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青年時期即以《荷花澱》成名，但並未大紅大紫；中年生病，封筆二十餘(yu) 載；晚年筆耕於(yu) “芸齋”，崇尚“人淡如菊”。青年孫犁和晚年孫犁創作旨趣大有不同，故以“清荷”“淡菊”兩(liang) 種風格名之。以往研究者更多把目光投向青年孫犁，關(guan) 注他作品中主題的獨特和敘述的詩意，即“清荷”一麵。新世紀以來，孫犁研究明顯發生兩(liang) 個(ge) 轉向，一是更為(wei) 關(guan) 注晚年孫犁的“淡菊”風格，二是建構整體(ti) 孫犁，闡發兩(liang) 個(ge) 階段之間的關(guan) 係。受各種因素影響，海外對孫犁的評價(jia) 與(yu) 國內(nei) 並不同步。通過對照青年孫犁、晚年孫犁兩(liang) 個(ge) 創作階段，可以看出其海外譯介的情況及特點。

　　被廣泛譯介的青年孫犁

　　青年孫犁時期，指孫犁上世紀30年代開始寫(xie) 作到上世紀60年代初擱筆。這一時期，對孫犁作品的翻譯和介紹已經開始。上世紀50年代初，孫犁屬於(yu) 被重點培養(yang) 的青年作家。1951年底，孫犁參加了訪問蘇聯的中國作家代表團，同行者有柳青、魏巍、李季、康濯、徐光耀等，都是文壇青年才俊。作家代表團由馮(feng) 雪峰任團長，一個(ge) 多月時間內(nei) 訪問了莫斯科等地，參加多項文學活動，受到蘇聯作協熱情招待，擴大了中國作家在蘇聯的影響。孫犁由此走向了“世界”，近距離體(ti) 驗了蘇俄文學生態，回國後寫(xie) 了多篇訪蘇紀實。

　　上世紀50年代，中國積極向海外推介優(you) 秀文學作品。古典文學、現代文學的佳作，被精心挑選後，成規模地譯出。1951年，外文局創辦了《中國文學》，以叢(cong) 刊形式定期出版，有計劃地進行外譯工作，成為(wei) 展示中國文學的重要窗口。《中國文學作品英譯本索引手冊(ce) 》（胡誌揮編，譯林出版社1993年版）中的很多作品，就來自《中國文學》。孫犁小說頗受《中國文學》關(guan) 注。1961年，《中國文學》發表了《鐵木前傳(chuan) 》。1964年，發表了《孫犁小說選》，收錄《吳召兒(er) 》《丈夫》。1966年，發表了《村歌》。其時，翻譯家戴乃迭正處於(yu) 活躍期，將多部孫犁作品譯出，推薦給國外讀者。1962年，戴乃迭翻譯了孫犁的《山地回憶》和《蘆花蕩》，發表於(yu) 《中國文學》第9期。《風雲(yun) 初記》片段發表於(yu) 《中國文學》1963年第9期；《光榮》發表於(yu) 1965年第10期。由此可見，“青年孫犁”被翻譯推介的頻率很高。

　　這些被選中的孫犁作品，既屬於(yu) 革命曆史敘事，又具有較高的文學性。孫犁的辨識度在於(yu) ，他參與(yu) 了以豪邁、粗獷為(wei) 美學底色的革命敘事洪流，又具有獨特的個(ge) 人視角，顯現出柔美、克製的“清荷”風格。在硝煙炮火中，他聞到了荷花澱飄來的陣陣花香。正如《荷花澱》中的經典描寫(xie) ：“這女人編著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麵，就編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潔白的雲(yun) 彩上。她有時望望澱裏，澱裏也是一片銀白世界。水麵籠起一層薄薄透明的霧，風吹過來，帶著新鮮的荷葉荷花香。”這類在革命曆史題材中獨樹一幟的作品，符合《中國文學》的定位，大概也是孫犁受到遴選者青睞的原因。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些海外研究者將孫犁作品劃入抗日小說的範疇，而在這個(ge) 框架中，孫犁作品的獨特性被忽略，比如美國學者夏誌清就沒有在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提及孫犁及其作品。其對革命作家的態度，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漢學家普實克的批評，後者給予解放區文學很高評價(jia) ，認為(wei) “發生在解放區生活各個(ge) 方麵的種種變遷，也許是中國人民曆史上最光輝的一頁”。整體(ti) 來看，冷戰時期的研究者還未能認識到孫犁作品的獨特價(jia) 值。

　　有待重新定位的晚年孫犁

　　上世紀70年代末，孫犁重返文壇，出版了《芸齋小說》及大量散文。晚年孫犁可謂“衰年變法”，知人論世，都與(yu) 此前的“清荷”風格不同，形成獨立傲岸的“淡菊”風格。如何分辨、統一兩(liang) 者間的關(guan) 係，成為(wei) 研究者關(guan) 注的問題。學者楊聯芬在1998年的論文中，將孫犁定位為(wei) “革命作家中的‘多餘(yu) 人’”，不再把孫犁框定在傳(chuan) 統的敘述範疇，而是發掘他更為(wei) 獨特的因素。評論家李敬澤2002年的《半個(ge) 世紀兩(liang) 個(ge) 孫犁》，傳(chuan) 達了同樣的研究旨趣。這一時期，孫犁作品的海外譯介情況，亦有變化。

　　上世紀80年代初，孫犁重回出版界視野。1982年，《荷花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孫犁小說選》由《中國文學》雜誌社出版。1982年、1983年，《風雲(yun) 初記》的英文、法文版相繼出版。如此看來，孫犁的譯介與(yu) 寫(xie) 作產(chan) 生了一個(ge) “滯差”：寫(xie) 作進入晚年孫犁階段，但譯介出版的作品，仍然是青年孫犁時期的代表作。

　　在研究方麵，海外學者對孫犁的特殊性有了新認識。德國漢學家顧彬不再先入為(wei) 主地劃分作家陣營，對孫犁的評價(jia) 也隨之麵貌一新。顧彬認為(wei) ，孫犁是“解放區成長起來的最重要的作家”“甚至是新中國的偉(wei) 大敘事者之一”“寫(xie) 出女性戰友們(men) ‘美的心靈’”。

　　稍感遺憾的是，晚年孫犁的作品還較少被翻譯出去。很多海外研究者認為(wei) 孫犁的創作在上世紀60年代就終結了，這個(ge) 錯覺也影響了對孫犁的整體(ti) 判斷。比如Rosemary Maeve Haddond在關(guan) 於(yu) 中國“鄉(xiang) 土小說”的博士論文中，專(zhuan) 辟了“荷花澱派與(yu) 孫犁”（Hehuadian school and SunLi）一節，把孫犁置放於(yu) 鄉(xiang) 土敘事傳(chuan) 統，仍然沿襲了以前的思路。因此，如何重估“晚年孫犁”的價(jia) 值，將其推介給世界，形成完整的“孫犁形象”，是一個(ge) 亟須重視的問題。

　　孫犁青年時，“荷花澱派”與(yu) “山藥蛋派”相提並論；孫犁晚年時，曾有“南巴（金）北孫（犁）”的說法，由此可見孫犁的文壇地位。孫犁崇尚淡泊，自甘“邊緣”，但新世紀以來，孫犁研究一直保持著較高熱度，國內(nei) 平均每年發表百餘(yu) 篇學術論文。隨著國際學術文化交流的進一步增強，相信孫犁的“清荷”“淡菊”風格都會(hui) 得到海外學術界的關(guan) 注，同放異彩。

　　（作者係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劉衛東(d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