冒進的“小人”。這裏需要強調指出，元祐更化是反王安石的功利主義(yi) 思想，並不是要完全否定由神宗製定的新法措施。同時對於(yu) 王安石的個(ge) 人品質也沒有予以否定，反而給予很高的評價(jia) ，蘇軾為(wei) 小皇帝宋哲宗所寫(xie) 的《王安石贈太傅》的敕中所雲(yun) ：“朕式觀古初，灼見天命，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髙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wan) 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即使是政敵司馬光也說王安石“文章節義(yi) 過人處甚多”，並且主張“朝廷宜優(you) 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所以鄧廣銘先生說“新法的被推翻不等於(yu) 新法的失敗”是符合事實的。

　　對王安石及其變法進行汙名化始於(yu) 靖康時期，女真族貴族建立的金政權滅遼之後，於(yu) 宣和七年（1125年）發動滅亡北宋的戰爭(zheng) ，宋徽宗匆忙讓位於(yu) 太子趙恒，是為(wei) 宋飲宗。金兵攻入汴梁，徽、欽二帝被俘往北方，北宋滅亡，趙構即位，是為(wei) 宋高宗。麵對國破家亡、人民流離失所的嚴(yan) 重危機，救亡圖存就成為(wei) 當時最緊要的政治問題。宋高宗為(wei) 開脫父兄的亡國之責，以靖康元年（1126年）以來士大夫們(men) 的議論，把“國事失圖”上溯至王安石及其新法。但是宋高宗與(yu) 靖康時期反對王安石新法的士大夫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不盡相同。士大夫們(men) 反對王學獨尊，而高宗以為(wei) 北宋亡國就是因為(wei) 王安石變法期間輕啟邊釁，導致蔡京、童貫率兵連年攻打西夏、吐蕃，而後又與(yu) 金訂立海上之盟謀取燕雲(yun) ，徹底變亂(luan) 了祖宗確立的和戎之法，最終有了靖康之難。所以宋高宗在紹興(xing) 四年（1134年）命史官重新編修《神宗實錄》，並定下肯定元祐否定熙豐(feng) 的基調，“惟是直書(shu) 安石之罪，則神宗成功盛德，煥然明白”。紹興(xing) 版《神宗實錄》給王安石及其變法在政治上定罪的做法，被南宋人編寫(xie) 北宋曆史時全盤接受，清人蔡上翔在為(wei) 王安石辯誣時說，“公之受穢且蔓延於(yu) 千萬(wan) 世，尤莫甚於(yu) 此書(shu) ”。也就是說，從(cong) 南宋初期以後所記錄的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曆史資料已有了原罪的定讞。

　　北宋的亡國使得理學信徒和傳(chuan) 人更加確信王安石“新法”的錯誤根源在王安石“新學”。再造儒家“道德至上”的信仰和重構社會(hui) 秩序就成為(wei) 南宋理學家們(men) 的首要任務。這一深刻而有係統的雙重論證的重任，是由朱熹完成的。朱熹及南宋理學家對王安石新學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斥王安石新學為(wei) 異端邪說，“於(yu) 學不正”“學本出於(yu) 刑名度數”；二是把新學作為(wei) 變亂(luan) 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國的理論根據，予以無情批判。

　　經過朱熹和其學生的不斷努力，在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理學得到官方的正式認可，王安石新學從(cong) 此被打入冷宮。宋理宗在淳祐元年下詔，以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五人從(cong) 祀孔廟的同時，撤削了王安石的從(cong) 祀地位，並指責“王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語為(wei) 萬(wan) 世罪人，豈宜從(cong) 祀孔子廟庭，合與(yu) 削去，於(yu) 正人心、息邪說關(guan) 係不小，令國子監日下施行”。至此，“萬(wan) 世罪人”的蓋棺定論是對王安石及其變法汙名化最終形成的標誌。這種變化造成以下三大後果：

　　隨著理學逐漸取代了王學成為(wei) 官方哲學，理學家對“熙寧之爭(zheng) ”進行了係統改造。“熙寧之爭(zheng) ”多屬於(yu) 變法派和反變法派對儒家經典的理解不同而產(chan) 生的政見分歧，而理學家們(men) 對“熙寧之爭(zheng) ”語境的改造則從(cong) 義(yi) 利之辨引申出華夷之辨和君子小人之辨的深刻變化。朱熹所描述的“熙寧之爭(zheng) ”與(yu) 黃宗羲《宋元學案》所描述的熙寧時代大不一樣，曆史的主角和場景一步一步移動了，被重新編排了。北宋“熙寧之爭(zheng) ”中王安石和司馬光是主角，到南宋朱熹這裏二程被放到顯要位置，再到明清之際黃宗羲等理學家這裏司馬光淡出了，二程成了“熙寧之爭(zheng) ”理所當然的亮點和主角，是儒家正宗的代言人，而王安石則成了儒家異端。由此徹底否定了王安石的學術思想。

　　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作聚斂之術，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視作“剝民興(xing) 利”，是自南宋至晚清絕大多數史家和思想家評議王安石及其變法的基本觀點。於(yu) 是，王安石及其變法成為(wei) 元明清時期宣揚義(yi) 利道德觀念最有說服力的“反麵教材”，其帶有功利色彩的治國思想路線被徹底否定，直至晚清。與(yu) 此同時，王安石也被看成典型的“喻於(yu) 利”之“小人”。

　　《宋史》將王安石變法集團的主要成員及紹述、崇寧變法派統統打入《奸臣傳(chuan) 》，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由此新法集團和新法派絕大多數成員的個(ge) 人文集至元明之際已遺失殆盡，給客觀全麵研究王安石及其變法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

　　從(cong) 上述南宋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汙名化，可以清楚看出其是基於(yu) 掩飾亡國的政治需要和對立學術派別的一家之說所人為(wei) 製造的，與(yu) 宋代曆史史實並不相符，也與(yu) 中國古代後半段曆史發展的實際不相符。筆者以為(wei) 可以從(cong) 以下7個(ge) 方麵簡要揭示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曆史遺產(chan) ，以還原其曆史上的本來麵目。

　　著名經濟史學家漆俠(xia) 先生提出中國古代經濟有“兩(liang) 個(ge) 馬鞍形”發展的特點，漢唐是第一個(ge) 馬鞍形的兩(liang) 個(ge) 高點，宋代和明中葉以後則是第二個(ge) 馬鞍形的兩(liang) 個(ge) 高點，而王安石變法時期是兩(liang) 個(ge) 馬鞍形高點中的最高點，其標誌就是熙豐(feng) 時的鐵產(chan) 量和鑄幣量最高是無疑的，這是社會(hui) 生產(chan) 和貨幣經濟發達的一個(ge) 縮影。

　　從(cong) 慶曆新政至王安石變法近半個(ge) 世紀的文化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是承先啟後的兩(liang) 宋文化中的最高峰。這一時期也是中國曆史上人才勃興(xing) 鼎盛可以與(yu) 春秋戰國時期相媲美的時代。

　　過去都說北宋後期是最腐朽、最黑暗的時期，事實上卻是學校教育、社會(hui) 救濟、城市文明都取得前無古人的巨大成就的時期。宋人張擇端所繪《清明上河圖》充分展現了北宋徽宗時期開封東(dong) 京市井生活、消費場景繁榮的風貌，可從(cong) 側(ce) 麵對此有所證明。

　　雖然王安石及其變法在政治上被南宋最高統治者和理學家們(men) 所否定，且遭到史無前例的汙名化，但是變法派以貨幣、市場為(wei) 手段增加工商稅收緩解財政危機的施政理念，直接影響了南宋的財經政策。

　　王安石新法控製和穩定社會(hui) 基層的措施包括保甲法、免役法等從(cong) 南宋一直沿襲到晚清，保甲法甚至影響到民國新政，而免役法則是明清一條鞭法和攤丁入畝(mu) 的先河。

　　王安石變法不僅(jin) 是為(wei) 了富國強兵，更是一場變革社會(hui) 的運動，其“賑濟貧乏”的理念和實踐不僅(jin) 為(wei) 南宋所繼承，而且作為(wei) 南宋以後至晚清曆朝統治集團推行“仁政”的核心，得到繼承和發揚，盡管形式不盡相同。

　　北宋熙豐(feng) 、紹聖、崇寧所奠定的科舉(ju) 、教育與(yu) 經學相結合的選官模式，一直影響到近代辛亥革命爆發的前夜，對中國曆史產(chan) 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綜上，筆者想強調的是，在宋代大多數時間占主導地位的“宋學”是王安石的學術思想，其影響長達近200年，程朱理學是從(cong) 南宋末期至元明清時期占統治地位的統治思想。程朱理學在哲學和經學的“形而上”或許有超過王安石思想的高明之處，但是其政治思想是保守、落後的。兩(liang) 宋經濟文化的高度發展與(yu) 程朱理學有關(guan) 係，但是關(guan) 係不大，而對宋代經濟文化高度發展起了重大作用的是以王安石為(wei) 代表的功利色彩很濃的政治思想。一部宋代曆史是以功利主義(yi) 思想高漲為(wei) 特色的，而元人編撰的《宋史》卻充滿著對功利主義(yi) 思想的貶抑和排斥，這是王安石及其變法得不到公正對待的深層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