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斬獲茅盾文學獎的《人世間》之後，今年年初，著名作家梁曉聲又推出長篇新作《中文桃李》（作家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小說以80後大學生求學、工作為(wei) 線索，圍繞愛情與(yu) 婚姻、理想與(yu) 現實的矛盾衝(chong) 突展開敘事。小說出版之後，獲得廣泛關(guan) 注。

　　《中文桃李》是一部可以當作理論著作來讀的小說。小說的題目首先就給人“反常”之感。“中文”在小說中顯然指的是“漢語言文學”專(zhuan) 業(ye) ，實際上就是“文學”。這是個(ge) 專(zhuan) 有名詞，沒有任何詩意，很少被用於(yu) 小說標題。“桃李”既喻指“栽培的後輩和所教的門生”，也喻指“人的青春年少”。“中文桃李”因此具有雙重含義(yi) ，一方麵指小說的主人公：以李曉東(dong) 和徐冉為(wei) 代表的一群80後主修文學專(zhuan) 業(ye) 的大學生；另一方麵也暗示了小說的主題：在文學日益被邊緣化的大背景下，文學如何才能“青春年少”，或者說，文學如何才能與(yu) 生活的“活力”保持關(guan) 聯？這是一個(ge) 重大的理論問題，也是每一個(ge) 文學工作者必須麵對的時代命題。作為(wei) 著名作家，梁曉聲的高明之處在於(yu) ，他沒有進行空洞的理論說教，而是用鮮活的故事對這一問題作了飽含情感溫度的論證和回答。

　　80後具有特殊的含義(yi) 。作為(wei) 時代的標簽，他們(men) 是改革開放後在經濟大潮中成長的一代，同時也是見證經濟大潮中文學日漸式微的一代。他們(men) 仍然持有文學理想，對文學飽含熱情。這種理想和熱情曾使他們(men) 在象牙塔內(nei) 取得短暫的輝煌，創辦文學刊物的成功使他們(men) 成為(wei) 校園內(nei) 萬(wan) 眾(zhong) 矚目的“明星”；而在象牙塔外卻陷入了“重圍”，曾經的輝煌和成功在校園外的規則下再難成為(wei) 驕傲的資本。那麽(me) ，如何“突圍”？小說以這群80後“中文桃李”的人生選擇給出了答案。梁曉聲說，作為(wei) 老師，他教過很多80後，自己的孩子也是80後，為(wei) 80後寫(xie) 點什麽(me) ，一直是自己的心念，想給自己的教學生涯留下一點記錄，“我喜歡我筆下的這些80後，他們(men) 也開玩笑，也幽默，但他們(men) 身上沒有那種‘頑主’氣質”。

　　文學與(yu) 社會(hui) 現實之間常常有一種因錯位而產(chan) 生的張力，對抗並非可取之道。《中文桃李》選擇了與(yu) 現實的和解。和解並非屈服於(yu) 現實，而是在保持文學理想的前提下融入現實。不難發現，《中文桃李》在情節結構方式上總是在設置一些衝(chong) 突，這些衝(chong) 突無不與(yu) “中文”這一專(zhuan) 業(ye) 相關(guan) ；同時又在衝(chong) 突中尋找一種平衡，這種平衡則使“中文”與(yu) 現實達成和解。從(cong) “我”與(yu) 父母婚姻價(jia) 值觀的衝(chong) 突到最後的彼此接受、從(cong) “我”和徐冉的悲壯“北漂”到最後的回歸故鄉(xiang) ，以及“中文”還是“對外漢語”的專(zhuan) 業(ye) 選擇、留省城還是回家鄉(xiang) 的就業(ye) 抉擇等等，無不體(ti) 現了這種衝(chong) 突中的平衡。因此，結構上的平衡就成了文學與(yu) 現實和解的隱喻。

　　《中文桃李》無疑是現實主義(yi) 的，但又不同於(yu) 傳(chuan) 統現實主義(yi) 以崇高理想為(wei) 目的的宏大敘事，也不同於(yu) 新寫(xie) 實主義(yi) 以瑣碎日常生活為(wei) 目的的個(ge) 人小敘事，而是力圖在二者之間找到一個(ge) 平衡點。這是一種尚未被命名的現實主義(yi) 。文中反反複複出現的“執否”具有特別的深意。“執子之手，與(yu) 子偕老”是對婚姻的承諾，“執否”則是對這種承諾的詢問。小說中，作者對此進行了專(zhuan) 門的解釋：“執否”之“執”，意謂輕牽。不是“緊攥”和“不牽”，而是“輕牽”，關(guan) 鍵在這一“輕”字。此一“輕”字既是愛情的“真”，也是文學理想與(yu) 現實之間的“度”。將文學理想化是淩空高蹈，已沒有現實的土壤；而將文學矮化為(wei) 日常生活卻是當下正在麵臨(lin) 的現實，如此一來，文學又失去了其應有的價(jia) 值向度。那麽(me) ，尋找一個(ge) 中間的平衡點就是當前文學“突圍”的突破口。

　　這個(ge) 平衡點就是“豐(feng) 滿的理想”與(yu) “骨感的現實”之間“為(wei) 人生”的價(jia) 值定位。文學是“為(wei) 人”的，這裏的人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理想的人”，而是活生生的靈肉兼具的“現實的人”。文學教授“汪先生”某種程度上是作者的代言人，他不僅(jin) 重提“文學是人學”的理論命題，而且在教學中踐行“為(wei) 人生”的文學理念。小說的最後，作者讓作家“梁曉聲”現身說法，做了一場《文學與(yu) 人生》的講座。講座的失敗，既嘲諷了那些脫離人生價(jia) 值觀照的作家作品，也從(cong) 另一方麵肯定了文學“為(wei) 人生”的價(jia) 值理念。正如徐冉對她兒(er) 子所說：“文學在特殊年代還有點兒(er) 不一般。現在沒什麽(me) 不一般的，隻不過就是種職業(ye) 罷了。你爸的人生，現在仍靠文學那碗飯墊底兒(er) ，以後聽你爸爸談談體(ti) 會(hui) 就行。”

　　文學何為(wei) ？這是一個(ge) 如文學一樣古老的理論命題，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回答。馬克思主義(yi) 將“美學的和曆史的觀點”作為(wei) 文學批評的最高標準，強調文學要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唐代詩人白居易提出“文章合為(wei) 時而著，歌詩合為(wei) 事而作”。梁曉聲立足於(yu) 當下的現實，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對“文學何為(wei) ”這一理論命題進行了回答。人具有價(jia) 值維度，文學“為(wei) 人生”的理念正是人的價(jia) 值體(ti) 現。這一回答既符合馬克思主義(yi) 的曆史唯物主義(yi) 觀點，因為(wei) “人生”總是具有曆史具體(ti) 性的人生；這一回答也符合白居易的理論主張，因為(wei) “人生”總是與(yu) 具體(ti) 的“時”和“事”聯係在一起。包括文學在內(nei) 的所有文藝形式，隻有向上向善才能成為(wei) 時代的號角。這是對文藝價(jia) 值屬性和曆史屬性的界定。《中文桃李》要表達的正是文學在一定曆史語境中，對有意義(yi) 人生價(jia) 值的追尋與(yu) 抒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