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著自己今年的一份提案，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hui) 副主任畢井泉給記者講了一道簡單的算術題：2023年，中國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提高到66.2%，按戶籍人口計算則是47%，二者相差19個(ge) 百分點。

　　過去一年，曾任國家市場監管總局黨(dang) 組書(shu) 記的畢井泉，為(wei) 這19%的人群做了不少“市場調研”。他按照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hui) 的部署，帶領調研組開展了“加快推動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專(zhuan) 題調研。

　　3月5日開始提交全國人大代表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把加快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市民化擺在突出位置”，包括要深化戶籍製度改革，完善“人地錢”掛鉤政策，讓有意願的進城農(nong) 民工在城鎮落戶，推動未落戶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鎮基本公共服務。

　　3月6日，國家發改委主任鄭柵潔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hui) 議記者會(hui) 上表示，根據國家統計局調查，目前仍有1.7億(yi) 進城農(nong) 民工和隨遷家屬尚未在城鎮落戶，有序推進這部分人群市民化是城鎮化的首要任務。

　　畢井泉建議，以住房保障為(wei) 核心來推進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市民化。“現在我們(men) 一方麵房地產(chan) 過剩，另一方麵在城市工作的農(nong) 民工沒有住房。”他指出。

　　他的一條具體(ti) 建議是——把有穩定工作的已婚農(nong) 民工納入公租房保障範圍。他說，房屋總價(jia) 超過普通農(nong) 民工家庭年收入10倍的少數特大城市，要把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的從(cong) 事家政、餐飲、環衛、外賣服務等的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納入公租房保障範圍。此外，增加公租房和保障性租賃住房的供給，比如，可以收購爛尾樓或空置的商業(ye) 樓盤，改造為(wei) 保障性住房。

　　畢井泉說：“有房子住，把老婆孩子接來，像個(ge) 家了，才留得住人。”

　　“農(nong) 民進了城以後，他待得住、生活得下去才行。”另一位參與(yu) 調研的全國政協委員、原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hui) 副主任、國家統計局原局長寧吉喆也參加了這一主題的調研。3月5日，在政協經濟界別小組會(hui) 上，寧吉喆談到了那次調研。他認為(wei) ，這次調查研究得比較深入，聚焦了現實問題。

　　“為(wei) 國履職，為(wei) 民盡責。”他們(men) 最終形成的《加快推動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調研報告》。

　　建議300萬(wan) 人口以上城市放寬落戶限製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移動上海公司董事長陳力記得，在去年一次曆時4天的調研中，畢井泉反複在講的就是“安居樂(le) 業(ye) ”。

　　關(guan) 於(yu) 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市民化課題，陳力參加了兩(liang) 次調研。他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這個(ge) 題目太重要了。”

　　委員們(men) 走訪了重慶8個(ge) 區、河南3個(ge) 市13個(ge) 區縣，看了39家單位，包括職業(ye) 培訓學校、公租房社區、企業(ye) 和政務大廳，還與(yu) 地方政府、農(nong) 民工代表開了好幾次座談會(hui) 。

　　在鄭州一處水庫施工現場，畢井泉就地和農(nong) 民工聊工資、住房、子女就學、職業(ye) 培訓，他最關(guan) 心這個(ge) 群體(ti) 在城市裏的“安居”問題。

　　在中國移動洛陽呼叫中心，陳力也和他的“小同事”聊了起來。他注意到，“那個(ge) 年輕人雖然沒落戶，但生活在城市裏，歸屬感很強”。洛陽呼叫中心的很多員工來自農(nong) 村，但遠程服務擁有2500多萬(wan) 人口的上海。

　　“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市民化”，不光是指農(nong) 民離開農(nong) 村和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到城鎮生活居住的過程，更重要的意義(yi) 在於(yu) ，要讓他們(men) 在社會(hui) 身份、權利、公共服務等方麵實現和城鎮居民等同化。這句話出現在重要的官方文件裏——黨(dang) 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推進以人為(wei) 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加快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市民化；202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到，實施新一輪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市民化行動。

　　近年來，不同的力量在拉動著這條水平線。比如，戶籍製度持續發力，常住人口300萬(wan) 以下的城市，基本取消了落戶限製。

　　對此，畢井泉今年在提案中提出的第一條建議就是“放寬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的落戶限製”。他認為(wei) ，300萬(wan) 以下人口城市放開落戶的規定，要繼續落實好。與(yu) 此同時，300萬(wan) 以上人口大城市的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落戶限製，也要放寬。如果以50平方米住房來計算，城市房屋總價(jia) 不高於(yu) 當地農(nong) 民工家庭年收入8-10倍的城市，都可以放開落戶限製，允許購買(mai) 房屋的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就地落戶。

　　理解“19%”，要實事求是

　　陳力覺得，理解那“19%”，要看具體(ti) 情況，這是他在調研中的一個(ge) 感受。

　　在重慶和河南一些地區，他了解到，當地的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主要是“本地人”，從(cong) 鄉(xiang) 村流動到市區或省會(hui) 城市，離家不遠。有些人主觀上希望保留農(nong) 村戶口，享受的公共服務也與(yu) 市民沒有顯著差別，他們(men) 的落戶需求不高。

　　但在北京、上海、深圳這些特大型城市，情況就不太一樣了。

　　陳力也給記者講了一道算術題：上海2500萬(wan) 常住人口，有戶口的不到一半，另外1000多萬(wan) 人，來自全國各地。待久了，很多人更想留下來，沒有戶口，買(mai) 車買(mai) 房，小孩上學，確實會(hui) 遇到麻煩。

　　在他看來，一個(ge) 人，無論是不是農(nong) 業(ye) 人口，年輕時來到一座城市，想融入這座城市，把家建在這裏，找到歸屬感，“經曆著一樣的故事”。他也認為(wei) ，要解決(jue) 好那“19%”的問題。

　　陳振就在這個(ge) 數字裏麵。他屬龍，今年36歲，出生在甘肅省定西市隴西縣的一個(ge) 村莊。2006年，他剛成年，就到北京工作，當過保安，做過房產(chan) 銷售，如今是一名快遞員。

　　這些年他結了婚，有了娃，妻子是同事，孩子在老家，父母仍在務農(nong) 。

　　在北京生活16年之後，陳振說，“我沒感覺到我不是這裏的人”。他經曆了這座城市的擴大，感受過奧運會(hui) 的歡騰。他適應這裏的季節，熟悉大街小巷，還擁有很多朋友。去醫院看病他也沒覺得麻煩，因為(wei) “有社保”。

　　他從(cong) 不想離開北京，但又不得不想，買(mai) 不起房子，老了怎麽(me) 辦？他和一起出來打工的弟弟都在老家的縣城買(mai) 了房，“是條退路”。

　　這是一個(ge) 典型的農(nong) 業(ye) 人口轉移的故事。在全國政協十四屆常委會(hui) 第二次會(hui) 議上，畢井泉曾發言談過陳振這一群體(ti) 遇到的問題：人口在千萬(wan) 以上、房價(jia) 過高的特大城市，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的居住問題突出。

　　在去年的調研中，畢井泉了解到，春節過後一些農(nong) 村地區離婚率較高。其中一個(ge) 原因就是，進城務工、長時間分居的夫妻過年時才返鄉(xiang) 重聚，容易爆發矛盾。他還非常留意關(guan) 於(yu) 留守兒(er) 童心理問題的新聞，關(guan) 注他們(men) 的成長，希望推動“孩子到父母身邊去生活”。

　　“我們(men) 得從(cong) 他們(men) 的角度來考慮這些事情。”畢井泉說，“也要從(cong) 社會(hui) 的層麵去考慮。”

　　陳力也建議，適當放寬除個(ge) 別超大城市以外的落戶限製，精簡落戶積分項目，提升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向常住人口全覆蓋——這個(ge) “全”，是要把那“19%”覆蓋到，包括讓隨遷子女平等接受教育、根治農(nong) 民工欠薪問題、保障農(nong) 民工擁有社會(hui) 保險，以及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將城鎮常住人口納入住房保障政策範圍。

　　“轉移”不是戶籍的簡單遷移，也不是人口的自然流動

　　去重慶調研時，陳力和外賣員、快遞小哥、網約車司機都座談過，他覺得“這種職業(ye) 的可替代性比較高，流動性大”，歸屬感比較低。而在一家模具廠，他發現，由於(yu) 企業(ye) 對工人的技術能力要求很高，產(chan) 品有競爭(zheng) 力、有市場，農(nong) 村戶口的工人流動性不大，很多人彼此相處多年，對企業(ye) 和城市的歸屬感都很強。

　　這個(ge) 發現促使他思考，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除了社會(hui) 保障逐步跟上，國家還應該從(cong) 產(chan) 業(ye) 布局層麵有所考慮。有了政策的正向激勵，為(wei) 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穩定性付出的成本就會(hui) 低一些。

　　“我們(men) 有製度優(you) 勢，不光靠市場因素，還可以由政府對年輕人進行引導，讓他(們(men) )在達到工作年齡之前，有目標地進行學習(xi) 儲(chu) 備。”陳力說。“咱們(men) 給小孩選工作，除了興(xing) 趣愛好，還要考慮國家的長遠布局。”

　　畢井泉也指出，需要大力發展製造業(ye) ，鼓勵發明創新，為(wei) 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提供更多在城市就業(ye) 的機會(hui) 。

　　大量的“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一直在“服務”著國家的布局。有人說，1979年的蛇口工業(ye) 園，是第一代農(nong) 民工群體(ti) 打下了中國對外開放的第一根“地樁”。

　　在畢井泉看來，這些城市的建設者老去了，很多已退不回曾經的家鄉(xiang) 。他們(men) 的第二代、第三代有些就在城市裏長大，不能讓他們(men) 因為(wei) “出身”的問題，覺得這座城市“不屬於(yu) 我”。

　　“其實，我們(men) 的城市發展離不開他們(men) 。”畢井泉對記者說。

　　陳力指出，除了與(yu) 本地人共同建設城市，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的到來也拉動了城市住房、教育、養(yang) 老、醫療和休閑娛樂(le) 方麵的需求，拉動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的投入，通過新的消費與(yu) 投資釋放出更大的內(nei) 需潛力，使城市更加繁榮。

　　2022年，上海暴發新冠疫情期間，快遞員陳振曾去“支援”。當他把生活必需品一件件送到人們(men) 手裏時，“特別有成就感”。上海一解封，他迫不及待地回到北京，“趕緊回家”。

　　到2025年，還將有大量農(nong) 業(ye) 人口轉移到城鎮。陳力說，他們(men) 的市民化，不是戶籍的簡單遷移，也不是人口的自然流動，需要有一套經濟體(ti) 製和管理體(ti) 製，支撐這個(ge) 群體(ti) 從(cong) 農(nong) 村到城市生活場景的轉換。

　　與(yu) 此同時，隨著中國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步伐，農(nong) 村地區的基礎設施有了很大改善。當被問到要不要接父母來北京時，陳振笑了。他說，老家村子如今挺好，建得漂漂亮亮，啥都有，看病也方便。他邀請過，可老人不樂(le) 意來，覺得“還是家裏舒服”。但他更希望留在自己奮鬥著的北京，對他而言，這座城市除了“能掙點錢”以外，更具有“家”的意義(yi) 。

　　不僅(jin) 僅(jin) 是調研，更重要的是如何解決(jue) 問題

　　盡管過去了大半年，陳力對調研中的一些片段還印象深刻。

　　他記得走進重慶的一處安居房社區，驚歎於(yu) 它的龐大。還有一次，他和一位民營企業(ye) 家交流，因為(wei) 所在行業(ye) 不同，對方聊到企業(ye) 的季節性、用工規律等，令他覺得“豐(feng) 富了我的想法”。一位來自住建部門的政協委員，是房地產(chan) 專(zhuan) 家，說起全國的安居房，哪裏做得好，哪裏推得早，好像“心裏有本賬”，非常清楚。

　　陳力說，調研是政協委員們(men) 深入社會(hui) 、互相溝通的機會(hui) ；同時，因為(wei) 這是全國政協組織的課題，“能讓我提高政治站位看問題”。

　　他表示，當前中國的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市民化，是一項龐大的係統性工程，還存在不少問題，有些無法“一蹴而就”。比如戶籍轉移限製、市民化公共成本高、公共服務和社會(hui) 權利均等化進展緩慢等。

　　“我們(men) 不能僅(jin) 僅(jin) 是調研，更重要的是努力研究如何解決(jue) 問題。”畢井泉說。

　　作為(wei) 曾經的“政府官員”、如今的“政協委員”，畢井泉履職往往會(hui) 同時考慮兩(liang) 個(ge) 角度。政府部門在第一線，思考的是“是否具備條件做”；政協委員則更多從(cong) 專(zhuan) 業(ye) 出發，思考“應該如何做”。在他看來，政協委員提建議要更有建設性、可行性，能提到“關(guan) 鍵點”上。

　　他習(xi) 慣在說“農(nong) 民工”時加上“兄弟”二字。當年恢複高考，他考入北大經濟係前，曾在家鄉(xiang) 勞動，對土地很有感情。

　　2020年，自然資源部等7部門明確農(nong) 民的宅基地使用權可依法由城鎮戶籍子女繼承。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落戶城鎮，要不要保留農(nong) 村的宅基地？當被問到這個(ge) 問題，畢井泉的建議是：“全憑自願！讓農(nong) 民工有個(ge) 選擇。”

　　本報北京3月6日電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秦珍子 來源：中國青年報