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煙“最後一公裏”:從力推到“習慣引力”
“您好,我是西城區控煙誌願者,昨天下午1點,‘無煙北京’接到市民對貴店的投訴,今天我們(men) 來看一下。”10月8日,西城區控煙誌願服務隊隊長胡世卿掀開門簾,掏出了自己的誌願者證件。
投訴隻點明了餐飲店名字,沒有具體(ti) 桌號,但對胡世卿來說,處理這一切已經駕輕就熟。他徑直走進用餐區,查看是否有人吸煙、餐桌上是否有煙具、控煙標識是否合格,再仔細觀察店內(nei) 的花盆、垃圾桶、各個(ge) 角落,看看是否有煙頭存在的蛛絲(si) 馬跡。“工作做細了,控煙才有效果。”
無論是誌願者還是餐飲店服務員,乃至一名普通市民,在北京,“控煙”已然是一個(ge) 人人熟稔的概念。2015年6月,被稱為(wei) “史上最嚴(yan) 控煙令”的《北京市控製吸煙條例》正式實施,條例明確規定,室內(nei) 全麵禁煙,且以未成年人為(wei) 主要活動人群的場所、對社會(hui) 開放的文物保護單位、體(ti) 育場、兒(er) 童醫院等場所的室外區域,均為(wei) 禁止吸煙區域。
條例頒布後,從(cong) 街頭鬧市到僻靜的居民樓,變化翻天覆地。為(wei) 了一根煙頭,社會(hui) 各界付出巨大的努力,最終讓“控煙”,成為(wei) 整個(ge) 城市的一種良性“習(xi) 慣引力”。
2022年9月8日,《北京市文明行為(wei) 促進工作發展報告》白皮書(shu) 正式發布,測評顯示,2021年北京市民公共行為(wei) 文明指數保持了“十六連升”的良好勢頭,並首次邁上90分高位。其中在控煙方麵,北京市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最嚴(yan) 控煙令”
在時任北京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hui) (以下簡稱“愛衛會(hui) ”)副主任張建樞眼中,2015年“最嚴(yan) 控煙令”的出台,似乎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此前的七年間,從(cong) 2008年北京奧運會(hui) 開始,“浪潮”就已日漸形成。
控煙的“社會(hui) 共治”,從(cong) 那時起,就像洇入土壤的水滴,不斷擴增著潤澤範圍。其間,每年北京市“兩(liang) 會(hui) ”之前,北京市衛生局(2014年與(yu) 市計生委合並成為(wei) 市衛計委,2018年市衛計委與(yu) 其他部門整合組建市衛健委)、市疾控中心、社會(hui) 組織的專(zhuan) 家以及全國政協委員,都會(hui) 聚在一起,探討發達國家和地區先進的控煙經驗,討論今年如何寫(xie) 提案,“每一年我們(men) 都寫(xie) 。”
直到今天,“社會(hui) 共治”仍是北京控煙最為(wei) 重要的特色。而這座城市的控煙目標,比預期更快地實現了。
據張建樞介紹,從(cong) 2012年年底開始,北京市衛生局就著手起草一部與(yu) 國際接軌的控煙法案,並很快獲得市委市政府批準,經由市委常委辦公會(hui) 立項。隨後,經過兩(liang) 年多的調研,他們(men) 一步一步使這部“百分之百”禁止室內(nei) 吸煙的法案成型。
不過,從(cong) 立項到啟動,仍不免“一波三折”。
第一個(ge) 來“倒苦水”的是機場。“一開始機場堅決(jue) 反對,說一定要給我們(men) 機場‘留出空間’,因為(wei) 機場候機的旅客如果情緒波動,不讓他們(men) 吸煙的話,會(hui) 造成安全隱患。”張建樞回憶道,“當時我們(men) 就去機場現場調研,發現其實不是那麽(me) 回事兒(er) ,比如第二候機樓,二樓有一個(ge) 陽台,完全有條件建立室外吸煙區。”
旅館從(cong) 業(ye) 者也提出質疑,“他們(men) 覺得,客房在入住期間,就是客人的私人空間,我們(men) 不應該限製。還說‘國際上也是分吸煙樓層和不吸煙樓層’,你們(men) 這樣‘一刀切’不行,等於(yu) 把我們(men) 的生意給斷了。”
但市愛衛會(hui) 在經過了解後,發現國際上的“吸煙樓層”概念較為(wei) 陳舊,“如果是新立法的城市,都是不允許的。研究也證明,分吸煙樓層沒用,因為(wei) 都是中央空調,各個(ge) 房間的空氣都是互相流通的。而且工作人員也要進來打掃衛生,也要吸二手煙。”
在《北京市控製吸煙條例》擬定、進入公示期後,阻礙依舊沒有停止。有一條被“拍磚最多”的規定,是要求公共辦公區禁止吸煙。當時網絡上曾掀起一陣質疑,為(wei) 什麽(me) 私人辦公區不禁止吸煙呢?
網友們(men) 認為(wei) ,通常而言,隻有職務級別較高的職工擁有私人辦公區,“言外之意,就是給這一部分人留了一個(ge) 口子,就不是一視同仁了。而且領導的辦公室別人不進嗎?”到了最後定稿的時候,公共辦公區和私人辦公區的界定不再存在。“隻要是室內(nei) ,除了個(ge) 人家中,都是禁煙區。”
2014年底,《北京市控製吸煙條例》正式通過,並於(yu) 2015年6月1日開始實施。從(cong) 此,北京市的“最嚴(yan) 控煙令”有了法律基礎。
“控煙一張圖”
紅燈、黃燈和藍燈交錯閃爍在北京市“控煙一張圖”上,它們(men) 表明著該地點被投訴的嚴(yan) 重程度,藍燈表示1-2次投訴,黃燈表示3-4次投訴,紅燈則表示該場所已被投訴5次以上。自2016年9月上線,這些燈已經閃爍了六年,每一盞的背後,都有全社會(hui) 的共同參與(yu) 。
“最嚴(yan) 控煙令”出台後,在北京市科學技術委員會(hui) 的支持下,北京市控煙協會(hui) 與(yu) 科技公司合作開發了這一數字化平台。市民可以通過微信公眾(zhong) 號“無煙北京”,拍照上傳(chuan) 投訴自己所看到的不規範吸煙行為(wei) 和位置。這張圖同時接入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衛健委,在“社會(hui) 共治”的大背景下,政府和民間,形成了控煙的有力閉環。
退休後的張建樞,擔任北京市控煙協會(hui) 會(hui) 長。他告訴新京報記者,“控煙一張圖”從(cong) 2016年上線起,每年投訴量都呈現上升態勢,直到新冠疫情發生後才開始常態化。截至目前,該平台共計收到市民投訴8萬(wan) 多條。“在我們(men) 看來,投訴量的上升,並不見得是控煙形勢變得嚴(yan) 峻了,反而證明控煙理念和法律意識正在深入人心。”
劉秀榮也有著相似的感受。在她看來,北京控煙工作之所以成效顯著,正是得益於(yu) 這個(ge) 城市普遍存在著一種“市民意識”——他們(men) 真正地認為(wei) 控煙與(yu) 自身密切相關(guan) 並付諸行動,會(hui) 拿起電話,對違法吸煙行為(wei) 進行投訴。“我們(men) 在出台法規之前,就對民眾(zhong) 進行過調查,‘你對公共場所禁煙進行立法支持嗎?’當時,支持者的比例就高達96%了。”
不僅(jin) 如此,還有一個(ge) 特殊的群體(ti) ,持續地默默付出努力。目前,北京市有14332名注冊(ce) 控煙誌願者,他們(men) 來自各行各業(ye) ,帶著“文明控煙”這一共同的願景,凝成一股機動的“活水”,深入城市的每條支流、每個(ge) 末梢,成為(wei) 執法部門的重要輔助。
各區全新的控煙工作模式探索,結合了政府與(yu) 誌願者的優(you) 勢所在,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作為(wei) 豐(feng) 台區控煙誌願服務隊隊長,孫亞(ya) 川明顯感覺到,近年來,區政府與(yu) 誌願者的合作變得更加緊密,並且已經形成了較為(wei) 成熟的模式。
據他介紹,在“控煙一張圖”的燈光亮起後,北京市控煙協會(hui) 將這一信息分配到各區,再由各區隊長分配到各個(ge) 點位,誌願者會(hui) 趕到被投訴的區域,對違法吸煙的個(ge) 人和場所管理者進行勸阻。
在豐(feng) 台區,麵對多次勸阻無效、不進行整改的場所,誌願者們(men) 可以開具《執法建議書(shu) 》,由他們(men) 第一時間研判、分析,並向屬地下發督辦單,這時,一線的執法人員與(yu) 相關(guan) 的工作人員聯合執法,對違法單位進行處罰,並要求整改。
“豐(feng) 台區小屯雙林東(dong) 路x號,一層與(yu) 二層都設有室內(nei) 吸煙室(已要求立即停止使用)。”孫亞(ya) 川翻出一張2022年3月1日開具的《執法建議書(shu) 》舉(ju) 例道,當時,豐(feng) 台區愛衛(創衛)辦的執法人員馬上針對這一情況,給他發來《盧溝橋街道控煙督查通知單反饋報告》——當地街道立即依法對現場情況進行核實整改,舉(ju) 一反三,對街道轄區內(nei) 可能出現的類似問題進行摸排。
大興(xing) 區的“創衛台賬”也邁出了關(guan) 鍵一步。與(yu) 《執法建議書(shu) 》相似,對於(yu) 多次被投訴仍不整改的場所,誌願者們(men) 將其記入“創衛台賬”,相關(guan) 執法人員再依據該台賬,進行針對性執法。
政府的態度和參與(yu) ,也為(wei) 誌願者們(men) 提供了最關(guan) 鍵的保障。每當有“硬骨頭”啃不下去、工作無法向前推動時,各區誌願服務隊隊長可以直接通過微信聯係區相關(guan) 負責人,往往很快他們(men) 就會(hui) 得到“收到”的回複。
孫亞(ya) 川舉(ju) 例道,家屬樓的樓道一直是一個(ge) 控煙“盲區”,但這個(ge) 地方又是吸煙“重災區”,由於(yu) 很難管理,孫亞(ya) 川找到了區愛衛(創衛)辦的領導,由他們(men) 協調當地街道進行處理。
“最後一公裏”
作為(wei) 控煙“最後一公裏”的守護者,誌願者們(men) 穿著藍馬甲,穿梭在街道與(yu) 高樓之間。
胡世卿今年60歲了,是西城區控煙誌願服務隊的隊長。通常,他所在的控煙誌願者團隊每月要處理上百起投訴。在他看來,前幾年,在勸阻吸煙或處理控煙投訴過程中,誌願者們(men) 咽下了許多委屈——耐心的勸解常常換來一通指責:“你吃飽了撐的多管閑事兒(er) ,抽煙礙著你什麽(me) 事了嗎?”
但慢慢地,這樣的情況越來越少,不僅(jin) 吸煙的市民變得更自覺,場所管理者的控煙意識也在增強。有的飯店甚至建立了《勸阻吸煙記錄表》,將控煙融入自己的管理製度。“2022年10月7日,有人在店內(nei) 吸煙,勸阻後,顧客前往室外吸煙。”在跟隨胡世卿體(ti) 驗控煙誌願者日常工作時,記者在西城區一家徽菜館的《勸阻吸煙記錄表》中,看到了新添的一筆。
在各個(ge) 控煙宣傳(chuan) 點上,誌願者們(men) 也見證了北京控煙7年以來的變化。
“如果您在公共場所勸阻吸煙無效,可打開微信,點擊進入城市服務,裏麵有個(ge) ‘控煙投訴’。我們(men) 收到投訴後,就會(hui) 安排附近的控煙誌願者來處理。”在大興(xing) 區某商場內(nei) ,誌願者周麗(li) 梅正向公眾(zhong) 介紹控煙投訴渠道。
2015年8月大興(xing) 區控煙誌願者隊剛成立時,隻有8名隊員,但慢慢地,誌願者們(men) 開始“拖家帶口”,老人和孩子也出現在控煙宣傳(chuan) 的隊伍中。如今,這支隊伍已經壯大到906人。
控煙宣傳(chuan) 是誌願者主要的任務之一,通常,他們(men) 選擇將控煙宣傳(chuan) 點設在客流量較多的商場附近。除特殊情況外,每逢周六或節假日,誌願者們(men) 都會(hui) 準時出現在各大商場附近,一遍遍地向公眾(zhong) 講解吸煙的危害、投訴在公共場所吸煙的方法,有時候遇上飯點,蹲在路邊啃麵包也是常有的事。
一些商場老板被誌願者們(men) 打動,邀請他們(men) 進入商場進行宣傳(chuan) ,甚至還專(zhuan) 門準備了一間倉(cang) 庫,用於(yu) 存放誌願者的宣傳(chuan) 物資。在誌願者們(men) 的宣傳(chuan) 間隙,為(wei) 他們(men) 送來熱水潤喉。七年間,在商場吸煙的人越來越少,設在全區商場內(nei) 外的控煙宣傳(chuan) 點,也從(cong) 32個(ge) 逐漸減少至如今的1個(ge) 。
盡管誌願服務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但周麗(li) 梅總說,自己就是控煙宣傳(chuan) 的受益者,最直接的例子,是這也改變了她的家庭——“老煙民”丈夫被她拉來一同做誌願者後,抽煙的次數慢慢減少,沒過多久就戒了煙。
如今,夫妻倆(lia) 成了這支控煙隊伍裏最默契的搭檔,遇到偏遠的投訴點,兩(liang) 人就一同開車前往處理。“控煙這些年,遇到很多困難,也想過放棄,但現在看來,所有的付出與(yu) 堅持都是值得的。”周麗(li) 梅說道。
事實上,在“最嚴(yan) 控煙令”實施之前,許多人都擔心難以落地,但2015年以來,北京控煙的效果遠超他們(men) 的預料。
當時反對聲音最大的餐飲業(ye) 從(cong) 業(ye) 者們(men) 發現,實施控煙令後,自家的生意並沒有出現想象中的“消費下滑”。2016年,時任北京市餐飲行業(ye) 協會(hui) 副會(hui) 長的齊豐(feng) 軍(jun) ,就曾在接受媒體(ti) 采訪時表示:“北京市施行‘史上最嚴(yan) 控煙令’之後,由於(yu) 不能吸煙,用餐時間縮短,翻台率得以提高,食客的滿意度也提高了。”
市民的感受或許更為(wei) 直觀。馬劍在北京生活近50年,目睹了北京控煙前後的巨大轉變。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控煙條例出台之前的一次摩擦。
當時,他去一家大型商超吃飯,在掛著“請勿吸煙”的警示牌旁,他看到幾名超市員工聚在一起,正在吸煙。馬劍一時沒忍住,上前指著牆上的警示牌提醒,然而對方非但不感到羞愧,反倒理直氣壯,覺得自己沒錯。雙方越吵越激動,“那是衝(chong) 突最激烈的一次,差點跟他們(men) 打起來。”
“現在這種事絕對不可能發生。”馬劍說,如今即使有個(ge) 別市民一時忍不住在室內(nei) 吸煙,服務人員勸阻後,他們(men) 也能配合地把煙熄滅。“大部分人都意識到,如果要抽煙的話,必須到室外去。”
北京市第四次成人煙草調查數據顯示,全市15歲及以上成人吸煙率為(wei) 19.9%,提前完成健康北京行動提出的到2022年15歲及以上人群吸煙率低於(yu) 20%的目標,控煙工作實現“兩(liang) 降兩(liang) 升”,成人吸煙率和二手煙暴露率有所下降。
“我覺得現在控煙意識已經深入百姓心裏了。”張建樞說,“這是大勢所趨,社會(hui) 要進步,曆史的車輪要向前走。這是一件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
新京報記者 徐楊 熊麗(li) 欣
(新京報2022年10月12日第C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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