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義(yi) 平（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hui) 委員、教授）

　　　一

　　科學的思想需要學理化的闡釋。學理化就是把推動實踐向前發展的、具有重要價(jia) 值的思想理論化、係統化、教科書(shu) 化。

　　學理化就是理論化。在有些情況下，思想本身就已經理論化了，但在多數情況下，盡管思想非常深邃，仍然需要進一步地進行理論化。理論化可以提升思想、普及思想，使思想走進千家萬(wan) 戶，真正掌握群眾(zhong) 。思想的理論化體(ti) 現為(wei) 相關(guan) 內(nei) 容和要素的條理化和係統化。所謂係統化，是指以核心內(nei) 容為(wei) 綱，一環扣一環地逐次展開，合乎邏輯地緊密相連。而條理化則要求脈絡、層次清楚。從(cong) 純粹語言邏輯的角度講，那些理論範疇一旦組成一種理論體(ti) 係，其理論含量和解釋力就會(hui) 大大提高。

　　學理化體(ti) 現著研究者的價(jia) 值取向和階級性。馬克思的經濟學代表著無產(chan) 階級的利益，大衛·李嘉圖的經濟思想代表著新生工業(ye) 資產(chan) 階級的利益，馬爾薩斯的經濟學則代表著地主階級的利益。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現在，各種經濟學理論五花八門，但我們(men) 政治經濟學的根本隻能是馬克思主義(yi) 政治經濟學，而不能是別的什麽(me) 經濟理論”。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yi) 在中國的繼承和發展，中國的經濟思想在學理化的過程中，必須以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指導和根本遵循。

　　馬克思的《資本論》給我們(men) 做出了學理化的榜樣。馬克思對各種經濟學說進行了梳理、比較。在作了詳細紮實的理論準備之後，采用科學的抽象法，以“顯微鏡下的解剖”所需要的精細，抽象出一係列屬於(yu) 自己的理論體(ti) 係的範疇，如勞動、商品、價(jia) 值、使用價(jia) 值、個(ge) 別勞動時間、社會(hui) 必需勞動時間、價(jia) 值規律、貨幣等，形成馬克思主義(yi) 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體(ti) 係——勞動價(jia) 值論。之後，又以勞動力商品、資本、可變資本、剩餘(yu) 價(jia) 值、絕對剩餘(yu) 價(jia) 值、相對剩餘(yu) 價(jia) 值、超額剩餘(yu) 價(jia) 值等特有的基本範疇，構建了他的剩餘(yu) 價(jia) 值理論體(ti) 係，並在此基礎上研究和闡述了價(jia) 值、剩餘(yu) 價(jia) 值的實現、剩餘(yu) 價(jia) 值的轉化、剩餘(yu) 價(jia) 值的分割，以極其嚴(yan) 謹的邏輯得出了“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者生產(chan) 的生產(chan) 資料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ge) 人所有製”。

　　列寧的《帝國主義(yi) 是資本主義(yi) 的最高階段》也是其經濟思想的學理化表達。列寧依托帝國主義(yi) 的主要經濟特質，抽象出金融資本、工業(ye) 資本、金融寡頭等範疇，分析了三者之間的邏輯關(guan) 係，強調資本主義(yi) 國家的銀行已由普通的中介人變成了萬(wan) 能的壟斷者，由此帶來經濟、社會(hui) 層麵的一係列變化。金融資本篡奪了實體(ti) 經濟的地位，成了萬(wan) 能的壟斷者，由此誘發了更多的投機，以及金融危機。

　　一些重要的經濟思想，在對其進行學理化的基礎上，有必要進入經濟學教科書(shu) 。重要的思想會(hui) 影響人的行為(wei) 和國家的政策，思想的傳(chuan) 承需要借助於(yu) 教科書(shu) 。一種思想經過學理化、係統化之後，寫(xie) 進教科書(shu) ，可以規範地進行繼承和發展。薩繆爾森的教科書(shu) 《經濟學》，風靡世界，再版了10多次，其所主張的經濟思想對眾(zhong) 多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政策都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美國總統羅斯福麵對經濟蕭條的嚴(yan) 峻形勢，一改傳(chuan) 統的自由主義(yi) ，強調擴大國家投資，加強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幹預，取得了積極成果，成為(wei) 後來麵對經濟下滑時政府的首要選擇。然而所有這一切，如果沒有凱恩斯及其追隨者對其思想“前仆後繼”地學理化，形成係統的凱恩斯理論並進入教科書(shu) ，擴張性財政政策不可能產(chan) 生如此廣泛的影響力。

　　　二

　　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思想運用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聚焦新時代、新形勢、新情況，立足國情，高瞻遠矚，豐(feng) 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開拓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yi) 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當前，麵對短期及中長期存在的各種不確定性，以馬克思主義(yi) 政治經濟學研究闡釋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關(guan) 於(yu) 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論述，是對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思想進行學理化表達的重要內(nei) 容。

　　關(guan) 於(yu) 立足新發展階段。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黨(dang) 的十九屆五中全會(hui) 提出，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實現第一個(ge) 百年奮鬥目標之後，我們(men) 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麵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ge) 百年奮鬥目標進軍(jun) ，這標誌著我國進入了一個(ge) 新發展階段”。正確認識和判斷經濟發展所處的曆史階段、所麵對的各種內(nei) 外部條件，是科學製定經濟政策，引領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前提。同時，科學地劃分曆史階段，準確地識別所處時代的特點和任務，也是政治經濟學的傳(chuan) 統。亞(ya) 當·斯密由分工出發對資本主義(yi) 工場手工業(ye) 時代進行分析和把握，發現了市場經濟富國裕民的作用；大衛·李嘉圖對資本主義(yi) 機器大工業(ye) 時代的特點進行剖析，揭示了自由貿易的重要意義(yi) 。馬克思極為(wei) 重視對發展階段的劃分，把他設想的共產(chan) 主義(yi) 分為(wei) “第一階段”和“高級階段”，第一階段按勞分配，高級階段按需分配。列寧繼承了馬克思主義(yi) 劃分發展階段的傳(chuan) 統，把資本主義(yi) 劃分為(wei) 自由資本主義(yi) 和壟斷資本主義(yi) 兩(liang) 個(ge) 不同階段，預見了壟斷資本主義(yi) 的發展趨勢。在領導新中國經濟工作的過程中，我們(men) 黨(dang) 提出了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理論，基於(yu) 這一理論實現了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市場經濟的有效結合，開創了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理論。經過改革開放以來幾十年的探索和積累，中國的發展站到了新的曆史起點上。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及時地、深刻地指出我國已進入新發展階段，“新發展階段是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中的一個(ge) 階段”，全麵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國家、基本實現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既是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我國發展的要求，也是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從(cong) 初級階段向更高階段邁進的要求。

　　關(guan) 於(yu) 貫徹新發展理念。新發展階段實現發展的各項目標和任務，必須完整、準確地貫徹新發展理念。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深刻指出，“理念是行動的先導，一定的發展實踐都是由一定的發展理念來引領的”。發展理念是否對頭，從(cong) 根本上決(jue) 定著發展成效乃至成敗。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科學回答了關(guan) 於(yu) 發展的目的、動力、方式、路徑等一係列理論和實踐問題，從(cong) 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闡明了我們(men) 黨(dang) 關(guan) 於(yu) 發展的政治立場、價(jia) 值導向、發展道路等重大政治問題。

　　關(guan) 於(yu) 構建新發展格局。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是與(yu) 時俱進提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戰略選擇，也是塑造我國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zheng) 新優(you) 勢的戰略抉擇”。我國曾根據產(chan) 業(ye) 空間大，資源、環境、勞動力等價(jia) 格低的後發優(you) 勢，通過“兩(liang) 頭在外”“大進大出”的發展模式，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進入新發展階段，發展的條件發生了變化，麵臨(lin) 的任務也從(cong) 主要追求速度轉變為(wei) 更加強調發展的質量，經濟發展模式必須轉換，也具備了轉換的條件：首先，我國地域遼闊，資源豐(feng) 富，有條件建立起相對健全的產(chan) 業(ye) 鏈，有條件把拉動內(nei) 需作為(wei) 發展的基點；其次，我國是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社會(hui) 主義(yi) 的製度優(you) 勢使我們(men) 能夠集中力量提高供給能力，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ge) 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構建新發展格局也是對衝(chong) 世界經濟下行壓力的必然選擇。通過實施好擴大內(nei) 需戰略，深化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暢通國內(nei) 國際經濟循環，使提振消費與(yu) 擴大投資有效結合，相互促進，有助於(yu) 促進經濟發展，提高抵禦外部衝(chong) 擊的能力。

　　關(guan) 於(yu) 實現高質量發展。由追求數量到追求質量是由資源約束條件的變遷決(jue) 定的。粗放經營是水平效應，是在生產(chan) 的技術含量不變的情況下，通過鋪攤子來擴大生產(chan) 規模，這種發展模式總是有邊界的。集約經營是結構效應，是通過不斷的技術創新提升產(chan) 業(ye) 結構、提高產(chan) 品的檔次，追求更高質量的經濟發展。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經濟基礎薄弱，經濟發展空間大，要素成本低，後發優(you) 勢明顯，具備實現高速增長的客觀條件。我們(men) 及時地利用這些條件推動經濟快速增長，成為(wei)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麵臨(lin) 的客觀條件與(yu) 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方麵，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進入世界前列，社會(hui) 主要矛盾已轉化為(wei)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麵，經濟結構不合理，低端產(chan) 能過剩，資源環境約束趨緊，人口紅利減少，經濟發展後發優(you) 勢遞減，迫切需要高質量經濟發展。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堅持創新驅動，通過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在更高水平上實現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