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命運的波折麵前，今天的年輕人麵臨(lin) 一個(ge) 蓬勃的年代，無論我們(men) 遭遇再多的痛苦，也不會(hui) 比高加林更痛苦。如果高加林在那種痛苦中，能重新找回自己人生的道路，重新走出自己人生的輝煌，那麽(me) 今天的年輕人就更沒有理由放棄自己。

　　1982年，作家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一經麵世，便引發讀者強烈共鳴。41年後，由閻建鋼執導，陳曉、李沁領銜主演的《人生之路》播出，同樣引發了當代青年對於(yu) 人生和理想的討論。從(cong) 《平凡的世界》《人世間》《人生》再到待播的《繁花》等作品，嚴(yan) 肅文學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進入了爆發期。對於(yu) 嚴(yan) 肅文學的影視化，如何找到嚴(yan) 肅性和當代價(jia) 值間的微妙平衡，新京報記者專(zhuan) 訪了電視劇《紅高粱》《幸福到萬(wan) 家》編劇趙冬苓，《人生之路》總製片人魏巍，以及《人世間》編劇王海鴒、導演李路等業(ye) 內(nei) 人士，在他們(men) 看來，當下影視工作者對於(yu) 嚴(yan) 肅文學的“再創作”，希望在回望過去幾十年時代變遷的同時，融入契合中國社會(hui) 真實發展邏輯的內(nei) 容，產(chan) 出能夠引導觀眾(zhong) 思考的作品。

　　為(wei) 什麽(me) 改編

　　回看過去，展現曆程，何以成就民族複興(xing)

　　2015年，根據路遙同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平凡的世界》播出，鏡頭中營造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質樸的懷舊氣息，讓不少觀眾(zhong) 被“戳中淚點”；2020年，改編自陳彥同名小說的電視劇《裝台》播出，聚焦“裝台”工人這一底層群體(ti) ；2022年，根據梁曉聲同名茅盾文學獎獲獎小說改編的《人世間》作為(wei) 央視開年大戲播出，該劇收獲了口碑和人氣的雙豐(feng) 收；同年由鄭曉龍執導，趙麗(li) 穎領銜主演，改編自《秋菊打官司》的電視劇《幸福到萬(wan) 家》熱播，再度掀起嚴(yan) 肅文學的改編熱潮。

　　嚴(yan) 肅文學作品的文學性、思想性和時代影響力深遠，其文字經得起時間考驗，也經得起不同時代讀者的反複回味。路遙中篇小說《人生》在問世以來的四十年中，激勵了幾代年輕人，《人生之路》部分取材於(yu) 《人生》，以上世紀80年代陝北高原的城鄉(xiang) 生活為(wei) 時空背景起點，講述了高加林、劉巧珍等一批青年人在抉擇中突破困境，找尋自我人生的故事。在魏巍看來，今天看《人生》看到的不止那一代年輕人的人生困境，更多的是那一代人怎麽(me) 樣一步步走到了今天，成就了民族的複興(xing) 之路。

　　《秋菊打官司》原著出版於(yu) 上世紀90年代初，趙冬苓坦言，到改編《幸福到萬(wan) 家》的時候，中國社會(hui) 已經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包括農(nong) 村邁向現代化的步伐迅猛發展，中國的農(nong) 村也在慢慢從(cong) 宗法式的農(nong) 業(ye) 文明邁向現代文明，一大批像秋菊這樣的農(nong) 村女孩，個(ge) 人意識逐漸開始覺醒，和以前賴以生存的環境決(jue) 裂，邁向城市文明和現代化社會(hui) 。而《幸福到萬(wan) 家》切中的正是當下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時代主題、社會(hui) 熱點，以及鄉(xiang) 村精神文明建設、法治建設。這是今天當下社會(hui) 所麵臨(lin) 的課題，和小說的故事延展是能連接在一起的。

　　《人世間》原著雖然創作於(yu) 2017年，打動人心的同樣是時代發展中人的變化，全劇圍繞周家三兄妹的成長，呈現了跨越近五十年的時代變遷。在導演李路看來，這麽(me) 多年，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城市發展成現在這樣，經濟總量發展到這般規模，描寫(xie) 工人階層的影視劇實在不多。其中經曆了布票、糧票、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飛速發展的幾十年。“這確實就是我們(men) 經曆過的變遷、飛躍，這是令世界矚目的，我們(men) 用幾十年的時間完成了西方社會(hui) 幾百年的發展曆程。”編劇王海鴒通過《人世間》真切感受到上世紀70年代底層老百姓的生活，“他們(men) 這麽(me) 窮，這麽(me) 苦，依然能夠頑強生活。那時候那麽(me) 困難，大家還能一塊度過來，真的不易。”同時，《人世間》也給王海鴒帶來了思考，“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強大過、軟弱過、被欺負過、貧窮過，但是永遠沒有被征服過，永遠沒有被同化過。我在想，這其中，到底是什麽(me) 在起作用。”

　　改編有什麽(me) 意義(yi)

　　對無數普通人的善意注視

　　《紅高粱》《秋菊打官司》兩(liang) 部文學原著分別創作於(yu) 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但其中塑造的主人公都具有鮮明的當代性。秋菊盡管從(cong) 小生活在相對封閉的農(nong) 村，但她不是一個(ge) 活在別人期待中的傳(chuan) 統農(nong) 村婦女，她是一個(ge) 為(wei) 自己而活的女性。在趙冬苓看來，秋菊從(cong) 一個(ge) 普通的農(nong) 村女孩一步一步為(wei) 了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而堅持打官司，正是她的自我意識在覺醒，她活成了一個(ge) 真正的現代女性。其中所傳(chuan) 遞出的“女性做自己”的理念，時隔三十年後，也依然為(wei) 當下年輕人所推崇。

　　和秋菊一樣，《人生》小說主角高加林當時所麵對的城鄉(xiang) 隔閡、發展空間受限等人生困境，也一直促使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對現實社會(hui) 進行深度思考。上世紀80年代，中國城鎮化水平還比較低，大量的人口生活在農(nong) 村和小城鎮，他們(men) 對現代城市文明的向往會(hui) 更加強烈。不光是高加林，所有年輕人內(nei) 心都帶著這樣一種渴望，向往大城市、向往不一樣的生活。魏巍表示，劇中高加林不願向命運屈服的精神被放大，時代變化下的人生抉擇成為(wei) 作品底色，展現了更多年輕人成長過程中的痛苦與(yu) 掙紮，放在今天同樣能夠引發觀眾(zhong) 共鳴。

　　嚴(yan) 肅文學的文字故事往往濃縮著作者對時代或一種人物的深刻思索。在路遙原著中，青年們(men) 經曆漫長的摸索和困境後，迭代出更成熟的自我，原本的困境在自身努力與(yu) 時代進步中不斷破局。《人生之路》將人物的命運從(cong) 上世紀80年代延展到新世紀，對原著“結局”進行具有時代性的續寫(xie) 。原著《人生》中，講的是高加林想要掙脫黃土地卻求而不得的人生，看上去是對感情的選擇，實際上則是對“紮根”還是“向上爬”的抉擇，最終結局呈現了一種宿命般的悲哀。而《人生之路》中，續寫(xie) 了高加林的結局，在重歸黃土地之後，高加林堅持文學創作，擁有了再一次走出去的機會(hui) 。魏巍表示，續寫(xie) 的結局更多還是出於(yu) 對頑強又現實的高加林的未來的一種寬厚的猜測，而這種猜測也來自我們(men) 對現實裏無數普通人的善意注視，“在命運的波折麵前，今天的年輕人麵臨(lin) 這樣一個(ge) 蓬勃的年代，無論我們(men) 遭遇再多的痛苦，也不會(hui) 比高加林更痛苦。如果高加林在那種痛苦中，能重新找回自己的人生道路，重新走出自己的人生輝煌，那麽(me) 今天的年輕人就更沒有理由放棄自己。”

　　改編難度在哪裏

　　把小說裏的東(dong) 西外化、影像化

　　嚴(yan) 肅文學的強文學性也給改編帶來了很大困難，與(yu) 原著小說相比，劇版《人世間》要立體(ti) 地反映特定時期、表現工人階級。王海鴒坦言，電視劇是戲劇和文學的結合，這種方式決(jue) 定了無巧不成書(shu) ，“難就難在這個(ge) 地方，要把小說裏表現的東(dong) 西外化、影像化。人物所有的心理活動不再是文字描寫(xie) ，必須讓其行動起來，這是比較困難的。”

　　魏巍曾經參與(yu) 過《紅高粱》《人生》等多部嚴(yan) 肅文學的影視化，在他看來，改編過程中的一大挑戰就是，既要從(cong) 文學經典中汲取豐(feng) 厚的營養(yang) ，又需要不斷地用時代的眼光去解讀文學經典，與(yu) 時代同頻共振。比如《人生》裏年輕人經曆的挫折、痛苦，是一代代年輕人都共通、都會(hui) 經曆的，隻有看到共同的痛苦和掙紮，才能收獲共同的力量感；而《紅高粱》每一個(ge) 瞬間呈現的都是真實、果敢、大膽的新時代思維，帶來的是開放思想和封閉社會(hui) 風氣間的矛盾，呈現了一個(ge) 實實在在的“鄉(xiang) 土中國”。

　　此外，從(cong) 影視創作角度，嚴(yan) 肅文學的改編在保留原著內(nei) 核的基礎上，也同樣需要融合時代筆觸進行改編。《人生》中有著“民辦教師被頂替”的情節，在《人生之路》中改編為(wei) 高明樓的兒(er) 子高雙星頂替了高加林的大學名額，這也是劇中最突出的一個(ge) 改編，改編後戲劇衝(chong) 突更強烈，被頂替造成的後果，給主人公的打擊更大、更持久。高考的冒名頂替集中爆發在上世紀80年代，但是高考冒名頂替作為(wei) 案件，作為(wei) 社會(hui) 熱點事件，前幾年才暴露出來。魏巍表示，這個(ge) 情節改動符合那個(ge) 年代的曆史邏輯，生活邏輯，現實邏輯，但又是當下的觀眾(zhong) 非常有感觸的社會(hui) 熱點話題，用它來替代原著中的民辦教師資格被替換，是繼承了路遙的文學內(nei) 核和戲劇邏輯，並且把它順利延展到當下，讓觀眾(zhong) 能夠更加同頻共振。

　　怎麽(me) 讓人物更生動

　　賦予人物更多溫暖、明亮的基調

　　《人生》要改編成電視劇體(ti) 量不夠，在改編過程中，一方麵在時空上大幅延展，一直延伸到和大家現在的生活比較貼近的狀態；另一方麵通過增加新角色、調整老角色，拓展成群像戲，眾(zhong) 多角色都在人生中不停地麵臨(lin) 關(guan) 鍵節點的抉擇。據魏巍介紹，《人生》在改編過程中，有一些改動是考慮到更符合當下的審美，更容易被當下年輕人所接受，比如相較於(yu) 原著高加林身上仍然背負命運的枷鎖，但也隨時代的發展賦予了他從(cong) 中掙脫的可能性，讓他擁有了更廣闊的實現人生價(jia) 值的通道；劇中描繪了劉巧珍對高加林勇敢的表白，在魏巍看來，劇中的巧珍是一個(ge) 熱烈自主的形象，在巧珍的人物改編上也融入了更多現代感元素，讓她一定程度上擺脫了80年代女性的依附性，讓她能夠在新時代立足，展示女性的主動性與(yu) 生命力。同樣，劇中的男女情感也比較符合當下年輕觀眾(zhong) 的審美喜好，比如高加林、劉巧珍愛情中青春懵懂、美好的一麵，在劉巧珍麵對愛情的態度上，《人生之路》將她改編得更熱烈直接，更加符合當下青年人的愛情觀。

　　除了加入更具時代感的元素之外，在人物塑造上，賦予人物更多溫暖、明亮的基調也是嚴(yan) 肅文學影視化中的一大特點。《人世間》原著色調是鋼鐵色的、灰色的，王海鴒坦言，灰色給人堅韌、頑強的感覺，但同時也是沉重的。而她個(ge) 人希望生活是明亮溫暖的。任何一段生活，它都有兩(liang) 麵性，就像大家生活在一個(ge) 集體(ti) 裏，都會(hui) 有不同的感受，因此劇中一些人物的改編也得到了相應的“暖色調”。比如《人世間》小說原著裏馮(feng) 化成被寫(xie) 成渣男，得意後始亂(luan) 終棄，與(yu) 周蓉離婚了。在劇版中，王海鴒希望給人物的變化一些理由，因為(wei) 妻子成長了，妻子不再像最初那樣仰視他，他感到了失落，重新在其他女人身上找到昔日的感覺。於(yu) 是，王海鴒將馮(feng) 化成寫(xie) 成一個(ge) 更合理的犯了錯誤的人，把這個(ge) 人物完善了；原著中的駱士賓是一個(ge) 徹頭徹尾的暴發戶形象，王海鴒把他改成了一個(ge) 企業(ye) 家，因為(wei) 要寫(xie) 五十年的變遷，一定會(hui) 寫(xie) 到改革開放，小說也提到，駱士賓從(cong) 南方賺了錢回來，至於(yu) 怎麽(me) 成為(wei) 企業(ye) 家的，經曆了多少挫折，多少困難，這其中對改革開放初期企業(ye) 家的描寫(xie) 就落到了駱士賓身上，這個(ge) 人是顛覆性的改動。

　　改編是否有邊界感

　　不刻意迎合，“尊重”又“不尊重”

　　和流行文學、網絡文學不同，嚴(yan) 肅文學通常不是按照觀眾(zhong) 的願望，而是按生活的邏輯和創作的邏輯去進行創作的。也正因此，在王海鴒看來，嚴(yan) 肅文學的改編原本就不需要刻意去“迎合”誰，人性是相通的，其中有生命力的人物放在任何時代，都一樣可以得到共鳴。比如《人世間》中，周家小兒(er) 子周秉昆是全劇的核心人物，他沒有哥哥姐姐聰明、出類拔萃，隻有著一顆純樸善良的心和敢於(yu) 擔當的勇氣，他一路遭受著各種挫折，卻沒有像當下時髦的爽劇“大男主”一樣，擁有一個(ge) 逆襲“開掛”的人生。王海鴒表示，不是所有人生來就開掛、自帶光環，那是少數，而周秉昆的價(jia) 值觀應該為(wei) 大家所接受，而且所有普通人應該從(cong) 他那裏得到撫慰。“誰都願意看英雄。但平民寫(xie) 好了，‘非英雄’寫(xie) 好了，寫(xie) 出人性深刻的東(dong) 西來，一樣會(hui) 得到大家認同。”

　　趙冬苓對文學原著的態度則是，“尊重”又“不尊重”。所謂的尊重，就是要尊重原著的精神，比如《紅高粱》的精神是對生命力的歌頌，對野蠻生長、不屈靈魂的傳(chuan) 遞和發揚。趙冬苓用《紅高粱》的九兒(er) 舉(ju) 例，她的行為(wei) 方式中透露出不屈不撓的靈魂、旺盛而倔強的生命力，所以她也做了很多好事，堅持了民族大義(yi) ，同時她也做了不少很“混”的事兒(er) ，比如她和餘(yu) 占鼇的關(guan) 係，“但是這些行為(wei) 非常符合她張揚的個(ge) 性，我覺得恰恰在這一點上得到了年輕觀眾(zhong) 的認可。”此外，在故事層麵上，除了尊重原著的精神以外，趙冬苓坦言，原著對於(yu) 自己來說隻有素材的意義(yi) ，“在這個(ge) 基礎上自由地重新構架、重新創作，去擴展它的內(nei) 容，去寫(xie) 自己的人物譜係、人物世界。”

　　無論哪一種創作方式，若想拉近嚴(yan) 肅文學和當代年輕人的距離，在趙冬苓看來，首先編劇本人應該和現在的年輕人尋求到共鳴，如果編劇的審美已經落後於(yu) 時代，也很難寫(xie) 出一部得到年輕人認可的作品，甚至會(hui) 散發出一種腐朽的說教意味。“一些作品不去尋找和當下的共鳴，而是站在一個(ge) 正確的立場去教育別人，這不是平等的姿態，也不會(hui) 被年輕人接受。”

　　采寫(xie) /新京報記者 劉瑋 張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