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理解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學苑論衡)

　　泱泱中華，曆史悠久，文明博大。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文化傳(chuan) 承發展座談會(hui) 上高屋建瓴地概括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排在首位的是“突出的連續性”。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從(cong) 根本上決(jue) 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cong) 源遠流長的曆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這一重要論斷為(wei) 我們(men) 樹立正確的中華民族曆史觀，把古代中國、現代中國、未來中國貫通起來，在新的曆史起點上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體(ti) 現在多個(ge) 方麵

　　古老的中華文明與(yu) 古代埃及文明、兩(liang) 河文明、印度文明並稱為(wei) 曆史最悠久的世界四大文明。但埃及、兩(liang) 河、印度三個(ge) 地方的古代文明後來因種種原因由盛而衰、最終消亡，唯有中華文明五千多年來一脈相承、從(cong) 未中斷，一直延續到今天。相比較而言，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堪稱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觀，為(wei) 世界文明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關(guan) 於(yu) 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可以從(cong) 不同方麵深化認識，其中以下幾點至為(wei) 重要。

　　第一，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自夏、商、周以下至清朝，政治實體(ti) 銜接有序，均未因外力打擊而中斷，後一個(ge) 朝代都自稱是前一個(ge) 朝代的繼承者，都強調前朝何以失天下、本朝何以得天下，這實際上都是在強調本朝和前朝的聯係。這種種聯係的疊加，成為(wei) 一個(ge) 一脈相承的政治譜係。即使在十六國時期、南北朝時期以及五代十國時期，許多割據政權仍多是沿用此前出現的朝代名稱，可見一脈相承的連續性意識根深蒂固。清朝後期，是中國古代史與(yu) 中國近現代史的連接點。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zhuan) 製製度，在中華大地上建立起亞(ya) 洲第一個(ge) 共和製國家。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推翻帝國主義(yi) 、封建主義(yi) 、官僚資本主義(yi) 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啟了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曆史新紀元。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史雖曆盡艱辛磨難，但政治發展脈絡清晰可循，文明傳(chuan) 統曆久彌新，具有突出的連續性。

　　第二，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中華文化傳(chuan) 統從(cong) 未中斷。春秋戰國時期，古代中國湧現出老子、孔子、莊子、孟子、墨子、孫子、韓非子等聞名於(yu) 世的偉(wei) 大思想巨匠，他們(men) 提出的思想主張、價(jia) 值觀念塑造了中華文化傳(chuan) 統，對於(yu) 後世的政治理念、人生哲學、社會(hui) 倫(lun) 理等產(chan) 生了深遠的曆史影響。這些偉(wei) 大思想巨匠的部分學說，在戰國時的《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中已見端倪，繼之則見於(yu)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司馬遷《史記》中的諸子列傳(chuan) ，劉向、劉歆父子《別錄》《七略》和班固《漢書(shu) ·藝文誌》，其下又見於(yu) 《七錄》《隋書(shu) ·經籍誌》《舊唐書(shu) ·經籍誌》《新唐書(shu) ·藝文誌》《宋史·藝文誌》《永樂(le) 大典》《明史·藝文誌》《四庫全書(shu) 》等文獻目錄學著作和大型文獻匯編之中，可謂代代相傳(chuan) 。同時，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像石渠閣會(hui) 議、白虎觀會(hui) 議等學術活動的影響力，像《五經正義(yi) 》《十三經注疏》等學術論著的權威地位，再加上學校教育和科舉(ju) 考試的倡導，這些因素都推動中華文化傳(chuan) 統在中華大地傳(chuan) 承不絕、流傳(chuan) 至今。

　　第三，發達的中國史學是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的有力明證，凸顯出中華民族的共同記憶從(cong) 未中斷。重視曆史、研究曆史、借鑒曆史是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個(ge) 優(you) 良傳(chuan) 統。中國史官製度源於(yu) 商朝，周朝與(yu) 各諸侯國已有“國史”撰述。孔子據魯國國史作編年體(ti) 史書(shu) 《春秋》，產(chan) 生了極大影響。《春秋》之後的編年史，有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司馬光《資治通鑒》、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畢沅《續資治通鑒》等。司馬遷誌在“繼《春秋》”而著《史記》，以“紀傳(chuan) 體(ti) ”記上起黃帝、下至漢武帝約三千年史事，是為(wei) 中國史學上第一部通史。東(dong) 漢班固斷代為(wei) 史，將西漢曆史著成《漢書(shu) 》，開紀傳(chuan) 體(ti) 斷代史之先河。此後，從(cong) 《後漢書(shu) 》到《清史稿》，曆朝曆代都有正史撰述，甚至有的朝代不止一部，這些斷代史連同《史記》《漢書(shu) 》，合稱“二十六史”。除了以人物為(wei) 中心的綜合體(ti) 史書(shu) ，還有《通鑒紀事本末》係列的紀事本末體(ti) 史書(shu) 和《通典》《通誌》《文獻通考》等典章製度史係列。這些體(ti) 裁的史書(shu) 貫通古今，全方位地展現了中華文明發展連續性的特點，堪稱世界史學的瑰寶。這些史書(shu) 作為(wei) 中華文明連續發展的記錄，代代傳(chuan) 承、世世研習(xi) ，使中華民族的共同記憶從(cong) 未中斷。

　　第四，作為(wei) 中華文明賴以流傳(chuan) 的工具，文字語言從(cong) 未中斷。從(cong) 文字方麵來看，盡管現代漢字與(yu) 甲骨文、金文相比變化很大，但由甲骨文到金文，由金文到小篆，由小篆到隸書(shu) ，由隸書(shu) 到楷書(shu) ，由繁體(ti) 楷書(shu) 到簡體(ti) 楷書(shu) 的發展過程十分清楚、完整。而且，不管字形發生了多大變化，字的構造總是以象形、指事、會(hui) 意、形聲為(wei) 共同原則。這些原則如同一座聯係古今漢字的橋梁，今人通過它們(men) 可以辨識古代文字。在語言方麵，古今差異的確不小，但差異主要表現在語音、詞匯及專(zhuan) 門術語上，語法結構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更重要的是，語言方麵所有的變化都是在長期的曆史發展過程中逐漸發生的，後人可以沿著曆代前人的解讀拾級而上來讀懂早先的古籍。從(cong) 未中斷的文字語言，是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的重要標誌。

　　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蘊含著豐(feng) 富的中國智慧

　　為(wei) 何中華文明五千多年來一脈相承、從(cong) 未中斷，一直延續到今天？這涉及許多方麵的原因。古往今來，中國人民為(wei) 維護中華文明的連續發展進行了艱辛努力，其中蘊含的中國智慧對於(yu) 人類文明發展有著重要借鑒意義(yi) 。比如，中國古代政治人物關(guan) 於(yu) 創與(yu) 守、得與(yu) 失、安與(yu) 危、興(xing) 與(yu) 亡等關(guan) 係的討論，大多蘊含著辯證的思想，反映出對於(yu) 國家治理的謹慎態度，雖然其根本目的在於(yu) 維護自身統治，但其中包含著一些不可違背的曆史法則。對這些曆史法則的遵循，是中華文明連續發展的一個(ge) 重要原因。

　　中國古代的許多政治人物都十分重視總結曆史經驗並提出一些理念，形成獨有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哲學，這種政治文化和政治哲學反過來又推動政治發展和文明發展，這對於(yu) 中華文明的連續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yi) 。西周統治者從(cong) 商朝衰亡中汲取經驗教訓，強調“我不可不監於(yu) 有夏，亦不可不監於(yu) 有殷”，把“天命”擱在一邊，倡導以“德”治國，這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是較早的對曆史經驗的總結和借鑒。漢高祖要求陸賈“試為(wei) 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唐太宗君臣經常以短祚的秦、隋兩(liang) 朝為(wei) 例，討論曆史借鑒問題。中國古代政治人物注重總結和借鑒曆史經驗，這對於(yu) 維護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具有重要意義(yi) 。

　　與(yu) 汲取曆史經驗教訓緊密聯係的，是一些政治人物對國家治理所麵臨(lin) 的艱難常懷深深的憂慮，所以都十分重視“創業(ye) ”難還是“守成”難的問題。唐太宗與(yu) 大臣們(men) 討論過這一問題。類似的問題明太祖也強調過，他對群臣說：“誠思天下大業(ye) 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正是這種憂患意識，讓許多朝代在開國之初都能勵精圖治，推動中華文明發展。其景象正如唐代史學家杜佑所說：“漢、隋、大唐，海內(nei) 統一，人戶滋殖，三代莫儔(chou) 。”中國曆史上，文景之治、開皇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等的出現，為(wei) 中華文明連續發展並不斷邁上新的台階奠定了重要基礎。

　　中國古代史學家對於(yu) 中國曆史的思考，往往表現出很強的曆史縱深感，其所體(ti) 現的曆史見識對於(yu) 政治人物具有重要影響，從(cong) 而也深刻影響了中華文明的發展。這從(cong) 唐代杜佑的《通典》和宋代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二書(shu) ，看得尤為(wei) 清楚。《通典》200卷，旨在闡述“往昔是非，可為(wei) 來今龜鏡”。全書(shu) 分為(wei) 食貨、選舉(ju) 、職官、禮、樂(le) 、兵、刑法、州郡、邊防九門，並以食貨(經濟)為(wei) 首，反映了國家職能部門建製，強調國家對土地、戶口進行管理的重要性。《資治通鑒》294卷，“專(zhuan) 取關(guan) 國家盛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wei) 法，惡可為(wei) 戒者”入史，足見司馬光深刻的曆史見識和良苦用心。宋神宗稱讚此書(shu) “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yu) 事，是亦典刑之總會(hui) ，冊(ce) 牘之淵林”。《貞觀政要》一書(shu) 因具體(ti) 地反映唐太宗君臣論政的諸多觀念、方略，在遼夏金元時期得到政治人物的高度重視，被詔命翻譯成各種民族文字而廣為(wei) 流傳(chuan) 。可見，清人龔自珍所說的“欲知大道，必先為(wei) 史”“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shu) ，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等語，對於(yu) 中華文明發展而言確有深意，並非誇張之虛言。

　　為(wei)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作出史學貢獻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文化傳(chuan) 承發展座談會(hui) 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要堅定文化自信、擔當使命、奮發有為(wei) ，共同努力創造屬於(yu) 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的新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是維護和彰顯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的內(nei) 在要求。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我國史學家們(men) 所撰著的史學著作成為(wei) 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的有力明證，所彰顯的曆史見識對中華文明發展產(chan) 生重要影響。新時代新征程，廣大曆史研究工作者要自覺弘揚我國悠久的史學傳(chuan) 統，為(wei) 賡續中華文脈、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作出史學貢獻。

　　堅持“兩(liang) 個(ge) 結合”，深入挖掘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中國特色的關(guan) 鍵就在於(yu) ‘兩(liang) 個(ge) 結合’。”堅持“兩(liang) 個(ge) 結合”，要求曆史研究工作者堅持以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為(wei) 指導，對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寶庫進行全麵挖掘，用馬克思主義(yi) 激活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優(you) 秀因子並賦予其新的時代內(nei) 涵，不斷推動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要將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精神和豐(feng) 富智慧更好提煉出來，有效地把馬克思主義(yi) 思想精髓同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

　　堅定文化自信，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wei) 中國理論。我們(men) 要建設文化強國，要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必須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要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必須立足中華民族偉(wei) 大曆史實踐和當代實踐，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wei) 中國理論。廣大曆史研究工作者要堅定文化自信、堅持守正創新，進一步總結中華文明關(guan) 於(yu) 治國理政的理念、經驗、智慧，使之具有現實的啟示意義(yi) ，並能在與(yu) 世界各國的交流互鑒中彰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堅持以人民為(wei) 中心，為(wei) 民族複興(xing) 提供精神力量。從(cong) “述往事，思來者”到“征諸人事，將施有政”，體(ti) 現的都是史學經世致用的功能和傳(chuan) 統。史學之所以能夠經世致用，是因為(wei) 曆史與(yu) 現實是緊密聯係的。新時代新征程，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麵推進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需要強大精神力量的支撐。廣大曆史研究工作者要堅持以人民為(wei) 中心，推出更多精品力作，使之成為(wei) 激勵人民群眾(zhong) 創造美好生活、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強大精神力量。

　　(作者為(wei) 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瞿林東(dong) )

　　《人民日報》(2023年07月18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