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企頻繁“補課”等待“合規”

　　公司開展合規培訓，搭建合規體(ti) 係，“合規”成為(wei) 藥企公司內(nei) 部最常被提起的詞語

　　這個(ge) 夏天，對藥企而言，是冰火兩(liang) 重天。

　　市場部門銷售團隊按下“暫停鍵”，西北某省會(hui) 城市一名醫藥代表說，很多藥企連夜召回醫藥代表不許再去醫院，學術會(hui) 議被密集取消或者延期，很多同行直接放假。

　　而另一邊，藥企內(nei) 部“達標會(hui) ”頻繁召開，公司開展合規培訓，搭建合規體(ti) 係，一位從(cong) 事醫藥合規的律師告訴記者，自開展反腐行動以來，每天都接到很多藥企電話谘詢合規培訓，“整個(ge) 八月，我幾乎每一天都奔波在各個(ge) 企業(ye) 之間講課。”

　　8月15日，國家衛健委發布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工作有關(guan) 問答，其中指出，國家衛生健康委會(hui) 同9部門共同啟動了為(wei) 期1年的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工作，以問題為(wei) 導向，聚焦醫藥行業(ye) “關(guan) 鍵少數”和關(guan) 鍵崗位，堅決(jue) 整治違規違紀違法行為(wei) ，構建風清氣正的行業(ye) 氛圍，為(wei) 醫藥衛生事業(ye) 高質量發展提供保障。

　　“合規”再次成為(wei) 藥企的行業(ye) 關(guan) 鍵詞，合規的界限在哪裏？如何從(cong) “形式合規”到“實質合規”？業(ye) 內(nei) 正在“摸著石頭過河”。

　　按下“暫停鍵”

　　“我們(men) 的日常工作全部暫停，改成了參加產(chan) 品知識培訓會(hui) ，並被通知在短期內(nei) 不允許去醫院進行走訪。”張薇在一家藥企做醫藥代表，入行四年，這是她第一次經曆“這麽(me) 聲勢浩大的醫療反腐”。

　　張薇所在公司內(nei) 部的工作群、同行之間的交流群幾乎全部解散了，剩餘(yu) 少數幾個(ge) 還未解散的群，聊天內(nei) 容也僅(jin) 限於(yu) 無奈的寒暄——“大家今天還有沒有在工作？”

　　在長三角某藥企市場部工作的陳立同樣感受到了此次反腐風暴的強勁。陳立的工作內(nei) 容是負責學術會(hui) 議。因疫情影響而未能正常舉(ju) 辦的學術會(hui) 議原本在今年迎來了爆發期——上半年，公司最忙碌的時候可以達到周末兩(liang) 天組織參與(yu) 十幾個(ge) 學術會(hui) 議。陳立說，但從(cong) 7月31日開始，所有學術會(hui) 議都被叫停或延期了，“不知道什麽(me) 時候能恢複。”

　　陳立供職的公司是一家國企，他所在的市場部目前處於(yu) 整頓和自我改革階段，正在商議該采取什麽(me) 樣的方式才能更加“合規合理地辦會(hui) ”。

　　“合規”成為(wei) 藥企公司內(nei) 部最常被提起的詞語。醫藥合規律師、北京至瑾律師事務所主任李岑岩解釋，“合規”的意思是要求各個(ge) 企業(ye) 的行為(wei) “深度的、全方麵的遵守法律法規”，其中包括了國家出台的法律法規、監管規定、行業(ye) 準則，以及相關(guan) 的國際條約和公司內(nei) 部的規章製度等。

　　對於(yu) 藥企的基層從(cong) 業(ye) 人員來說，“合規”既熟悉又陌生。張薇說，從(cong) 2021年起，她所在的公司就實施“強製合規”製度(提出明確建立合規管理體(ti) 係的義(yi) 務，並對拒不履行合規管理義(yi) 務的企業(ye) 作出行政處罰)。去年開始，公司取消了醫藥代表的“業(ye) 務費”，報銷也從(cong) “實報實銷”，變成了固定餐標或降低活動預算。但這次反腐似乎尤其不一樣，“最近，醫生一直在和我們(men) 強調，不要給他們(men) 打電話、發微信，以及更不要在溝通中提到敏感詞匯，但我到現在都不知道具體(ti) 哪些表述屬於(yu) 敏感詞匯。”

　　李岑岩說，合規培訓以講座方式進行，“主要是講相關(guan) 法律和政策，讓企業(ye) 趁著還沒有查到自己頭上補一補窟窿。”

　　李岑岩發現很多從(cong) 業(ye) 者對合規的理解以及重視不夠，企業(ye) 管理者法律意識薄弱，抱有僥(jiao) 幸心理，認為(wei) 有些不合規行為(wei) 隻屬於(yu) 輕微違規的範疇，不至於(yu) 構成犯罪，比如采取虛開發票的形式進行非法套現，“很多藥企的中層幹部甚至沒有讀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

　　缺乏動力的“合規”

　　合規不是一個(ge) 新概念。

　　2018年，針對企業(ye) 商務合規，國務院國有資產(chan) 監督管理委員會(hui) 印發了《中央企業(ye) 合規管理指引(試行)》文件，這一年被認為(wei) 是“中國企業(ye) 合規元年”。

　　但具體(ti) 到醫藥行業(ye) ，“合規”則與(yu) 行業(ye) 軌跡緊密相關(guan) 。2006年，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出《關(guan) 於(yu) 開展治理商業(ye) 賄賂專(zhuan) 項工作的意見》，醫藥購銷端合規被藥企所關(guan) 注。2013年，葛蘭(lan) 素史克(GSK)中國行賄事件爆出，這一事件直接掀起了針對企業(ye) 合規性的反腐調查。

　　李淳就是在這一年成為(wei) 一家頭部外資醫藥企業(ye) 的首席合規官的，“合規官是全球很多一流企業(ye) 都會(hui) 設置的崗位，在企業(ye) 中主要發揮監督與(yu) 管理的職能，負責公司內(nei) 部的合規政策及製度的製定、不定期展開相關(guan) 的合規培訓、對企業(ye) 內(nei) 員工的行為(wei) 進行合規監控等。”

　　李淳說，這其中也包括對醫藥代表展開舞弊調查，“比較常見的有財務方麵的違規，例如提供一些虛假的會(hui) 議記錄、會(hui) 議照片、會(hui) 議簽到表來謊稱自己參加了某個(ge) 學術會(hui) 議，這就需要合規官進一步調查該行為(wei) 發生的根本原因、舞弊程度的嚴(yan) 重性等。”

　　李淳提到，國內(nei) 大部分的藥企不具備合規的自覺性和主動性，沒有單獨設置合規官的職位。由於(yu) 不具備“一票否決(jue) 權”，合規官隻能發揮“建議”的作用，“甚至有些企業(ye) 管理者為(wei) 了更順利地過審，會(hui) 直接選擇不邀請合規官參與(yu) 到戰略或運營的決(jue) 策過程中”，這種架空的做法也使得合規官在公司內(nei) 部成為(wei) 被邊緣或者排擠的角色。

　　李淳告訴記者，首席合規官作為(wei) 核心管理層崗位，不能直接為(wei) 企業(ye) 創造收益，其設立與(yu) 否，很大程度上取決(jue) 於(yu) 企業(ye) 自身對合規的理解，以及是否接受嚴(yan) 格監管的意願。

　　“對企業(ye) 來說，合規的成本大致分兩(liang) 方麵，一是相關(guan) 專(zhuan) 業(ye) 人員需要支付比較高的薪資，二是在激烈的商業(ye) 競爭(zheng) 環境下，有些企業(ye) 會(hui) 將落實合規和推動業(ye) 務看作對立的關(guan) 係，僥(jiao) 幸地認為(wei) 如果商業(ye) 模式合規了，業(ye) 務就會(hui) 變少。”李淳說。

　　某種程度上看，這也是國內(nei) 藥企對“合規”動力不足的主要原因。盡管“合規”在國內(nei) 藥企已經不是一個(ge) 新概念，但相比外資企業(ye) ，國內(nei) 企業(ye) 很少會(hui) 設置合規崗位，“出於(yu) 人力及成本的考量，有些企業(ye) 也會(hui) 選擇將相關(guan) 的合規職能兼並在企業(ye) 的財務部或法務部之中。”

　　“更隱蔽了”

　　“聚焦醫療領域生產(chan) 、供應、銷售、使用、報銷等重點環節。”這一要求在國家衛生健康委等10部門召開的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工作視頻會(hui) 議中反複提起。

　　李岑岩告訴記者，醫藥行業(ye) 包含了生產(chan) 企業(ye) 、流通企業(ye) 、服務企業(ye) 、醫療機構等，藥企合規的問題應當分段進行具體(ti) 的探討和解決(jue) 。目前國內(nei) 有千餘(yu) 家藥企在從(cong) 事藥品生產(chan) ，這些企業(ye) 的生產(chan) 合規做得比較好，“合規的難點和問題往往出現在購銷領域，”即藥品的供應和銷售環節。

　　“在原本合規的情況下，醫藥代表需要將藥品相關(guan) 的專(zhuan) 業(ye) 信息傳(chuan) 遞給醫生，幫助醫生在全麵、深入、詳細了解藥品的相關(guan) 特性和效果後作出評估和篩選。”李岑岩說，但現實中，想要一款藥品被醫生選中，部分醫藥代表為(wei) 了“走捷徑”“抄近道”，寄希望於(yu) 采用“塞紅包”方式來換取更多藥單，以實現促銷。

　　相較於(yu) 采取“直截了當”卻容易被檢舉(ju) 的轉賬匯款，李淳表示，目前還有很多行賄手段是采用隱蔽的、非現金、非財產(chan) 性的利益輸出，比如利用個(ge) 人人際關(guan) 係、影響力或人情，將專(zhuan) 家送到海外旅遊，提供接送服務，為(wei) 其子女提供不正當的升學、就業(ye) 機會(hui) 等。

　　李淳介紹，這些形式不易留下記錄，難以追溯責任，“我國目前的法律體(ti) 係難以規範此類非財物形式的商業(ye) 賄賂。此外，有些賄賂行為(wei) 會(hui) 假借醫院的名義(yi) 打上賑災或其他正常勞務活動的外殼，也加大了合規官的監督和檢查難度。”

　　此前一份某省藥品和高值醫用耗材生產(chan) 經銷使用情況專(zhuan) 項審計調查報告(征求意見稿)在業(ye) 內(nei) 流傳(chuan) ，據《經濟觀察報》8月9日報道，報告中一家醫院的工作人員證實了報告的真實性。

　　這份報告提及的很多腐敗現象十分隱秘。比如有外資醫藥企業(ye) 為(wei) 國內(nei) 權威醫療專(zhuan) 家提供專(zhuan) 屬服務安排，柯惠醫療器械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長期讚助國內(nei) 各級醫療醫藥學會(hui) 協會(hui) 舉(ju) 辦學術交流活動，並要求國內(nei) 經銷商按年銷售額的2%為(wei) 參會(hui) 醫生和專(zhuan) 家支付住宿、接送、機票等費用。

　　根據國家規定，醫護人員每年需要繼續醫學教育學分且不低於(yu) 25學分，參與(yu) 學術交流活動可獲取學分但需要繳納注冊(ce) 費用。2022年，拜耳醫藥保健有限公司等醫藥企業(ye) 為(wei) 4728名參加某省醫學會(hui) 舉(ju) 辦的40個(ge) 學術會(hui) 議的醫護人員繳納會(hui) 議注冊(ce) 費137.85萬(wan) 元。

　　而在不少藥企內(nei) 部，則會(hui) 設KA(重點客戶)部門，與(yu) 醫院建立所謂的“戰略合作關(guan) 係”，這類“自願慈善行為(wei) ”亦不少見，新京報此前報道，有醫藥代表告訴記者，去年疫情，她所在的公司給醫院“捐贈”過一萬(wan) 多瓶布洛芬，有一家戰略合作醫院缺救護車，公司就“捐贈”了一輛救護車。

　　“灰色地帶”

　　醫藥代表們(men) ，作為(wei) 合規鏈條上的關(guan) 鍵一環，時常困於(yu) “灰色地帶”。

　　盡管在張薇的講述裏，她供職的公司對“合規”十分重視，但她也坦承，在實際工作中，她不可避免要麵臨(lin) “灰色地帶”，這些“灰色地帶”也被公司默許。

　　張薇介紹說，以往在與(yu) 專(zhuan) 家對接支付講課費時，都會(hui) 清晰標注費用類別和公司名稱，但有些專(zhuan) 家卻很“避諱這種方式”，表示不願意留下任何書(shu) 麵形式的收款證明，隻接受現金，要求他們(men) “通過另外的渠道將錢從(cong) 公司套現出來”。張薇告訴記者，講課費是公司統一製定的，從(cong) 公司角度來看，這種套現形式是不合規的。“但為(wei) 了與(yu) 專(zhuan) 家搞好關(guan) 係，也隻能盡量滿足對方的要求。”

　　盡管這種灰色地帶也被公司以默許的方式存在，但當風暴來臨(lin) 時，張薇覺得自己和很多同行有被拋棄感。

　　今年四五月開始，張薇所在的公司就緊急將很多醫藥代表的工作合同的合同主體(ti) 從(cong) 總公司遷出，更改為(wei) 下屬子公司或銷售公司。她說，隨著政府部門相繼發文，8月3日時，“公司又要求我們(men) 簽承諾書(shu) ，表明如果個(ge) 人被協查，所有的行為(wei) 屬於(yu) 個(ge) 人行為(wei) ，由個(ge) 人承擔一切責任，與(yu) 公司無關(guan) 。”

　　8月12日，張薇在開會(hui) 時接到最新通知，公司的醫藥代表職位全部鎖崗，未來隻會(hui) 裁員，不再招人。最近她和同事們(men) 進行內(nei) 部的培訓學習(xi) ，隨後就要進行二季度的業(ye) 績考核。如果不達標，“很有可能整個(ge) 部門就沒有了。”

　　針對藥企的一係列行為(wei) ，李岑岩表示，藥企這樣做的目的是為(wei) 了從(cong) 法律主體(ti) 上進行風險切割，希望通過承諾書(shu) 的方式來建立防火牆，是一種“不考慮全體(ti) 的、局部的應對方法”。從(cong) 司法層麵看，簡單的一紙承諾書(shu) 並不能完全讓企業(ye) 撇清責任。司法機關(guan) 也會(hui) 關(guan) 注和考量整個(ge) 商業(ye) 賄賂的過程。

　　李岑岩說，這類通過簽協議書(shu) 、改合同，把所有責任都推給醫藥代表的內(nei) 控製度設計，不屬於(yu) 真正的合規管理建設，但這也正是“在目前反腐風暴下，整個(ge) 醫療行業(ye) 需要對未來製度設計和合規管理進行的思考”。

　　7月25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hui) 第四次會(hui) 議初次審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其中調整行賄罪法定刑，與(yu) 受賄罪法定刑相匹配，實現“行賄受賄並重處罰”。李岑岩向記者介紹，判斷單位行賄罪和個(ge) 人行賄罪的依據，需要考慮個(ge) 人與(yu) 單位之間屬於(yu) 合作關(guan) 係還是勞務關(guan) 係、單位是否有直接或間接受益等多方麵的因素進行判定。

　　在醫藥行業(ye) 的賄賂行為(wei) 中，醫療代表與(yu) 藥企之間總會(hui) 想要互相“甩鍋”。李岑岩指出，直接受益是指個(ge) 人的行賄行為(wei) 直接為(wei) 單位帶來了收益，“但很多時候企業(ye) 會(hui) 為(wei) 自己聲辯，業(ye) 務都外包出去了，與(yu) 自身無關(guan) ”，這就需要看該行賄行為(wei) 是否有間接為(wei) 單位帶來其他的交易機會(hui) ，或者說增加相關(guan) 的交易量，“綜合起來看，個(ge) 人和單位的行賄大多是需要同步承擔責任的。”

　　“合規人才非常稀缺”

　　現實過程中，形式合規向實質合規的轉變仍然困難重重。以此輪反腐風暴中的學術會(hui) 議為(wei) 例，其具體(ti) 標準線在很多受訪者看來，並不十分明晰，比如“講課費”金額到底該如何給？

　　這也指向合規落地的另一個(ge) 現實困境：業(ye) 內(nei) 受訪者提到，在業(ye) 內(nei) 已有共識的醫藥合規缺乏執行細節，而企業(ye) 內(nei) 部所製定的細則又有一定的局限性。甚至內(nei) 資外資的合規標準也有不同，據媒體(ti) 報道，目前中國藥企使用的合規規範更多依循的是中國化學製藥工業(ye) 協會(hui) (CPIA)的《醫藥行業(ye) 合規管理規範》，而外資藥企使用的是中國外商投資企業(ye) 協會(hui) 藥品研製和開發行業(ye) 委員會(hui) (RDPAC)發布的《RDPAC行業(ye) 行為(wei) 準則》(2022年修訂版)。

　　不過，在李岑岩看來，未來可能很難出台更細致的執行標準，目前已有的法律法規已經對很多問題做出了規範，但企業(ye) 還是沒有完成，“講課費到底如何給？企業(ye) 應該有自主決(jue) 定權，否則企業(ye) 也很難生存。”

　　“合規實質上是一種管理的藝術”，李岑岩說，國家發布的法律法規隻是建立一個(ge) 基本的、整體(ti) 的框架，其中具體(ti) 的執行細節和規定是需要根據企業(ye) 的不同情況進行製定的，“披著合法外衣的賄賂”無法完全依賴於(yu) 合規管理體(ti) 係而解決(jue) ，更重要的是需要企業(ye) 進行思想轉變——“不要再試圖通過違法的途徑來辦事。”

　　在一輪輪的企業(ye) 培訓中，李岑岩能明顯感到業(ye) 內(nei) 人士對“合規”更重視，她認為(wei) 目前大部分企業(ye) 仍處於(yu) 先“知行合一”中“知”的階段。在思想意識改變後，才能探討技術層麵的合規建設，這個(ge) 階段需要大量的合規人才隊伍。

　　“目前國內(nei) 的合規人才非常稀缺”，但李岑岩也指出，合規官用專(zhuan) 業(ye) 知識去促進企業(ye) 內(nei) 合規體(ti) 係的搭建，真正落實需要企業(ye) 每一個(ge) 人的參與(yu) 。“人人都應當是自己崗位範圍內(nei) 的合規官，企業(ye) 的董事長作為(wei) 企業(ye) 合規的第一責任人，業(ye) 務主管是部門合規的第一責任人，每一個(ge) 人是他自己崗位上的合規的第一責任人。”

　　此次為(wei) 期一年的反腐行動，醫藥企業(ye) 中的從(cong) 業(ye) 者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響，每個(ge) 人也在麵臨(lin) 選擇。

　　隨著醫改不斷深化，曾經靠“帶金”“人情”行走江湖的醫藥代表不斷縮減，張薇見證了這個(ge) 行業(ye) 的來來往往，有人從(cong) 事醫藥代表這行超過了15年，也有人因為(wei) 忍受不了高壓的工作狀態在入行半年內(nei) 就轉行。在張薇所生活的西北城市，這是一份收入體(ti) 麵時間相對自由的工作，她願意繼續做下去，但是她也不知道，這種工作方式未來還會(hui) 持續多久。

　　無論是張薇還是陳立，他們(men) 都在“等”，等待更具體(ti) 、切實、可操作的合規細則規範出台，這似乎注定是一個(ge) 漫長的過程，有人選擇觀望，有人選擇離開，也有人依然留在原地，不知去向。

　　(文中張薇、陳立均為(wei) 化名)

　　新京報記者 李照 實習(xi) 生 王艾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