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歲的裴延印把一輩子的時間都花在了兩(liang) 樣事兒(er) 上：原子彈和小廣告。

　　1959年，18歲的他離開家鄉(xiang) ，踏上開往青海的火車，最終在人跡罕至的金銀灘草原紮根，成為(wei) 首批參與(yu) 共和國核事業(ye) 建設的支邊青年之一。此後的35年裏，他完整見證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從(cong) 無到有的過程，基地也從(cong) 幾間土坯房逐漸擴建成了“原子城”，他也結婚生子，從(cong) “小裴”變成了“老裴”。

　　1994年，退休後的裴延印和妻子一起回到北京。從(cong) 核工業(ye) 戰線上撤下後，他又開始了另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zheng) 。這一次，他的作戰對象看起來毫無殺傷(shang) 力，不過是一張張不足煙盒大的紙片——小廣告。但與(yu) 它們(men) 交戰並非易事，很長一段時間裏，除了越揭越多，裴延印還經曆了小廣告越粘越緊，越貼越高的過程。

　　他麵對的是一種城市頑疾，小廣告常被稱作“城市牛皮癬”——它們(men) 無處不在，又難以根治。幸好在這場戰爭(zheng) 中，他並不孤獨。北京有成百上千名和他一樣的“誌願者”，他們(men) 大多都已經退休，每天提著噴水壺，舉(ju) 著小鏟，巡視各自的領地，有人每天撕下的戰利品能裝滿一個(ge) 蛇皮袋。他們(men) 太容易辨識，以至於(yu) 有過一個(ge) 專(zhuan) 有名字“撕爺”。

　　除了民間人士，官方力量也發揮著“正規軍(jun) ”的作用。環衛、城管、公安等部門都長期參與(yu) 小廣告治理工作，水砂槍、蒸汽清洗車、防粘塗料等“重武器”也都上過陣。他們(men) 的目標隻有一個(ge) ：圍剿小廣告。

　　圍困

　　9月25日早晨6點，天已蒙蒙亮，裴延印又帶著老伴何秋蘭(lan) 出門了。寒潮使北京的氣溫降了下來，他穿著秋衣，外麵套個(ge) 夾克。

　　街邊還時不時會(hui) 冒出來小廣告。裴延印戴上手套，伸長手臂，舉(ju) 著半米長的小鏟在電線杆上吭哧吭哧地較勁。

　　這個(ge) 頭發花白的老頭兒(er) 和身旁老太太手裏都握著一遝子小廣告，上麵印著貸款、租房、培訓等當下最熱門的“小生意”。他們(men) 可能戴個(ge) 遮陽帽，也可能撐把雨傘(san) 。當然，裴延印更喜歡雨天——小廣告背後的膠已被泡軟，趁著潮乎揭，容易得很。

　　揭了多年小廣告，裴延印早就總結出了經驗。

　　他與(yu) 老伴何秋蘭(lan) 是青海省核試驗基地221廠的職工，1994年他們(men) 退休回到北京。那時的北京城，已經顯露出了大都市的繁華與(yu) 熱鬧，與(yu) 此同時，花花綠綠的小廣告開始占領各種城市空間，逐漸成了“城市牛皮癬”。

　　學校旁貼滿了補習(xi) 班和小額貸款，小區樓道裏搬家、開鎖、通下水道占據黃金位置，公交站牌上看不到路線，全是租房、辦證，街邊電線杆上被“根治牛皮癬”的神藥裹得嚴(yan) 嚴(yan) 實實。

　　它們(men) 可能貼在樹上、房簷，甚至你家大門上。泛濫時，過街天橋的階梯上，一腳下去是重疊四五層的小廣告。還有膽大的，在警車、城管車，還有康熙年間的文物上都留下了小廣告的印記。

　　習(xi) 慣了基地裏整齊的紅磚樓房，裴延印夫婦接受不了“亂(luan) 糟糟”的北京。接受了30多年的軍(jun) 事化管理，做衛生早已成為(wei) 習(xi) 慣。老兩(liang) 口決(jue) 定用小鏟對抗這些小廣告，也算是打發退休生活。

　　早晨6點到9點，下午4點到7點。幾乎是固定的時間，他們(men) 會(hui) 牽起小狗“毛毛”出現在家附近的街頭巷尾。時間久了，“毛毛”有時候看見地上的小廣告也會(hui) 用爪子扒拉。

　　這些年，小廣告的黏性越來越大，貼得也越來越高。裴延印把裁紙刀片纏上硬紙板，再用透明膠捆好。刀片經常刮壞，家裏就放十多把備著。他還把可伸縮的拖把杆卸了，改裝成1.5m的長鏟。

　　最難弄的是貼在地上的小廣告。人的重量加上膠水的黏合，來回踩過千百次後，薄薄的一張紙就像是和地麵長在了一起。有一次，裴延印把指甲摳劈了，血肉模糊。一年後，灰突突的新指甲頂出皮膚，從(cong) 此他揭小廣告時總會(hui) 戴上手套。

　　想盡辦法的不止他們(men) ，麵對著被刮花的玻璃和布滿傷(shang) 疤的鐵器，環衛和城管用上了高壓水槍、高端樹脂霧化專(zhuan) 業(ye) 城市清潔機、能把鋼鐵打得鋥亮的水砂槍，以及專(zhuan) 門為(wei) 胡同小巷設計的小三輪蒸汽清洗車……

　　2007年，北京曾推出《各類市政設施防護性塗刷規範(試行)》，規定3米以下的市政設施均應粉刷防護性塗料。電線杆、牌匾、雕塑等鋼結構表麵有了“保護膜”，一口氣就能吹掉上麵的小廣告。但是，這個(ge) 規範難以落地——公共設施數量大、塗料費用高。

　　原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曾統計，1張小廣告的成本不到0.1元，但清理成本卻達0.68元。北京主要路段清理一公裏每年就要花費約1.36萬(wan) 元，僅(jin) 西城區一年投入就要1300萬(wan) 元。

　　麵對小廣告，人們(men) 很長一段時間是束手無策的。它們(men) 鋪天蓋地，今天鏟了，明天就像野草一樣重新出現。在清理和粘貼的反複拉鋸中，最後受傷(shang) 的是那些公共設施——小廣告與(yu) 金屬防腐漆一起脫落，逐漸生出紅褐色鐵鏽；為(wei) 蓋住印章小廣告刷下的白漆，像極了一塊又一塊補丁。

　　社會(hui) 管理學者王力一直關(guan) 注小廣告治理問題，曾出版《一指纏——“老剪報”杠上小廣告》一書(shu) ，他將小廣告泛濫的原因歸結於(yu) “需求”。改革開放使人們(men) 生活水平提高，以前開鎖、通下水道隻能自己完成，後來都可以花錢雇人做。社會(hui) 化分工解決(jue) 了生活中部分難題，也帶來了城市病。登不起廣告的人，想出小廣告的方法來增加客源。“破窗效應”之下，眾(zhong) 人皆效仿。

　　但低成本也成了違規，甚至違法行為(wei) 的溫床，那些小廣告上的電話號碼，通向的不僅(jin) 僅(jin) 是生活服務，也可能是一個(ge) 個(ge) 精心設計的陷阱。

　　當時的懲處力度並不小。2002年，適用新的《北京市市容環境衛生條例》，東(dong) 城區城管大隊搗毀一個(ge) 散發百萬(wan) 張小廣告的公司，一次性開出一萬(wan) 元的罰單。2014年，北京警方啟動打擊整治非法小廣告專(zhuan) 項行動，並在30天內(nei) 共查獲非法小廣告違法人員4000餘(yu) 人，收繳非法小廣告41.2萬(wan) 餘(yu) 張。2016年，北京向組織散發小廣告的房地產(chan) 企業(ye) 開出40萬(wan) 元罰單，創下北京城管執法部門針對非法小廣告罰款的最高紀錄。

　　可是張貼小廣告帶來的收益也很大。張貼小廣告的日薪從(cong) 每天20元到200元不等，一些不懂事的學生，把它當成勤工儉(jian) 學。2006年時，有人靠貼小廣告收入超過10萬(wan) 元。那一年，北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萬(wan) 元。

　　合力

　　對於(yu) 裴延印來說，治理“城市牛皮癬”是件要緊的事兒(er) 。

　　也是那幾年，在各個(ge) 區、街道、社區的宣傳(chuan) 下，手拿小鏟的形象幾乎成為(wei) 了這座城市老人世界裏的一股“潮流”。

　　這股潮流蔓延到大大小小的社區，居民們(men) 用小鏟刀對抗牛皮癬，有人把裝修剩下的洋灰拾掇起來，攢一堆兒(er) ，拿水稀釋成糊糊，往牆上一刷。等幹透了，小廣告就能翹起來。

　　王力覺得，在圍剿小廣告的編年史裏，那年的5月6日算個(ge) 好日子：兩(liang) 位事業(ye) 有成的“撕爺”交來了58張和120張小廣告，獲得政府2.9元和6元的獎金。

　　海澱城管對於(yu) 鏟除小廣告的獎勵辦法，在北京屬於(yu) 首家，隨後多個(ge) 區紛紛效仿。政府與(yu) 民間的合力，像是齊頭並進的兩(liang) 條線，慢慢交叉擰成了一股繩。

　　裴延印的動力更強了。為(wei) 了拉小廣告去城管局，他特意買(mai) 了個(ge) 小三輪車。老兩(liang) 口最多的一次交了11個(ge) 蛇皮袋，大約13萬(wan) 張小廣告。三輪車上堆得都“冒尖”。獎勵的衛生紙、洗潔精，他們(men) 就分給樓裏的獨居老人。

　　那一年是金大鈞做誌願者的第4年。在他眼裏，生活的東(dong) 四四條胡同與(yu) 家沒什麽(me) 兩(liang) 樣。外孫女還在上幼兒(er) 園。每天騎車馱她回家的路上，金大鈞停下來揭，三四歲的小家夥(huo) 有模有樣地學。她夠不著，伸出小胳膊讓姥爺抱著揭。有一次金大鈞順著726米的東(dong) 四四條胡同走下來，一趟揭了32張售房與(yu) 租房小廣告。

　　後來外孫女重了些，姥爺舉(ju) 不動，就把她放在自行車後座上扶著她揭。金大鈞覺得，這算是訓練孩子的是非觀念。

　　較勁

　　小廣告行業(ye) 至少有三個(ge) 層級：製作、監督、張貼。裴延印和其他熱心市民所做的，是最直接的“治理”，麵對的是張貼者。

　　小廣告張貼者為(wei) 了躲避城管和環衛，往往在淩晨出動。他們(men) 把礦泉水瓶紮個(ge) 眼，裏麵灌滿了膠水，抹一下背麵隨便貼下。白天，他們(men) 彎著腰一邊快速前進，一邊把塗好膠水的小廣告撒在地上，用腳踩一下的同時，下一張小廣告已經撒下，動作就像機器一樣快速且嫻熟。

　　有時，他們(men) 在前麵貼著，大爺大媽們(men) 就跟在後麵，一張張揭。雙方沒有言語，暗中角力。

　　金大鈞記得，有個(ge) 20多歲梳個(ge) 小細辮的小夥(huo) 子經常來胡同裏貼小廣告。看老爺子夠不著，他站在自行車上，把膠水一抹，伸長胳膊，在屋簷下貼了一張。

　　小廣告貼得有3米高，沒什麽(me) 人能看得清，他就是為(wei) 了跟金大鈞較勁。金大鈞轉頭回家拿杆子，“鏟不下來我也得把它破壞了，讓你白貼。”

　　與(yu) 小廣告張貼者較勁的不止“撕爺”，還有官方的執法力量。

　　在天安門地區城管局工作過的資深隊員韓東(dong) (化名)回憶說，小廣告最泛濫的那幾年，他負責的區域每個(ge) 路口都有十多個(ge) 小廣告發放者，他們(men) 站成一排往遊客手裏硬塞，環衛工人前腳掃了，後腳遊客又扔了。就別提貼在地上和指路牌上的，光是收集過往遊客手中的小廣告，一米多高的大袋子，一天就能裝四五袋。

　　“北京是全國的門臉，他們(men) 這就是往臉的鼻子尖兒(er) 上貼。”韓東(dong) 說，那時，天安門地區城管局的工作裏，清理小廣告的任務占到了60%。

　　在這場長期的貓鼠遊戲中，雙方關(guan) 係變得微妙起來。他們(men) 既是陌生人，也是“熟人”。

　　和小廣告打交道多了，韓東(dong) 甚至一眼能看出哪個(ge) 號碼經常出現。有時正碰上他們(men) 散發，韓東(dong) 支起傘(san) 遮住臉，大步走過去，一抓一個(ge) 準。有的人向他求饒，第二天又被逮到。久而久之，貼小廣告的人看走路姿勢都能認出他來，狂奔到100米外還扭頭衝(chong) 他笑。

　　有一段時間，裴延印和貼小廣告的人達成一種奇怪的“默契”——每天下午4點，有幾個(ge) 年輕人會(hui) 在立交橋下等他，等監督的人走了，橋下樹坑裏多了個(ge) 垃圾袋，裏麵密密麻麻都是沒貼的小廣告。

　　在裴延印眼裏，貼這些小廣告的年輕人幾乎是他兒(er) 孫輩的孩子，他盡量不與(yu) 他們(men) 爭(zheng) 執，隻希望教育兩(liang) 句，引他們(men) 走向正路。

　　韓東(dong) 也有很多無奈。很多小廣告散發者都是些遊手好閑的“小年輕”，從(cong) 全國各地來到了北京，晚上住橋洞，在公廁洗澡，白天就出來發傳(chuan) 單、貼小廣告。韓東(dong) 查處過年齡最小的小廣告散發者隻有6歲。

　　年輕的隊員經常被他們(men) 問蒙，“發小廣告違法嗎？我沒錢掙，得吃飯啊！”

　　小廣告與(yu) 社會(hui) 問題糾纏在一起，使得本就一團亂(luan) 麻的治理難上加難。

　　戰鬥

　　清理小廣告和貼小廣告的鬥爭(zheng) ，大部分時候像是在遊擊戰，有時也會(hui) 正麵遭遇。

　　裴延印記得，2012年的一段時間，他一連幾天都看到，自己前一天鏟掉的地方，第二天又貼了一張一模一樣的小廣告。後來有天他特意晚出去半個(ge) 小時，看到年輕人嫻熟地將膠水擠到小廣告背麵，“啪”一下摁到了電線杆上。

　　年輕人貼一張，他就撕一張。

　　“你是不是沒有錢吃飯了？揭廣告多少錢一斤？”年輕人質問道。

　　“我不缺這點錢。別人往你臉上貼一塊破紙，你願意嗎？”老爺子教育他。

　　年輕人不聽這一套，威脅明天再看到他揭小廣告，就把他的小狗摔死。爭(zheng) 執之下，他向裴延印揮了一拳。裴延印閃了過去，眼看衝(chong) 突就要升級，附近巡邏的城管隊員趕來，年輕人才尋機溜走。

　　裴延印是幸運的。這樣的威脅恐嚇在那個(ge) 時期並不少。有人惱羞成怒，在小廣告上詛咒“老太太撕一張少活一天”，有人衝(chong) 著16歲的醫院保安刺5刀，刀傷(shang) 離心髒隻有幾厘米。

　　直至2013年，一名57歲環衛工因清理小廣告被毆打致頭部縫針，再次引發眾(zhong) 怒。

　　看到這條消息，28歲的北京小夥(huo) 滕飛決(jue) 定向小廣告宣戰——他在自己運營的“北京往事公益誌願者”(簡稱“北往公益”)網站上發布一條清理小廣告的招募帖。

　　在環衛工被打後的第16天，他和招募到的8位誌願者將劉家窯至蒲黃榆地鐵站兩(liang) 側(ce) 的小廣告清理一空。因為(wei) 那一天是五四青年節，他們(men) 給活動起名為(wei) “清粘行動”。

　　他沒想到，這場臨(lin) 時組織的行動，並不是曇花一現，而是成為(wei) 了一項長期活動。往後的日子裏，誌願者越聚越多，最多的一次活動超130名誌願者參與(yu)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誌願者們(men) 別著藍色的胸針，戴著口罩和手套，拿著小噴壺、平鏟、鋼刷，手裏還攥著一個(ge) 大黑色的塑料袋。第二年，“清粘行動”的團隊壯大到1000人，他們(men) 的年齡大多在16至30歲。

　　他們(men) 的活動範圍涵蓋城六區各街巷，多條地鐵線。有人統計過，64名誌願者3小時在地鐵10號線車廂清理出200公斤小廣告。他們(men) 會(hui) 將小廣告撕碎，防止其他人從(cong) 垃圾桶撿拾重新利用。

　　滕飛也體(ti) 會(hui) 到了裴延印的艱辛。“每走一兩(liang) 步蹲下，拿鏟子使勁鏟兩(liang) 下。一天蹲起就做了七八百次。”還有的小廣告貼得過高，年輕的隊員爬上樹去揭。

　　治理

　　管理者們(men) 逐漸發現，治理小廣告，要從(cong) 源頭開始，且要疏堵結合。

　　北京對小廣告手機號進行連續撥打，用“呼死你”的方法使手機號“作廢”。它的法律正當性飽受人們(men) 爭(zheng) 議，貼小廣告的也拿出邪招，呼叫轉移到政府電話甚至110報警台。

　　2013年，北京印發《非法小廣告專(zhuan) 項治理行動工作方案》，明確13個(ge) 職能部門，16個(ge) 區的責任。同時要求繁華商業(ye) 街區、交通樞紐、旅遊景區等地區非法小廣告存留時間不超過2小時；居民小區非法小廣告存留時間不超過4小時；1-2年實現市容市貌明顯改善。

　　新政帶來新希望——公安負責假文憑、假證件，工商負責印刷企業(ye) ，交警負責車行道內(nei) 散發的人，通信管理對涉及違法犯罪內(nei) 容的電話停機，教育部門整頓教培市場……不同區域的小廣告由分管單位管理。

　　但是大家在規定的清理時間內(nei) 很難完成任務，看似多部門合力整治，反而增加了執法的難度。“工商覺得發廣告不是他們(men) 負責，公安覺得自己不是主責部門，城管拘不了人，今天罰了50元，明天還幹。”一位資深城管隊員說。

　　在多次嚐試後，北京找到了一條路徑。2017年，北京平穀區因一起案件將16個(ge) 執法部門集結，進行長達117天的聯合執法。這場執法形式的改革，吹響了北京“街鄉(xiang) 吹哨，部門報到”第一哨。

　　在城市的治理過程中，很多問題的第一發現者是街道。街道的統籌地位提高後，各部門便不能相互推諉。

　　當這些部門串聯起來後，最直觀的效果是處罰力度的疊加。以往麵對貼小廣告的人，城管隻能處50元罰款，多部門聯合，數罪並罰可能需要拘留幾天。

　　除了“堵”，“疏”也同樣重要。有的區在繁華地區安了“便民信息島”，也有人給社區做了網頁、二維碼，讓小廣告移到網絡。據統計，2016年，北京市2400個(ge) 居民社區中都設立了便民信息島。

　　隨著鏈條被逐級拆解，治理難題終於(yu) 破題，這個(ge) 惱人的城市頑疾開始大幅緩解。

　　2017年，滕飛的“清粘行動”停止了，他能感覺到小廣告明顯少了。在以往的4年裏，僅(jin) 是參與(yu) 地鐵清理小廣告活動的誌願者就有近4000人。

　　如今，“城市牛皮癬”就要成為(wei) 一個(ge) 被寫(xie) 進曆史的詞語。與(yu) 小廣告張貼者鬥智鬥勇的日子逐漸遠去。金大鈞圍著社區裏286棵老槐樹轉，看不到一張亂(luan) 貼的小廣告。

　　但裴延印還沒有停下來，他要繼續追擊“窮寇”。9月25日上午9點，他和老伴何秋蘭(lan) 提著買(mai) 來的蔬菜和鏟下的“戰利品”溜達回家。小區周圍零散的小廣告早已被他們(men) 清除一空。

　　時間走過28年，堅持下來的動力不隻是閑來無事的排遣，更像是一種“癮”。回味起那些與(yu) 貼小廣告者較勁的日子，成就感不僅(jin) 來自城市變幹淨了，也來自一次次收獲戰利品時的滿足。

　　沒有人統計過他們(men) 倆(lia) 鏟除的小廣告，但是少說也有幾百萬(wan) 張。不光自己撕，他們(men) 還帶動221廠以前的老同事們(men) 一起撕。

　　工作過半輩子的基地住進了藏族同胞，他們(men) 邀請裴延印與(yu) 何秋蘭(lan) 回去看看，老兩(liang) 口推托了好幾次——他們(men) 是社區裏五六個(ge) 誌願組織的骨幹力量，沒空出去玩。

　　新京報記者 郭懿萌

　　(新京報2022年10月12日第C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