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師力斌

　　新詩大眾(zhong) 化是新世紀以來詩歌的一個(ge) 大潮，與(yu) 百年新詩的發展一脈相承。五四時期的白話詩，抗戰時期國統區和解放區的街頭詩和朗誦詩運動，1950年代末的新民歌運動，1990年代後期以來興(xing) 起的網絡詩歌，都是百年新詩大眾(zhong) 化不同階段的表現。新世紀以來，新詩大眾(zhong) 化潮流洶湧，出現了許多網紅詩人，成為(wei) 新詩大眾(zhong) 化的典型。

　　如何評價(jia) 大眾(zhong) 化詩歌，一直爭(zheng) 議頗大，是詩歌難題。它牽扯新詩成就的評價(jia) ，同時也涉及新詩標準，既涉及文化社會(hui) 問題，又包含寫(xie) 作技術問題。以往爭(zheng) 論的一個(ge) 誤區，就是將文化問題和審美專(zhuan) 業(ye) 問題混在一起，糾纏不清。現在看來，要合理評價(jia) 新詩大眾(zhong) 化，不妨采用一種辯證的思維，即既在文化上全麵考量新詩大眾(zhong) 化的成就，也在審美專(zhuan) 業(ye) 上認真麵對新詩寫(xie) 作的問題。

　　首先，合理評價(jia) 新詩大眾(zhong) 化，應當從(cong) 社會(hui) 文化的角度來正視新詩能量，考量其成就，而非急於(yu) 否定、貶低和嘲笑。

　　新詩大眾(zhong) 化是現代事物，是由現代政治、教育和傳(chuan) 媒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文化結果。新詩大眾(zhong) 化帶來詩人數量和詩歌產(chan) 量的急劇增長，造成了詩歌史大變局。新詩人數量今非昔比。新詩早期，朱自清選編的《中國新文學大係·詩集》，收入現代第一個(ge) 十年間的新詩，滿打滿算隻有59人。而新世紀以來的新詩選本成群結隊，詩人多得選不過來。近年來出版的五卷本《北漂詩篇》，收入近500位詩人，而這僅(jin) 是北漂詩人的一部分。詩人伊沙通過網易微博開設“新詩典”欄目，進行詩歌推薦點評，並且每年出版一本詩選，十多年來推出4000多首作品。各家出版社推出的年度選本也有很多。女性詩人急劇增加，是千年詩歌史的新現象。研究者周瓚估計，新世紀十年中活躍的女詩人總數超過了20世紀後半葉（亦即當代文學五十年）的女詩人總數。娜仁琪琪格主編的《詩歌風賞》叢(cong) 書(shu) ，匯聚了1960年代到當下各年齡段女詩人100多位。而在中國古代，女詩人比例非常小。有學者統計，《全唐詩》900卷中女詩人的作品有12卷，占1.34%。筆者根據胡文楷《曆代婦女著作考》提供的女性名錄進行了統計，自漢代以來各代的女作家如下：漢魏六朝32人，唐23人（包括五代蜀的花蕊夫人），宋46人，元16人，明238人，清3571人。清代3000多人平均到300年中，每年也就10位。

　　全麵覆蓋、迅速快捷的新媒體(ti) 造就了全新的詩歌奇觀。抗戰時期，軍(jun) 事封鎖、交通不便。1950年代傳(chuan) 媒尚不夠發達。1990年代以來，網絡新媒體(ti) 為(wei) 新詩插上了翅膀。網上的詩群、詩社等虛擬社區數量巨大。網上讀詩成為(wei) 民眾(zhong) 的主要閱讀方式。一首詩從(cong) 寫(xie) 作到發表到評價(jia) 反饋，分分鍾就可以實現。這是李白、杜甫、陶淵明時代完全不可想象的。

　　詩歌生態發生革命性改變。秀詩、秀圖、秀生活，成為(wei) 詩歌特別是女性詩歌的新常態。詩歌生活化是大眾(zhong) 化詩歌的重要特征。照片+簡曆+詩歌+才藝，是網絡詩歌的標配。寫(xie) 詩首先是一種生活方式、社交方式、自我主體(ti) 的建構方式。詩人安琪的一句詩“當我死時，詩是我的屍體(ti) ”就是最極端的說明。

　　詩歌功能發生革命性變化。大眾(zhong) 化詩歌率先提供一種民主開放的想象性文化空間。不計其數的微博、微信詩歌平台，扮演著公民詩歌素質訓練場的角色，進行著有關(guan) 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民主、自由等現代意識的塑造。網絡詩歌爆發出巨大的文化能量。在此，自由被置換為(wei) 文學表達的自由，公正被表達為(wei) 詩歌發表的公正。“五四”時期如此，1980年代如此，今天的打工詩歌、女性詩歌也如此。如今，新詩借助新媒體(ti) ，如虎添翼，大幅度跨越經濟差別、身份界限和社會(hui) 區隔，向“詩歌麵前人人平等”的文化想象快速推進。想寫(xie) 就寫(xie) ，不必考慮住房條件、經濟收入，也不用顧及專(zhuan) 業(ye) 與(yu) 否，寫(xie) 完手指一點，就進入了公共傳(chuan) 播領域。正如謝冕所說“滲入民眾(zhong) ”，新詩真正走進了大眾(zhong) ，其意義(yi) 遠遠超出文學範疇。一些頗具代表的口水詩的流行，打碎新詩專(zhuan) 業(ye) 門檻，去除新詩的神秘外衣和權威限製，為(wei) 大眾(zhong) 注入了興(xing) 奮劑和推動力。以詩歌為(wei) 投槍也好，為(wei) 啤酒也好，為(wei) 選票、話筒也好，都不外乎一種文化策略。如果網絡停止運行，我相信，至少會(hui) 有一半的詩人靈感消失。

　　許多人批評“口水詩”粗製濫造，這當然有詩歌專(zhuan) 業(ye) 方麵的道理，但忽略了口語詩在文化社會(hui) 層麵的積極功用，掩蓋了新詩大眾(zhong) 化帶來的文化民主和文化公平的巨大成就。舉(ju) 個(ge) 例子，北京皮村新工人文學小組的四位詩人範雨素、小海、孫恒、苑偉(wei) ，走上中央電視台“朗讀者”舞台，朗誦他們(men) 的詩歌。對於(yu) 幾位進城務工的新工人朋友來說，這是他們(men) 生活中具有特殊意義(yi) 的經驗。俞平伯在五四初期主張詩的平民化，設想“詩的共和國”，在當時是夢想，在今天已經是現實。

　　學者李怡認為(wei) ，新詩“總體(ti) 成就不宜估價(jia) 過低”，這一觀點在學界很有代表性，值得重視。越來越多的人熱愛新詩，以新詩抒發感情、交友互動，甚至以新詩表達對時事的看法、進行日常生活的詩意構建。百年新詩大眾(zhong) 化帶來的這些創造性的現代性功能，令人鼓舞驕傲，其成就也無法否認，正如人們(men) 無法否定廣場舞帶給千千萬(wan) 萬(wan) 民眾(zhong) 的健康生活和快樂(le) 幸福一樣。

　　其次，合理評價(jia) 新詩大眾(zhong) 化，要區分大眾(zhong) 化和專(zhuan) 業(ye) 化兩(liang) 個(ge) 問題，二者應當分開來談，以免陷入片麵否定新詩的泥潭中去。大眾(zhong) 化詩歌的文化社會(hui) 功能是一回事，以專(zhuan) 業(ye) 化來要求新詩專(zhuan) 業(ye) 水準是另一回事。這裏所謂的專(zhuan) 業(ye) 化也就是審美化。每年新詩產(chan) 量那麽(me) 多，專(zhuan) 業(ye) 水準高的詩卻不多，但不能就此判定新詩專(zhuan) 業(ye) 成就低，正如近五萬(wan) 首唐詩中，相當多詩歌水準平平，並不能因此否定李白、杜甫、白居易的專(zhuan) 業(ye) 水準一樣。談新詩的大眾(zhong) 化時，我們(men) 在談詩的文化功能、社會(hui) 功能。而談新詩專(zhuan) 業(ye) 時，談的是新詩經典化，是從(cong) 那些數量少、水準高的優(you) 秀詩歌中挑選佳作加以討論，聚焦那些出類拔萃者，甚少涉及大眾(zhong) 化問題。大眾(zhong) 化和專(zhuan) 業(ye) 化的標準、目的都不一樣，不能混為(wei) 一談，否則就會(hui) 陷入常見的尷尬境地：隨意從(cong) 網上看一些詩，便得出新詩不好的結論，或者總是用水準平平的詩來貶低新詩的成就：這也是詩？新詩就這種水平？我們(men) 經常見到這樣的情況：一個(ge) 很少讀新詩，或者僅(jin) 隨意讀了一些新詩，就跟你憤憤不平、熱情滿滿地討論新詩，指責新詩的粗俗，抱怨新詩的水準。事實上，這個(ge) 時候，他要麽(me) 是個(ge) 詩歌的外行，要麽(me) 是在討論新詩的文化功能、文化權力和文化態度等問題，而不是討論新詩的專(zhuan) 業(ye) 成就。類似街頭吵架式的非專(zhuan) 業(ye) 的詩歌爭(zheng) 論非常多，消耗了新詩批評的大量精力，對提高新詩專(zhuan) 業(ye) 水平無甚裨益。

　　當然，並不是說大眾(zhong) 化與(yu) 專(zhuan) 業(ye) 化截然對立，水火不容。恰恰相反，專(zhuan) 業(ye) 化的寫(xie) 作常常需要大眾(zhong) 化的養(yang) 育，大眾(zhong) 化的潮流拓寬專(zhuan) 業(ye) 化的河床。這種關(guan) 係對於(yu) 優(you) 秀詩人來說是順理成章的事，就好比杜甫可以從(cong) 流行的公孫大娘劍器舞中獲得靈感，餘(yu) 光中也非常樂(le) 意大眾(zhong) 口語的熏陶。

　　第三，合理評價(jia) 新詩大眾(zhong) 化的成就，既需平等民主的文化態度，還需要廣博精深的專(zhuan) 業(ye) 眼光。我們(men) 常遇到的就是新詩經典問題，眾(zhong) 說紛紜，各執一詞，爭(zheng) 論不休。我不讚成生搬硬套古詩的形式和規範，比如拿對仗、押韻、甚至平仄等舊律來要求新詩，這其實又回到了古詩的老路上，隻能是死路一條。我也不同意“大眾(zhong) 的就是經典的”或“流行的就是經典的”評價(jia) 思路，不認為(wei) 隻要走紅就是好詩。比如，“口水詩”作為(wei) 一種新的大眾(zhong) 意識的表達，擁有一些粉絲(si) ，也有其文化上的積極意義(yi) ，但在形式上，並沒有提供新東(dong) 西，甚至是保守的。如果開個(ge) 玩笑，“口水詩”是蹩腳的古詩，古代的歌行體(ti) 反倒像優(you) 秀的自由體(ti) 新詩。不信，可以參看李白《蜀道難》《將進酒》、《詩經·王風》中的《揚之水》、漢樂(le) 府中的《東(dong) 門行》《婦病行》《孤兒(er) 行》。

　　在此，想引入陳超的“曆史想象力”概念，作為(wei) 討論新詩經典化的一個(ge) 尺度。陳超在《重鑄詩歌的“曆史想象力”》一文中指出，“曆史想象力”不僅(jin) 是一個(ge) 詩歌功能的概念，同時也是有關(guan) 詩歌本體(ti) 的概念。“寫(xie) 什麽(me) ”和“怎麽(me) 寫(xie) ”，在曆史想象力的雙重要求下，是無法兩(liang) 分的。簡單地說，“曆史想象力”要求詩人具有曆史意識和當下關(guan) 懷，對生存、個(ge) 體(ti) 生命、文化之間真正臨(lin) 界點和真正困境的語言有深度理解和自覺挖掘意識，能夠將詩性的幻想和具體(ti) 生存的真實性作扭結一體(ti) 的遊走，處理時代生活血肉之軀上的噬心主題。“曆史想象力”，應是有組織力的思想和持久的生存經驗深刻融合後的產(chan) 物，是指意向度集中而銳利的想象力，它既深入當代又具有開闊的曆史感，既捍衛了詩歌的本體(ti) 依據又恰當地發展了它的實驗寫(xie) 作可能性。這樣的詩是有巨大整合能力的詩，它不僅(jin) 可以是純粹的和自足的，同時也會(hui) 把曆史和時代生存的重大命題最大限度地詩化。它不僅(jin) 指向文學的狹小社區，更進入廣大的有機知識分子群，成為(wei) 影響當代人精神的力量。

　　如果放在古代，我覺得符合這一“曆史想象力”標準的典範就是杜甫。“曆史意識和當下關(guan) 懷的統一”、“詩性幻想和具體(ti) 生存的扭結”、“有組織力的思想和持久的生存經驗的深刻融合”、“把曆史和時代生存的重大命題最大限度地詩化”，在這些標準麵前，一切口水、書(shu) 麵、學院、民間、女性、男性、下半身、上半身、打工詩歌、女性詩歌、草根寫(xie) 作、神性寫(xie) 作，是不是會(hui) 一碰即退？如果我們(men) 討論新詩，為(wei) 了避免不必要的浪費，可能首先要區分討論新詩的什麽(me) 。如果是討論新詩寫(xie) 作的專(zhuan) 業(ye) 成就而不是文化成就、社會(hui) 成就，就需要討論優(you) 秀的新詩，而不是泛泛地拿一些平庸的詩歌來說事。套用陳超的思路來看，對於(yu) 真正優(you) 秀的詩人來講，新詩專(zhuan) 業(ye) 化寫(xie) 作麵臨(lin) 的真正問題是，如何動用曆史想象力，如何將曆史碰撞我們(men) 身心的火花擦痕藝術地呈現於(yu) 詩美的天空。比如在郭沫若、艾青、穆旦、何其芳、餘(yu) 光中、洛夫等現代優(you) 秀詩人的詩歌中，曆史是不是一個(ge) 在場因素，他們(men) 處理得怎麽(me) 樣？有什麽(me) 成就？又有什麽(me) 樣的經驗和教訓？在當代詩人北島、多多、昌耀、於(yu) 堅、歐陽江河、西川等人的詩歌中，也可作如是觀。當我們(men) 這樣來談新詩成就時，就會(hui) 發現，此時的新詩比彼時街頭爭(zheng) 論時的新詩多了相當多專(zhuan) 業(ye) 化的要求，它需要討論者對百年新詩的閱讀量，需要對詩歌史的掌握，需要詩歌理論的儲(chu) 備，甚至還需要一定時間的詩歌寫(xie) 作訓練，並非隨便可以對新詩發言。

　　第四，回顧既往，一些典型的大眾(zhong) 化詩歌體(ti) 式、流派所創造的，多文化能量，少專(zhuan) 業(ye) 成就。這些詩歌的文本都可以叫詩，但要說新詩的成就依賴這些詩歌，恐怕難以服人。我們(men) 談論餘(yu) 秀華“穿過大半個(ge) 中國去睡你”，更多是在談大眾(zhong) 化的欲望，是在驚歎網絡的傳(chuan) 播能量和當今的詩歌奇觀。同樣，我們(men) 談“梨花體(ti) ”、談“下半身”、談“垃圾派”，也主要是在談文化潮流、文化姿態、文化選擇，而非談新詩專(zhuan) 業(ye) 成就。如果再往深反思，談白話詩、抗戰詩、新民歌、天安門詩、朦朧詩、第三代詩、後新潮詩、盤峰論爭(zheng) 、地震詩、奧運詩、抗疫詩，是否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同樣的理論區別？在我看來，百年新詩的考量，特別是有關(guan) 大眾(zhong) 化詩歌的考量，文化論爭(zheng) 多，專(zhuan) 業(ye) 討論少，特別是有益於(yu) 新詩發展的專(zhuan) 業(ye) 化反思還有待加強。

　　總結百年新詩評價(jia) 曆史，一個(ge) 重要的經驗，就是要將新詩文化問題和新詩專(zhuan) 業(ye) 問題適當加以區分。文化問題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化，專(zhuan) 業(ye) 問題則相對穩定。文化問題可以包含在隨便什麽(me) 樣水平的詩歌之中，但專(zhuan) 業(ye) 問題則需要就好詩展開討論，需要職業(ye) 素養(yang) 和專(zhuan) 業(ye) 儲(chu) 備。新詩是一門專(zhuan) 業(ye) ，入門很低，但其後道路漫長，高手林立，佳作眾(zhong) 多，標準森嚴(yan) 。是的，標準森嚴(yan) ，我確實認為(wei) 標準森嚴(yan) 。比如，一首新詩，不能有一個(ge) 字多餘(yu) ，不能隨便用詞，不能隨便用韻，不能隨便轉行，不能隨便設行，不能隨便設小節，不能隨便用標點符號，不能隨便寫(xie) 標題。杜甫的詩能隨便多一個(ge) 字嗎？蘇軾的詞能隨便轉行嗎？一旦我們(men) 進行諸如此類的專(zhuan) 業(ye) 對照，就會(hui) 發現我們(men) 在專(zhuan) 業(ye) 上存在古詩新詩雙重標準。百年新詩存在一種集體(ti) 無意識，即新詩沒有標準，新詩可以隨便。這是需要剔除的。恰恰相反，字數、行數、節數遠比古詩豐(feng) 富複雜的新詩，其規則應當遠比古詩多、嚴(yan) 。但這些專(zhuan) 業(ye) 問題並沒有深入全麵的討論。所以，在新詩討論前，最好能問一個(ge) 問題：我們(men) 是在談論詩，還是好詩？詩和好詩之間的距離非常大。白話口語的大規模運用對於(yu) 五四文學革命和思想解放，無疑功德無量，同時，我們(men) 也需要反思，口語的無節製使用，是否也給新詩的專(zhuan) 業(ye) 化寫(xie) 作帶來負麵影響？新詩大眾(zhong) 化作為(wei) 新詩的巨大成就，確立了詩歌的零門檻、零審查、零成本、低起點的合法性，帶來新詩空前規模的普及，激發大眾(zhong) 參與(yu) 熱潮，是詩歌“祛魅”“去神秘化”“去權威化”“介入現實”“合為(wei) 事而作”進而建設“詩的共和國”的有功之臣，但它絕對不能代替或取消“曆史想象力”“人間要好詩”“晚節漸於(yu) 詩律細”“語不驚人死不休”“清詞麗(li) 句必為(wei) 鄰”等一係列詩歌專(zhuan) 業(ye) 化標準。正如謝冕提到的，新詩大眾(zhong) 化激發的“滲入民眾(zhong) ”的現代公民的平等意識、參與(yu) 意識、自由意識，在文化社會(hui) 成就上無疑是巨大的、積極的、令人鼓舞的，但並不能直接兌(dui) 換成專(zhuan) 業(ye) 化的新詩成就。文藝評價(jia) 的維度是多元的，可能是當下現實，也可能是整個(ge) 文學史。優(you) 秀的詩歌，特別是經典的詩歌，恐怕最終需要在文學史裏進行評價(jia) ，甚至根據不同的層次目標，需要放在新詩一百年、詩歌三千年、世界詩歌史的場域中進行估量比對。這個(ge) 時候，談論新詩成就絕不能坐井觀天。人們(men) 就會(hui) 要求優(you) 秀詩歌必須處理好個(ge) 人與(yu) 社會(hui) 、當下與(yu) 曆史、現實與(yu) 想象、介入與(yu) 超脫、繼承與(yu) 創新、語言與(yu) 實在、形式規範與(yu) 藝術創造等諸多維度之間的複雜關(guan) 係，並最終以優(you) 秀的詩歌文本贏得讀者、贏得曆史。

　　（作者係北京文學期刊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